叶兆言专栏：这个作家在德国很有名，像谁一样，得过那什么奖

德国作家马丁·莫泽巴赫

我曾经跟莫泽巴赫先生说起过《生死朗读》，这本书因为电影正在中国走红。当时只是随口问了一句，考虑到双方语言不通，对彼此作品事实上都不熟悉，我们的对话难免敷衍，难免硬头皮找话说。莫泽巴赫的反应让我吃惊，他明确表示自己与那个写《生死朗读》的家伙根本不是一类作家，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文学趣味，完全两回事。语气中颇有些不屑，记得翻译小姐用到了流行文学通俗作家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莫泽巴赫的本义，有没有误译在里面，通常情况下，一个作家没必要去这么说另一个同行。

其实我很想与莫泽巴赫谈谈“朗读”这词，在我印象中，德国人非常喜欢朗读，朗读是他们文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保留节目。我在德国的格丁根待过一个月，他们搞文学活动，用中文和德文朗读我的作品，不仅贴出很招摇的海报，而且还公开售票。日尔曼人永远都是那么认真，男士穿西装，女士是长裙，正襟危坐非常当回事。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这个随便惯了的俗人感到无所适从。“朗读”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德国人对文学的尊重，除了在德国本土，在世界各地都这样。有一年北京国际书展，德国人运来了一种非常高端的用于朗读文学作品的小木屋，配备了最好的音响设备，大家必须戴上耳机聆听。我的长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就曾经写到过这个场景，那是我的亲身经历，它充分体现了德国人办事的一丝不苟。

今年的8月下旬，莫泽巴赫又到中国来了，要为自己的新书《此前发生的事》做一系列推广活动。看了一下他的行程安排，8月22日，在北京798前沿艺术展演中心和余华进行对话。8月24日去云南昆明的大象书店，8月26日去四川的成都老书虫书店和方所书店，进行所谓的“朗读与讨论”。8月28日，去上海的同济大学，与马海默和黄燎宇对谈“文学与文学翻译”。最后才是南京，预告已经在网上发布：

叶兆言对话马丁·莫泽巴赫

时间：2015年8月30日，19:30

地点：南京先锋书店

我与莫泽巴赫见过一次面，为了这次对话活动，曾反复与中间人核实。因为自己十分困惑，记不清他的名字，不知道这个莫泽巴赫，是否就是当年来过我家的那位德国作家。安排这次活动的小姐也弄不明白，感觉是，又不敢肯定。她问过很多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的工作人员不是调走，就是不知所终，反正这事一度让我们悬而未决。后来终于查到档案，见到了原始文字记录，2009年5月26日那天，莫泽巴赫确实到过南京，确实到过我家，在我家喝过茶，聊过天。为此真应该感到惭愧，只能怪自己记性太差。

无法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对话中，我跟莫泽巴赫会说些什么。六年前在我家，因为语言障碍，好像也没说什么，我们的交流谈不上有多成功。事实上，任何一个话题都不可能深入。一方面，翻译会不断打乱我们各自的思路，另一方面，有些词，有些事，有些文学现象，三言两语根本翻译不了。翻译小姐很年轻，很天真，气氛非常友好。说起来，我们都是作家，都写小说，可是莫泽巴赫没看过我的作品，我对他也一无所知，因此聊得更多的好像还是日常生活。

我们的见面只是一种缘分，他来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顺便造访了一位作家同行。往文雅里说是一次文化交流，往通俗里说只是一次例行公事。写作从来就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作家永远是在孤军奋战，永远处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尴尬中，从这么一个角度看，文人相轻不是没有理由。然而换句话说，换一个角度思考，既然大家都是写作者，都是编故事的人，我们也就难免同志，难免战友，完全可以有精神上的相通。文人可以相轻，成为冤家对头，当然更可以惺惺相惜，相濡以沫。

为了即将到来的对话，我开始阅读莫泽巴赫，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并且很认真地读了尚未出版的《此前发生的事》电子稿。通读一部长篇小说的电子文本，对我这个老眼昏花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好在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无知状态，很显然，现在我对莫泽巴赫的了解，要远远多于他对我的了解。随口便可以说出几个相似的地方，譬如我们从小都没想到长大后会成为作家，莫泽巴赫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热爱文学，喜欢古典诗歌，但是在为儿子的未来设计上，并没有作家这个选项。

媒体提到莫泽巴赫的文学风格，往往喜欢强调他的传统和古典，大家都知道，评判一位作家，古典和传统是把模棱两可的双刃剑，它可以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既可以是褒义的好，也可以是贬义的不好，这恰恰是我在评论界所面临的窘境。我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简单或者说粗暴地被定性为某个城市的地域型作家，莫泽巴赫写来写去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我的小说总是离开不了南京的秦淮河，尽管事实并不完全这样，但是我们就这样被概括被认定，有口莫辩。

《此前发生的事》很有趣，更有趣的，当然还是貌似古典实则现代的叙述方式，说了许多故事之外的故事。德国媒体对这本书评价很高，《法兰克福汇报》以激动的语气称赞，“真正大师之作，马丁·莫泽巴赫的小说不仅是德国目前最佳作品之一，也是德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南德意志报》的评论是：“一部反映二十一世纪早期社会生活的精彩小说。”《图书交易信息专栏》说它“精彩描写了人类为超越自然所做的努力”。《汉堡晚报》的评价很干脆很简单，直截了当地说：“这本书的出版是一大幸事。”

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后，莫泽巴赫曾告诉媒体：“比他强的人有的是。”听上去非常谦虚，然而我总觉得，这种表面的客套和低调背后，显然还隐藏着更大野心，就是他相信自己还有实力，还有可能做得更好。得奖特别是得大奖，从来都是一种运气，图书热销，各式各样好评，同样可能是运气。一个伏案埋头的写作者，为宣传自己的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陌生的语言环境奔波，吃辛吃苦，这么做也很不容易。在图书市场普遍不被看好的中国大陆，很难预料莫泽巴赫会遭遇到什么，作为一个写作同行，作为一个怕热闹的人，我衷心祝愿他的新书能有不错的市场回报。休言万般皆是命，事在人为，莫泽巴赫在德国能火，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火呢。

最后还想说件往事，六年前莫泽巴赫来做客，临走时将一条淡绿色长围巾遗忘在我家。他的女翻译很快打电话过来，说莫泽巴赫很在意这条围巾，这是他太太送的礼物，是爱情的见证，对他来说很重要，希望我能用快递将它寄往上海。当天晚上，莫泽巴赫还留住在南京，我说要不要给你们送过来，女翻译连声说用不着，路途太远，没必要送，只要快递寄上海就行，现在的快递很方便，晚上她要去见女同学，否则也可以辛苦过来一趟。电话挂了，正巧我太太下班回来，说起此事，总觉得不能太相信快递，万一真弄丢了怎么办。既然人家莫泽巴赫如此在乎，慎重起见，还是送一下为好，结果是我太太开车去城市另一头的东郊酒店，将围巾亲手交给了那位年轻女翻译。

所以要说这事，是我太太觉得莫泽巴赫太太很有眼光，那条围巾确实漂亮，色彩奇妙，很有些中国水墨画的意蕴。当然也因为莫泽巴赫把爱情信物看得很重，仅仅从这小细节看，他无疑就是个重情义的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