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一)〡何为“东亚”?为何“东亚”?

宋念申

2015-09-01 17: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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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3月16日这天,东京出版的政论新闻《时事新报》上,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题为《脱亚论》。文章提出,日本要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要拒绝与中国(支那)、朝鲜这样愚昧落后的“恶邻”为伍。
这篇文章在今天广为人知,一般认为其作者是维新思想家福泽渝吉。不过关于这点,学界颇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和我们想象相反,它发表后影响甚微:直到1933年收录于《续福泽全集》,它再没被人提起过。日本学者重新发现《脱亚论》,并且把这篇2400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国家走向相互印证,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代。而它成为讨论焦点,被普遍认定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略的先声,更晚至1960年代。
尽管文章被长期遗忘,但因“脱亚”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某种心路历程,所以在沉睡几乎百年后幽灵般苏醒。它迅速成了一个符号,象征一个国家(日本)对其所置身的共同体(亚细亚,或者东亚)曾经的态度。而对《脱亚论》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则又表现一种特定时空中的历史思考。
今年是2015年,距《脱亚论》发表,正好是130年。东亚近现代诸多转折性事件,在今年都是整年纪念: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20周年,日俄战争结束110周年,二战结束70周年。它们分别标志着东亚传统宗藩体系的崩溃、日本确立东亚霸权,以及此霸权的终结。对这几件事情的记忆,可以串联起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对于自己所处身的国家和区域在这130年来的际遇,应该有怎样的理解呢?
我想从“脱亚”的“亚”字说开去,先看看我们和这个“亚”,或者具体说是“东亚世界”,是怎样一种连结。为什么我们是“东亚”?“东亚”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学世界地理,都说世界有“七大洲”:亚、欧、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极洲。这貌似是个客观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摊开一张世界地图,疑问就来了:其他大洲都边缘清晰相对独立,为什么欧洲和亚洲明明属于一个大陆板块,却被分成两个“洲”?是,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这些“天堑”,构成了欧亚的分界,可第一,它们并不比喜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义,第二,也并未成为东西交往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横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很闹心,时不时纠结于自己姓欧还是姓亚。
所以,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位,不如说是人为的认知单位(当然严格说起来,其他“洲”也是)。制造这个亚洲概念的,是它的邻居——欧洲
“亚细亚”(Asia)一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东方。这个“东方”最早仅指希腊毗邻的所谓小亚细亚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变成了涵盖地球上近30%的陆地面积,超过60%人口的超大区域。在历史沿革中,“亚细亚”曾被分为“近东”、“中东”、“远东”等次区域,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就和 “远东”有较大重叠。经过了上世纪后半期的去殖民化运动,“远东”这个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在创造它的欧美知识界,被逐渐抛弃,代以似乎更为中性的“东亚”一词。(今天“远东”大概只在俄罗斯还作为官方概念使用。)可是较真的话,东亚(East Asia)从词源上讲,就是“东方的东方”的意思,屁股还是坐在西边的。
住在东亚的人本对“东亚”不明就里。尽管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就带来“亚细亚”这个新鲜词,也没人说:好吧,咱是“亚洲人”或“东亚人”了。东亚人接受、并自觉认同“东亚”标签,也就是从《脱亚论》发表的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这种身份的逐渐清晰,正是形成于和“欧洲”的互动
在19世纪的欧洲,东亚或者亚洲已不再是个单纯的地理存在。伴随着资本和殖民扩张,这个地域被赋予时间性,成为一个历史和文明概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大概是最早把各大文明区域纳入时间序列的人。这位唯心论者把世界历史归拢到一个“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阶梯过程,而各大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占有不同的位置。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开的儿童,近东文明(埃及、叙利亚)则像刚刚成长的少年,而且它们因为先天缺乏“自由意志”,所以停滞了,再长不大;希腊文明算是青年,而罗马文明才标志人类历史的成年。接下来,绝对精神在日耳曼世界的基督教文明那里达到最高峰。黑格尔认为,最终所有人类历史都要沿着这个路径达致“自由”,无一例外。
马克思一生受黑格尔哲学影响,他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时间性,但对他来说,物质生产才是最本质的历史动力,因此人类历史是个生产力不断进化的过程。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虽然最终它会被消灭,但其他生产方式也必然先要被资本主义取代。马克思把最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由大规模灌溉需要而产生的“东方专制主义”统治模式,导致社会过于稳定而缺乏发展动力。相对于黑格尔的全然蔑视,马克思对亚洲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抨击欧洲资本主义对亚洲的残酷殖民,另一方面则认为亚洲只有借外在冲击才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并最终加速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亚洲是专制、落后、愚昧、停滞的,反衬出欧洲的自由、先进、文明和进步。欧洲人对亚洲/中国从赞美转为批判,虽滥觞于法国的孟德斯鸠,但19世纪前,还没有谁把地理上的“亚洲”看作是人类“大一统历史”中的初级阶段,一个时间性的存在。此后,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也分析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宗教,以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只存在于奉行基督新教的国家。虽然韦伯没有把亚洲作为时间概念处理,但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亚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的反题(antithesis)来提出的。也就是说,亚洲存在的意义,在证明欧洲何以是欧洲。1885年《脱亚论》,很明显继承了黑格尔以降欧洲思想中的这一“亚洲反题”。
从那时起,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一批接触欧洲思想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明白:“哦,我们是亚洲人。”其实相对于“脱亚”之论,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建构一个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共同体,以拒斥欧洲殖民的呼声,倒是有着更大的市场。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以种族对抗、文明竞争为核心,勾勒出一个反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幻象。这一思潮随着日本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逐渐走向政治舞台,最终演变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野心。但早期中国、朝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因其中鲜明的反抗意识,都曾受到过亚细亚主义的激励。
二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席卷全球。获得独立的新中国,坚定站在被侵害被压迫的国家一边,把自己的历史命运和责任,自觉放在“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下。此时,中国对“亚洲”的身份认同,既不是地理的、文明的、种族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亚洲”是象征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标签
“亚洲”本来是别人眼中的他者。但东亚人拿来这个概念,反客为主,把他者变成主体认同了。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和中国的“亚非拉”革命观,标志着东亚人对“亚洲”概念的转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认定的“亚洲”也是以欧洲为反题的,当然,这里的欧洲同样不是地理概念:前者的欧洲是种族与文明,后者代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个漫长的转化过程,在我看来,和所谓的“现代化”(日语中叫“近代化”)息息相关,它是内外合力的结果。不过,在欧洲中心视角的长期影响之下,《脱亚论》中“亚洲反题”式的自我认知,在所有东亚国家中都曾经很流行。有一种对《脱亚论》的简化解读,就是把现代化和脱亚等同起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习惯以“愚昧、封闭、野蛮、专制”这样大而无当的帽子来否定历史,其内在逻辑和“脱亚”一脉相承,甚至智识上更为懒惰粗暴。在今天,为数众多的中国、日本、韩国知识人已意识到,“东亚”这一蕴含丰富可能性的历史载体,应该超越和欧洲/西方相对的维度,超越近代13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检视东亚(以及东亚中的每个国家)何以成为自己。因此,探讨“发现”(甚至可以说“发明”)东亚的轨迹,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我们的现代命运是如何发生和展开的,今天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区域),又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的。
“东亚”的概念虽属外来,却嫁接在这个区域内部资源上。而我们更熟悉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的概念看似内生,其实有很强的外来性和互动性。下面一篇,就谈谈这些概念是怎么回事。
 (更正:由于作者疏忽,将“脱亚论”发表日期误写为1865年,实际应为1885年。特此更正并致歉。)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东亚,脱亚论,亚细亚主义,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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