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李林:废除科举导致清朝灭亡?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5-09-10 10:5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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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立停科举,至今已有110年。科举虽然早被废除,但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理念及方式仍在影响中国社会:每年各地高考的第一名仍被称为“状元”,有些地方甚至让高考“状元”穿上袍服、戴上冠帽、拜谒先师、骑马游街,过一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瘾……这种文化上的“内在延续性”,也是科举受到持续关注和讨论的原因。
隋唐以降,科举考试成为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要制度通道,但这种社会流动的实际功效如何?公平是科考推行者的首要考量,但地域差异、家庭出身对应试结果真的没有影响吗?舞弊与防舞弊的较量,在古代的科场上如何进行?科举与王朝兴亡的关系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明朝覆亡与八股文、清朝崩溃与废科举之间,存在因果链条吗?
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李林。
李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
谈制度:贵州只出过两个文科状元,公平吗?
澎湃新闻:
关于科举考试是否促进了寒门士子向社会上层的流动,学界有些争论。您怎么看?
李林:可以说,科举选士的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从“出身本位”到“学识本位”的制度化转型。这种以定期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原本含有遏制中古贵族及世家势力的考量,自然也为平民出身的优秀人才,提供了晋身上流社会的制度通道,因而促成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重要变革。隋唐以降历代文官政府的建立,无不倚赖这一抡才制度,即便异族入主华夏也不例外。
关于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诗句,比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直观描述。何炳棣先生的名作《明清社会史论》,阐明科举如何成为明清平民出身者的“成功阶梯”,促进社会流动。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商榷,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他认为科举考试所促成的,其实是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与“循环”。艾氏的批评也提示我们,即便在社会流动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不同时代、地域、家族与个人,具体情形依然悬殊很大。
所谓登科者的“寒门出身”,主要是指其直系父祖不是贵族或高官。毕竟,培育一个子弟及第中举所需要的各种成本,真正穷困的家庭还是难以负担的,偏远地区更是如此,这当中可能涉及所谓的“公平”议题。比如明清科举史上,贵州只出了两个文科状元(有些省份甚至没有状元),一是1886年丙戌科状元赵以炯,一是1898年戊戌科状元夏同龢,他们其实都来自颇有势力的官宦之家。即便如此,他们从贵州山区到金殿夺魁的“成功阶梯”,也极为不易。所以当他们夺魁的消息传出,中外震动。要是换作直隶或江浙出了个状元,当然也是大喜事,但就不会那么轰动。
赵以炯(1857—1907),又字鹤林,贵阳花溪青岩人。贵州省第一位状元。
澎湃新闻:刚才提到公平问题,这也是古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科举既然作为帝制后期千余年间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如何保证公平?实际效果如何?
李林:是的,对于考试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而言,公平问题应当成为重要考量。你去看很多地方的贡院,当中总有一座主体建筑,就叫“至公堂”,是考试时外帘考官办公的地方。对于科举的公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从设计理念上来说,应该指出这种公平是相对的。说科举制度设计相对进步,是基于与前代的选士制度纵向比较而来。如果要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科举的设计还是有诸多“不公平”。比如除了少数特殊时期和个案,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女性应试,很多时候也完全剥夺或严格限制了商人、娼妓、优伶、皂役、胥吏及其他“贱民”及其子弟的应试权。我们只能说,科举制度极大地扩大了传统选士的社会来源,也尽量兼顾了各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
其次是执行程序,为了保证公平,严防作弊,古代科场已发展出一整套防弊体系。我们今天考场的各种防弊措施,除了在技术手段上进步之外,其中的设计程序和方法,大多可以从科场防弊条例中找到对应雏形。
这当中有些措施颇为有趣,比如为了防止“冒籍”——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为了追逐较高的考中机会而假冒籍贯应试。除了审查文件之外,还会安排专人“审音”,就是看考生能否熟练说本地方言。今天的考场大多禁带通信工具,并屏蔽无线信号。以前比较“先进”的大概也只有“飞鸽传书”,为了防弊,考前就要预买老鹰、鹞子等猛禽,如果信鸽飞起,立马拿下,也算切断了信号源。甚至今天通用的指纹识别身份的方法,乾隆年间贵州的一名巡抚就已研究过,并建议用来防止武科考试中枪手替考。不过皇帝认为这样太过琐碎,不成体统,最后没有采用。
当然,尽管科举防弊制度设计严密,对舞弊案也严加惩处,舞弊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地方层面的考试尤其如此。归根到底,科举制度只是政治体制的一环,背后涉及的是更深层的政治权力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的问题。防弊和舞弊,正如猫与老鼠、警察与小偷、医学与病毒,对立双方都不断在相互较量中提升“水平”。结果,防弊措施越严密,舞弊手段就越高超,相互促进,恶性循环。
科举考试中作弊夹带用的马甲,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谈内容:八股文罪大恶极吗?
澎湃新闻:科举考试的本意既是选拔人才,可我们今天提到科举,印象却大多是负面的,甚至觉得科举考试摧残人才,为何如此?如何看待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范进、孔乙己这类科举人物形象?在您看来,科举考试的最大缺陷在哪里?
李林:科举考试的缺陷,不在考试抡才这种方式本身,而在考试内容。原本科举考试的设计,也要求士子博通经史、熟悉典章、精于文学、长于治事,但现实中,真正做到通经致用的不多。很多人只是为了应试,背诵节本,寻求捷径。从经典中断章取义得到的教条,对处理实际政务裨益不多。这种弊病,唐初赵匡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直到晚清议论革废科举,这仍然是最为有力的指控。
科举考试的本意确实是选拔人才,准确来说是网罗人才。至于为何有摧残人才的负面印象,刚才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的确局限太多,很难获得现代知识语境中的理解。此外,在传统的社会观念及流动分层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入幕、教学,可能的体面选择不多。而要成功中举,竞争极为激烈,所以不少人终身困顿潦倒,不得一第。一部科举史,书写的虽然大多是成功者的光辉史,但背后其实是绝大多数落第者的辛酸史。
此外,这种负面印象也与时代变迁对“人才”的理解和要求变化有关。在传统中国、儒家主导的体系中,科举遴选出来的无疑都是文化精英,受到优待尊崇。但近代以来的历次剧变,彻底颠覆了既有的文化基础、政治模式、社会结构和知识范畴,也改变了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和理解。
至于范进、孔乙己这类文学形象,我想除了要从中读到对科举制度及人性丑陋的批判,也可以看到科举功名在传统乃至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想想看,为什么范进中举前后,家人、邻居、乡绅对他的态度即刻逆转,而打折孔乙己腿的丁举人,何来如此的权威?
而且,成功塑造了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吴敬梓和鲁迅,其实都考过科举。安徽全椒的吴家在清代虽然科举人才辈出,但吴敬梓只是个久试不第的秀才。当然,也不能单凭这些案例就彻底否定科举拔擢人才的功效。考试有考试的规则,古今都一样,总有遗漏的人才。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其实都习作八股、考过科举,而且都曾通过会稽县的县试和绍兴府的府试,如果再通过院试,就是正儿八经的秀才了。不过鲁迅后来进了南京的矿路学堂,没再继续考科举,周作人又接着考了几年,好像也没考到功名,后来也去了日本留学。知道这层,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周家兄弟虽然都以新文学闻名,但旧学功底都很好,而且写到与科举有关的问题都很深刻在行。
吴敬梓铜像(左)、鲁迅铜像(右)。二人都考过科举。
澎湃新闻:说到科举考试的内容,最饱受诟病和非议的自然是八股文,您对此如何看?在制度设计上,八股取士有何利弊?
李林:是的,说起科举,不少人很容易联想到八股文,并大加批判。其实八股文真正作为考试文体,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且除了八股文之外,还考策论及试帖诗。不过八股文考试放在头场,在考官阅卷和排名中占的权重很大,考生也主要钻营于此。因此,今天的人大多有八股文独霸明清科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说起科举,几乎必骂八股。不过很多时候,“八股”已经蜕变为一个代名词,甚至形容词。就像启功先生说他曾遇到有人用“八股”二字为贬义词,但竟不知这原本是一种文体的名称。
对于八股文的挞伐,历来可谓史不绝书,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比如明末有人写此仪状,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言下之意,是要将大明王朝覆亡的罪责归到八股文身上。1898年康有为奉召应对,更说出“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这类的话。国家危难之际,反思和批判人才选拔体制理所当然,但如上言论无疑还是有些过激。反过来想想,康有为若非熟读经史、精于八股,恐怕也难有机会进京应试,参与上书,得见皇帝。
如果我们不只纠缠于对八股文的价值判断,可以转而思考:为什么很多人激烈批评八股,它却仍然作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不断沿用?这当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利益均衡的“三角关系”:对朝廷而言,八股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语气,无疑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考官而言,八股是规范的标准化作文,在阅卷任务重、时间紧的条件下,有利于快速阅卷定等,按时发榜;对考生而言,有相对固定的考试范围、作文格式和优秀范文来准备应试,自然是无任欢迎,古今考生都一样。既然八股考试有这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沿用中环环相扣,陈陈相因,就不容易废除了,这有点像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除非有重大冲击,打破均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八股文只是科场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自然就扔掉了,不用太过当真。所以我们翻看明清文人的集子,绝少看到他们将八股文章收入其中。
清代八股文范文小楷抄本
谈影响:废科举导致了清朝灭亡?
澎湃新闻:晚清科举由“改”到“停”,经历了持续的争论、探索和尝试。期间出现过不少改革方案,比如保留形式、更新内容,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将科举永久停废了?
李林:对于科举制度、八股选士的改革尝试,之前曾有过多次,但最终都照旧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抡才、八股选士还是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相对公平的制度。晚清情形不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接连不断的战场失败、谈判失利、割地赔款,更在于对传统经济基础、政治秩序、文化自信和社会结构所受到的根本冲击。这时候来反思和批判抡才体制,对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指控,就更加有力。
除了主张彻底废除科举的激进派,较为温和的改革方案,就是在科考内容中加入西学、西政、西艺,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革科举。此外,也有提议建立新式学堂,革新课程,但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毕业考试合格,授予相应的科举功名。这种方案,试图将学堂培育人才的功能和科举选拔人才的功能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达到逐步过渡和缓停的目的。
1905年正式停科前的两届乡试和会试,其实已在文体上废除了八股,全考策论;内容上加入了西学和时务,淡化经学。不过,这些改革不能在短期内看到实效,难以救急。虽然就像关晓红教授所说,1905年停废科举并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但新政改革迫不得已的疾风骤雨节奏,推广学校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内外重臣的联合推动,最终还是促成了科举改革从“缓停”到“立停”的转变。其实当时的停科准备尚不充分,以致停科后立即出现很多棘手问题。
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的诏书
澎湃新闻:说到停科后的问题,有人提出,科举废除后士人叩官无路,转而抛弃皇权,甚至投奔革命,因此废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确实如此吗?废科后传统士子还有哪些出路?从长远来看,停废科举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何影响?
李林:废除科举固然加大了朝廷与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阶层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人因此而抛弃皇权,转向革命。这在废科前后出洋留学的年轻学生群体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关于废科后士人的出路,有一组学界研究较多的个案:刘大鹏和朱峙三。一个在山西太原,相对闭塞,固守经典;一个在湖北武昌,九省通衢,留意新学。一个是举人,年纪偏大;一个是秀才,正当盛年。前者较为悲观,几乎觉得天崩地陷;后者则颇为淡定,可以较好调适。可见传统士人在这种剧变中的升降沉浮,既受时代大势、制度变迁影响,也有个人的学识、能力及际遇等因素掺杂。
山西举人刘大鹏(1857—1942)故居匾额
科举的废除,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人才选拔体制的改革,但背后其实是整套教育体制和知识结构的换血。此后,传统儒学再也无法回到绝对权威的中心地位,制度的儒家因此宣告终结。科举的废除,也切断了“士”的制度性来源通道,最终导致传统“四民社会”解体。新兴的知识阶层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受到功令、朝政及乡里的束缚,他们自由流动的空间范围和职业选择更为广阔。而且他们为了追求更有利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机遇,大多向新兴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聚集。这种剧变的后果之一,就是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凋零、残破和失序。传统依靠诗书传家、科举功名来主导地方社会的缙绅阶层逐步消失,而凭借武力和经济为后盾的地方新豪强逐步兴起。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动乱和革命预埋了引线。
思想
我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者李林,关于古代科举考试与人才选拔的问题,问我吧!
李林 2015-09-09 473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科举取士,舞弊,八股文,社会流动,晚清政局,废除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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