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分之一的记忆：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战争的残酷，不曾经历的人无从感同身受。四万万，是祖辈们的记忆。

幸运的是，今天仍有亲历者的讲述让历史鲜活；但时光的尘埃终将附着，记忆的碎片只是还原现场的脆弱线索。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14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以持久而顽强的奋战，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摧毁了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妄想。

这是属于集体的创伤。

战争中有先辈们的青春，泪与鲜血，伤疤长成自豪的勋章，却唯有后人不漠视、不妄下评断的作为，之于亲历者，才有抚慰人心的力量。

聂荣臻卫士长 阮受贤 1917年生

“那一仗打得痛快。”阮受贤说的正是平型关这一仗。

在山西太原一所医院的病房里，我们见到了98岁的阮老先生。虽然他的女儿早就给我们打了招呼，老先生声音特别洪亮，但他一开口还是直接让录音机上的指数直接爆了表。

“我是第一个发现日本人的。敌人从公路来的，雁门关下来就到了平型关，雁门关高，平型关低 ，一出山口就看到了，看见了以后我跟首长报告敌人来了。首长说你不要暴露了，敌人从老爷庙下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整个摁在沟里头。” 虽然大病初愈，但阮老先生唯有说起这一段才恢复了些精神。

而这当然并不是阮受贤参加过的唯一一场战争。作为聂荣臻的卫士长，无论前往陕北，还是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或曾跟着白求恩一起救治伤员，阮老先生身边的人重复的那些细节比他现在能记得的多。

“这些故事不值得讲。”他摇摇头，努力听着周围人说的，却又沉默下去。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阮老先生把那些曾经的悲壮与激烈封存在自己的记忆中。

平型关向导曾槐之子 曾士荣

十里乔沟曾是平型关大战最激烈的战场。一条乱石深沟一眼望不到头，两侧陡峭的山坡被茂密的树木掩映。除了嗡嗡不停的虫鸣，山风穿来，即便烈日当头还是让人感觉到阵阵沁骨的凉意。

“平型关（的胜利）是地点选择得好。”曾参与过平型关战斗，任聂荣臻卫士长一职的阮受贤这样评价道。

听说有人要来了解当年平型关大战的情况，曾士荣老人拎着一筐新鲜的李子急匆匆地往回赶，顾不上喝口水就跟我们讲起当年父亲曾槐在1937年平型关战役开战前，给八路军当过向导的故事。

今年81岁的老人对于父亲早年的经历仍如数家珍，“我们这一辈都是听父亲讲平型关大捷长大的。指挥所、老爷庙、乔沟，这些地方他闭着眼都能指出来。”

那时候老百姓还不知道有八路军这个番号，但听到他们是打鬼子的，再看眼前这位首长语气和蔼，便给部队带上了山头，首长选择好位置，隐蔽下来。

“（战斗）打响了不让我父亲看，露头看，说是怕暴露目标，光听见枪炮声、手榴弹声，战士们的喊杀声。”

从这一天开始，曾士荣的父亲曾槐就一直站在革命工作的前线。清理战场，组织担架队、到地区捉汉奸，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征兵、征粮、包括做军鞋，直到解放后成为县林场护林员，并做了25年平型关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曾槐的一生与平型关的山水草木紧紧相连。

李圣存 1929年生 13岁加入八路军任通讯员 

早上6点过，李圣存老人就出门溜达去了，多年作战的习惯让他不愿多睡，甚至不愿多坐。身上佩戴的几枚纪念章叮当作响，加上院子里他自己开辟的一块“老兵会客室”，不消多打听，街坊四邻都能确切地指出他家的位置。

“三枪一刀，4个人，我是一把刀，人家三个大人都是一把枪，就消灭32个日本人去。”是老人13岁就参加八路军最光荣的一次拼杀。

“害怕也不行，还不如大胆呢，就这么想，人死了算拉倒，15年以后又是那么大。”说到这里，李圣存老人竟笑了起来，“当时小就不考虑后果，光知道表扬大会上要受表扬，给块大洋，老子这一次勇敢一点，表现好一点，团长非得要表扬我。”

他没想到凭着这股劲，闯过了炮火的年代，“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当然他更希望的是国家对老兵的补贴能更及时一些。

“不容易啊，我得对自己好一点，看我一天抽一包烟，我都抽85块的。”李圣存老人挥手朝我们道别，烈日下他的纪念章闪闪发亮，像刚点燃的烟头一样。

杨良平 1919年生

淞沪会战：第71军36师106团307步兵连

松山战役：第71军88师262团

“不是我说大话，太阳照着我，我对得起良心。部队上去打不下来，老东坡他打过来龙陵就保不住了。”97岁的杨良平在说起松山一役时，用劲跺了跺手中的拐杖，努力控制眼泪不流出来。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几乎是他军人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刻，从天黑打到天亮，再从天亮打到天黑，杨良平已记不得过了几个昼夜。“日本人真是死不投降。那个当官的，穿制服的有长刀被我打下来了，我想着把刀拿走，我拿的时候他被打得半死还砍了我一刀。我是缝了3针没下火线。”

原籍浙江新昌的杨良平，个子不高、衣着朴素，“16岁以前我读着书，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要抗日。我们小学门口有多少讨饭的乞丐，那个是‘九一八’，1931年。”

18岁，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第一次参加的战斗就是淞沪会战。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战斗中亲历的每个细节：“（江湾）有一天打得很激烈，有一个二排的兵跑来报告连长，10班班长阵亡，叫排长上去打，排长也阵亡了，牺牲了，又来报告连长，连长就叫了我了，你上去看为什么都死了，是什么道理？那个时候也是这个时候，10点来钟，我在地上趴着，飞机就在天上绕着，机枪没有打着我。我看到班长在掩体下面睡着，排长就倒在他身上，中了子弹，两个都死了，这个头上一枪打到就死了。”

杨良平顶替了机枪手，与两个弹药兵配合绕到敌后偷袭，以60余发子弹击退了日本兵的一次进攻。

战役结束，杨良平所在36师接到命令撤退，此后，四行仓库、南京大屠杀、台儿庄等等本是波澜壮阔、英勇慷慨的现场都成为他向我们颤巍巍走来时的背景。对于亲历者来说，疼痛与饥饿交织的每一天都历历在目。

一直到1944年8月1日的深夜，杨良平所在的敢死队成功绕过天险，突袭日军两处据点，并消灭据守的日军兵力。在美国轰炸机的强劲火力支援下，日军守备部队大部被消灭，日军指挥官自杀。杨良平说，“那是抗战八年最高兴的日子”。

身上的那7处伤口，有无尽的回忆，也是他的骄傲，“打仗应该为国家，为民族，九一八事变，那么可怜的事实，苦难受够了，我们不喜欢日本人打到中国来，所以我们拼命要把他们打出去，我们始终的目的，只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70多年的传奇经历匆匆掠过杨良平那双因炮弹轰炸而近乎失明的灰色眼眸，“打不死的。我就打不死的哈。”

李维岑 1925年生 龙潞游击队队员 

“某某某，已打死，某某某，已打死，某某某，已打死……”曾在龙潞游击队打过仗的李维岑老人重复着牺牲战友的名字。尽管很难从方言中分辨老人说的究竟是谁，但随着亲历者年岁的增长，清晰地被记得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

“那个子弹简直是不知昼夜的不停止，那个机枪咯，大炮咯，一夜一夜地打到亮，不停止地打到亮。”龙陵失守、保山陷落、腾冲告急，日本人烧杀抢掠的恶行，老人说起来至今仍恨得牙痒痒，但内心里他始终是坚信中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国家到处都有人看着，都还到不了江边，就把他们打下。总能把他们打下。”

王兴  1928年生 支前民夫 1944年为36师修筑工事

虽然满头白发，但87岁的王兴看起来是家里最忙的一个，比起接待接踵而至的记者媒体们，他对下地干活，招呼刚下了小牛犊的大黑牛或者去看看上个月新生的猪仔儿更有兴趣。

“当民夫，老家（宣威）保长要我们做工事，36个人28天， 40多华里。”王兴老人说起的是1944年当地政府摊派民夫任务时身为家中老大要接过的担子。

他记得，日军占领了一个叫南寨公房的地方，双方发生了交火，民夫们就趴在战壕里躲避，“放炮的士兵用手比划着瞄准，一炮一炮轰过去，土掉下来盖满头”。

“大炮架起，飞机一来要开始作战了，35军，31军，36军，180师，120师，32团开始放炮，牺牲一半，那么大的松山，差不多一个军呢。”王兴难得地叹气说，“我们翻山过路全是死人，那个时候穿的草鞋。”

而更让他痛心的是打扫战场发现指挥他们的远征军团长牺牲了。他清楚地记得团长叫李恒柱，江苏人，“团长是死了后，抬了棺木抬上去，路相当陡，下面是万丈悬崖，还有一些树木，就埋那里。”

“云南出过一个大人物，毛主席的老师，李根源李总长，他说小伙，你相当聪明，好好搞，你们是一个民族，国家要的是人啊，依靠群众力量大，独木撑不起大厦，群众路线工作就好办了。”

转身，王兴去给大黑牛添了一桶水，“当兵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出身，穿着黄衣裳，拿着枪，为国家服务，穿黄衣裳是一样，穿布衣老百姓还是一样。”

刘金国 68岁 长沙春华山战役阵亡烈士墓 义务守墓人 

7月18日，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村的吴寺冲，人头攒动。这一天，当地将举行“春华山浙江籍将士阵亡将士起灵仪式”。

从清明前开始，在这里义务守墓50年的刘金国就疲于配合各地的媒体宣传，本就瘦削的身体此时佝偻得愈发厉害。“辣不能吃，每天就是一点清粥小菜，睡也睡不长，事事都要自己操心。”儿子刘湧担心忙过这一波以后父亲的身体会出状况。

“我还在跟我儿子讲，百年之后，我一定要跟这个烈士墓安葬在一起，为什么呢，我与他们真是分不开的缘分，我们家子子孙孙一定要守墓守下去。”刘金国并未有过任何抱怨。

虽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 “中央阵亡将士”是什么意思，但奶奶寻找亲人的嘱托一直回响在刘金国的脑海中。战时，他的叔公被抓壮丁上前线后再无音讯，所以见到这一块无名墓碑被当作垫脚石践踏，刘金国于心不忍。

烈士的尸骨早已与泥土混在一起，无从分辨，但几位英烈后人手中的这一抔土，是与几十年杳无音信的亲人重逢。对刘金国而言，虽然打心底为将士们百年之后还能落叶归根而欣慰，却也一样涌动着与亲人别离般的不舍。

历史研究者呼吁，能不能从更高的层面对抗战的材料进行更系统的梳理、研究和保护？铭记往往建立在一种物理的存在上，如果这些战争的遗址都消逝了，我们又拿什么去记忆？

志愿者说，对幸存者的关爱与援助，是迫在眉睫的事，因为他们都年事已高。

曾经四万万人的激烈、慷慨或悲壮，关乎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十四万万人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