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脑神经学家在临终前看清了人生

【编者按】英国著名脑神经学家、作家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年7月9日-2015年8月30日）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睡人》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中国被翻译成《无语问苍天》。其后，他陆续出版了《觉醒》、《单脚站立》、《错把妻子当帽子》等书，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当地时间2015年8月30日奥利佛·萨克斯因癌症病逝于纽约家中，享年82岁。

今年2月19日，已深知身患癌症、死亡将近的奥利佛·萨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我的一生》的短文。他坦言自己感到恐惧，但依旧心怀感恩，并表示自己不再去做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专注于自己、工作和朋友。澎湃新闻特对《我的一生》进行编译。

一个月前我还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甚至强壮。81岁的我仍然每天坚持游泳一英里。但我的运气似乎已被耗尽——几周前我得知我的肝脏里有多发性转移瘤（multiple metastases）。九年前，我的眼睛被发现有一种罕见的眼黑色素瘤（ocular melanoma）。在治疗辐射和激光作用下，我的眼睛瞎了。尽管眼黑色素瘤有50%转移的可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这种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它还是不幸转移了。

我感激的是，起码这九年来我还是健康的，还能工作。但现在死亡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的肝脏有三分之一被恶性肿瘤占据，尽管它可能扩散得没那么快，但它停不下来。

现在我还能选择的是，我该如何度过剩下的几个月。我必须尽我所能过得富足、深刻且有意义。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他65岁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他在1776年4月的一天写下了一部短篇自传，取名《我的一生》。

“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休谟写道，“我倒很少因疾病遭罪；更奇怪的是尽管我的身体在衰弱，可我的精神没有一刻消沉。我对学习的热情一如既往，我和大家相处得和从前一样快乐。”

我一直幸运地活过80岁，还比休谟多活了15年，我们收获了同样多的成果。我已经出版了五本书，今年春将出版一部自传（还比休谟写得长）；我还有其他几本书也快完成了。

休谟在他的自传中继续说道：“我是……一个平和、自制、开朗幽默、平易近人、对敌意有些敏感、所有感情都十分中和的人。”

在这里，我和休谟很不一样。就算我享受着爱情和友谊、没有真正的敌意，我也不会说（认识我的人也不会说）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相反，我性情激烈、狂暴、所有感情都容易极端。

而休谟文中的一行话很打动我：“很难。”他写道，“比我现在的状态更超然。”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可以从一种高度，一种观景般的视角，像是把所有零件都紧紧联在一起般地看待我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已对生活满足。

相反，我强烈地想要活着，我想要在余下的时间加深我的友谊，对每一个我爱的人告别，记录更多、旅行更多（如果心有余力的话），我想要收获新的感受和思考。

这包括我会有大胆、清晰、直率的言论；我将试着解释世界。但我也会花点时间做一些单纯有趣的（甚至也有一些愚蠢）的事。

我突然明确了自己的精力和视角。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做任何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必须专注于我自己、我的工作和我的朋友。我不再每天晚上看“新闻一小时”，我也不再关注政治或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

这不是冷漠，而是超然——我仍然非常关心中东、全球气候变暖、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但这些不再和我有关；他们属于未来。见到有天赋的年轻人，我会很快乐——即使是那些检测和诊断出我癌细胞转移的人。我觉得未来在那些可靠的年轻人手中。

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过去的10年左右，我的同龄人陆续离世。我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每当他们有人走了，我就会有一种自己的一部分被撕裂的感觉。当我们走了，没有人会再像我们这样。这个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像其他人一样。当人们死了，他们不能被取代。他们留下了不能被弥补的洞口，因为这是命运——遗传和神经的命运——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最后结束自己的一生。

我不能装出一副我没有恐惧的样子，但我主要还是心怀感恩。我爱过，被爱过；我付出过，收获过；我读书旅行，思考记录。我和这个世界有交集，尤其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别交集。

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一直是有感情、会思考的动物，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大的特权和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