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货币战争”：在抗日根据地如何印发钞票

抗战期间，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货币战争”。一方面，日伪全面推行伪钞，打击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给根据地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各根据地建立银行、发行抗币（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也叫“边币”）、抵御伪币，努力促使抗币成为根据地的主流货币。

这场金融战一度呈胶着状态，日伪货币在根据地泛滥，抗币能否顺利流通、流向何方？

出于防伪的需要，纸币应属最精细复杂的印刷品之一，然而在物资匮乏的敌后根据地，钞票如何印制、假钞如何杜绝？

新四军各根据地的金融建设得到上海地下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援，中共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对后来的历史走向有何影响？

8月31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民族救亡与复兴视野下的上海金融业”研讨会上，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围绕这些问题作了题为《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银行事业述论》的报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整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建银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中共领导建立抗日根据地后，为适应经济工作的需要开始设立金融机构，并发行货币。

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早在1937年10月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当时发行的并非正式钞票，而是延安光华商店名义的代价券，1941年2月才正式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北方的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也都从1938年起先后成立银行、发行货币。

在南方，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也促使中共将建立独立的金融机构提上日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一面在日伪占领区排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一面拿法币到解放区和国统区套购物资，使法币进一步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根据地经济的动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抗日部队的供给。

1940年，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导新四军工作时说：“日军和汪伪政权都发行了纸币，在他们的统治区发行，还千方百计吸收我根据地的物资。华中敌后抗战局面打开后，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钞票，同敌人作经济斗争。”

从这一年开始，先后有6-7家银行在新四军驻防的根据地成立。印钞厂也在艰苦的条件下运转起来，印制和发行抗币，并开展生产贷款等业务。

印钞票：票版手工制作，图案宣传抗日

新四军各根据地银行创办后，筹集印刷设备和技术人才，建立印钞厂，成为最重要的事务。

首先，寻觅合适的印钞纸就颇费周折。例如淮南银行的淮南币，起初是从大别山请来造土纸的老师傅，用麻、破布、桑树皮作原料造土纸。但土纸纸面粗糙，又没有抛光机，印出来的钞票票面看不清，无法使用。后来通过天长县的一个印刷商人，从外地运进一批一百克的道林纸和各色油墨，淮南币才终于得以在1942年诞生。

为防止伪造，印出来的票子一律用号码机打印编号，并在图案花纹上多做几处暗号，以便辨别真伪。早期淮南币面额很小，只有一角，二角、五角和一些分票。到1945年上半年，淮南印刷厂又刻制了五元、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的票面。在制刻一百元和五百元票面版时，淮南币已由1942年时的正反两套色，发展到正面的四套色，防假性能又提高了一步。

随着市场对票面种类的需求增多、纸币面额增大，印钞用的票版又成了问题。理想的情况是使用铅板、钢板制作票版，但根据地条件有限，人工雕刻的木质印钞版便成了替代方案。

淮南银行印刷厂选择用枣树木，大江银行印钞厂则选用楮树根或黄杨树根，它们的共同点是木质坚硬，经得起磨损。新四军里有不少上海来的美术家、木刻家，他们将木匠粗加工后的木板磨平、设计、雕刻成印制钞票的版子，常常几个月通宵达旦地工作。

新四军七师的青年木刻家吴耘曾这样讲述其中的曲折：

“我是一个木刻工作者，用木刻钞票却是第一遭……木刻钞票是用较硬的梨木或枣木刻的，但是版面还是经不住印刷时的磨损，越印票面线条就越粗，所以印到一定程度，就得把原版从脚踏铅印机上拿下来把线条重刻得深一点，尽量使它保持原来的摸样。当时我用的木刻刀大部分是自己造的，有的是用旧钟的发条改制的，有的是用自行车轮的钢丝做成的。为了刻制‘抗币’，就把这些简陋的刀子磨得十分锋利。”

印出来的钞票什么样呢？

吴耘曾回忆，绘制时不仅将其作为钞票来设计，还要使这一张张流通券，成为一幅幅有意义的抗日民主的宣传品。所以，钞票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产的图画为主体，再适当配合文字、印章等。

以淮南币为例，图案有农村风景、工农兵、战斗和工农生产学习等等，一百元的图案是毛泽东像。还有面额为五百元的票版，已经刻制但未发行，正面也是毛泽东像。

印钞过程中，除了技术问题、材料供应的困难外，日军的“扫荡”无疑是最具破坏性的。大江银行印刷厂就曾在敌人“扫荡”时，不得已将机器、材料和印了一半色的钞票统统打包沉入河底。日军撤退后再捞起时，各种材料和钞票都已经受湿损坏，损失巨大。

放贷款：农业和工商并行

总体而言，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银行服务范围广、业务全。

抗币、边币自成系统，发行数量较多。以淮南银行为例，抗战期间共发行淮南币38827457.27元，并成为淮南根据地唯一流通的货币，占领了金融市场。

成立得最晚的浙东抗日根据地，辐射范围包括4个行政区、14个县、44个区、372个乡、3780个保，人口228万多人，面积达11506平方公里。

除了印发自己的货币，银行还开展多种业务，最主要的是发放生产贷款。

生产贷款中主要是农业贷款，如贷款给贫农买耕牛、贷款给难民组织生产、贷款帮助淮河两岸修水利、春季贷放稻种、秋季贷放麦种等等。

工商贷款也在业务范围内。除对公营企业如被服厂、印刷厂、利华贸易商行等给予信贷支持外，为照顾各阶层，还发放小业主贷款。贫商贷款和小本贷款使一部分夫妻店、小摊贩也得到必要的资金周转。天长县铜城镇有名的群众烟厂，在1942年民办时仅有资金二三万元，常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停工，后由抗日政府投资帮助，于1944年与新群公司合并时，资本扩大到1亿多元。

保币值：如何维持货币稳定？

要维持根据地货币的稳定，三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打击假钞、抵制日伪的货币、保持币值、确立和国民政府法币的合理比价。

淮南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就是粮食，为此根据地政府尽力使粮价稳定在一元抗币能买到两斗米（一斗米合十六市斤）的水平上，棉布、盐、菜等也都是以米的等价来折算。这样，抗币的币值就一直比较稳定。群众能感到抗币等于粮食，粮食等于抗币，因此愿意使用抗币。

在淮北银号，基金准备也是边区政府所掌握的大量实物。据估计，当时淮北边区政府所有粮食就达十一万石，价值二亿元以上。其他实物如纸张、布匹、油料、烟叶等总值一亿元，还有未收回的债款七八千万元。因此抗币的扩大发行并没有引起物价的上涨。

在确定边币与法币比价问题上曾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在实践中逐渐统一了认识。1944年12月，中共华中局在同意浙东根据地设立浙东银行的复电中，即对抗币与法币的比价如何确定明确指示：“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抗币在流通筹码中将永远难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应按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比价情况是：苏中发行时抗币与法币的比价为一比五元，这个比价太低，妨碍以后的提高。皖中抗币是一比三十元。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比价一律为一比五十元。比价的提高，原则上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物价的加权指数为标准，但也不应常常变动。要采取支持生产的发行，贷物赎物，抗币即使不提价也可不完全受法币伪币膨胀而带来的损失。”这说明中共华中局对抗币发行后如何确定同法币等比价，已有充分的理论认识。

事实上，在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斗争经验为后来中共武装力量进城、能够稳住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培养的人才也为后来华中银行的成立、乃至更深远的金融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生力量。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民众的支持

由于地域相近，上海民众和新四军关系密切，不少银行印刷钞票的机器、设备，包括技术人才，也是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而获得。

如大江银行首批抗币，就是通过上海地下党员的直接帮助，才得以问世。原来在上海从事印刷工作的过雪川，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盛慕莱的联络动员，积极为大江银行印钞厂的建立而奔波。他在上海曹家渡的汪伪印钞厂和中华书局印刷厂等单位设法获得了一套钞票花边和底版，在家里勾去“储备票”上的银行名字，请一位聋哑人分别写了“大”、“江”、“银”、“行”四个大字，然后拼起来缩小，最后制成底版。他又四处招聘十一道工序的六十五名技术工人，买了一架对开胶印机、三架落面机，还有切纸机、柴油机、发电机、马达以及几十种零配件和化工材料，到达皖江区大江银行印钞厂所在地汤家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一百多万元面额为五元、二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的大江币就印制成功了。

所以，新四军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上海民众功不可没。

（本文综合整理自马长林研究员会议发言及报告，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