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振忠:徽商靠什么发家致富

澎湃新闻记者 石伟杰

2015-09-06 09:14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中坚,对于十六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长期从事历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研究,尤其专长于“徽学”,著有相关论著十数种,在民间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其中,《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从制度分析入手,将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此书初刊于1996年,2014年该书获选再版。我们近期采访了王教授。
王振忠
澎湃新闻:学界对于徽商的起源,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等多种说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论的?
王振忠: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徽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徽州籍商人,而是特指徽州商帮,也就是为了应对外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在这样的界定下,讨论“徽商”的起源才有意义。
至于徽商起源“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分歧,大致说来,有的是对史料的误读,有的则是概念不清引发的歧说。以“东晋说”为例,它的依据是《晋书·五行志》的记载,书中说东晋宗室司马晞未败之前,每逢宴会,便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后来,司马晞果然被迁徙到新安。因徽州在西晋时曾设新安郡,清代有人就认为,司马晞所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应与徽商经营四方有关——这也就成了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徽商起源于东晋的根据。其实,在司马晞的时代,除了地处江南的新安郡之外,西晋时期洛阳附近的司州河南郡新安县(今县西北)更加有名。根据安徽省博物馆刘和惠先生的考证,司马晞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可能是东晋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民间歌曲,其中的“新安”,应指中原的新安县,与北宋以后徽州之前身——江南的新安郡并无关联。我赞同刘先生的看法,因为东晋的新安郡尚属“深林远薮”的蛮荒之地,虽间有中原移民迁入,但当地仍以“椎髻鸟语”之人占绝大多数,尚无产生“歌舞离别之辞”的条件。所以,关于徽商源起于东晋的说法,显然是对史料的误读。
至于“南宋说”,则属于概念界定上的问题。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杭州),这对地处皖南低山丘陵的徽州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徽州木材及其他土特产经由新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在江南各地经商的徽人数量大为增加,这让后者培养出强烈的契约意识,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及从商经验。其时,也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如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祖籍是婺源,其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了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类似于此的富商巨贾,亦屡见于历史文献。不过,当时还没有看到以乡族关系为纽带开展商业竞争的商人群体。因此,还难以说徽商源起于南宋。
十多年前,《四库全书》电子检索刚刚出现,我曾借助检索写过一篇短文,叫《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结论是:“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十六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综合其他史料考察,及至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情况已极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商从明代中叶起引起了世人愈来愈多的关注。
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盐、典、木各业巨商崛起,积累了大批资金,其中有不少商业利润回馈于徽州本土,这在皖南形成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因民间资金来源充裕,一般人皆可较为便利地获得低息借贷,并通过个人信用“打会”融资,筹集规模不等的资金,藉此投资于各类生意、外出务工经商,从而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从商人口。这些从商者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商人群体,开展商业竞争。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徽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徽商老宅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重农抑商是主流,您如何看待徽商的兴起?它对士、农、工、商的格局有影响吗?
王振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策划、组织过一套历史人文地理的丛书(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当时我首先提出“区域人群”这一基本概念,是指传统时代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各地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朝奉”(徽商)、“绍兴刀笔”(绍兴胥吏和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
在我看来,这些区域人群的出现,与明代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气候,从十五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了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明清小冰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大范围歉收、游牧民族频繁南袭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却在迅速增大。根据人口史的研究,十四世纪中叶的明初,人口数量仅为七千万左右,但随着承平日久,人口迅速增长。及至十七世纪的晚明,人口峰值已接近两亿,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对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养活庞大的人口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晚明时期,“救荒”是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永乐年间编纂的《救荒本草》,在嘉靖年间曾两度再版,由此带动了多部以“救荒”为主旨的农学、植物学著作的出版热潮。与此同时,中国还从海外辗转引进了一些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
晚明时期,绍兴籍的著名官僚祁彪佳写过一篇《救荒小考》,他指出:“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田可耕者,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但占一艺,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在他看来,人多地少之处,应根据本地的乡土风俗和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出不同的谋生手段。而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只要有一艺在身,便不能算是游手好闲,这是解决“救荒”难题的根本办法。正是因为生计追求成了首要问题,各地人群需要以群体力量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诸多商帮遂风起云涌,浮沉商海。
传统的中国社会,商人居于四民之末,商业被视为市井小人之事。及至明代中叶,在“救荒”的大背景下,“治生”成了个体的头等大事,社会上遂出现不少肯定商人社会地位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四民”排序。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四民异业而同道。”而徽商在教育后代时也强调:“士商异术而同志”,“士、农、工、商皆为本业”。他们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志向不同而已,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徽州的一些民居中,看到反映昔日徽商观念的各类实物。例如,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黟县西递村,就有一副非常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徽人眼里“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此与前述祁彪佳的看法异曲同工。这些,都充分肯定了经商在个人安身立命中的地位。
黟县西递村
澎湃新闻:在谈到中国传统商人群体时,比如晋商以票号、大院而著名,那么徽商有何特色呢?
王振忠:十六世纪以来,通过不断的交往与冲突,不同区域人群的性格特征日益明显。晚明著名旅行家谢肇淛到过徽州,与徽州文人和富商大贾有过广泛接触,他在《五杂组》一书中就曾指出:“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所谓轻薄,大概是指徽商的“好色”、“好讼”。明代中叶以来,徽商无远弗届,其足迹遍布海内外,因多是男子孤身外出,追芳逐艳在所难免。在三言两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好色的“徽州朝奉”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那位觊觎杜十娘美色的富商孙富,便是来自徽州的扬州盐商。类似于此的故事深入人心,因此,徽商之好色,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另外,作为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徽商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他们在侨寓地遭遇纠纷,动辄通过诉讼官司加以解决,故而自明代以来,徽人“健讼”之名蜚声远近。
至于说“近雅”,是指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科举兴盛固然很令人骄傲,但这也意味着读书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当时,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高自标置,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成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与此一重要特色恐怕不无关系。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但在明代,徽商活动的区域更为广大。比如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都聚集了大批的徽商,这与其时南北贸易的格局密切相关。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则在北中国和西部地区。这是两者在活动区域上的不同之处。
马头墙
澎湃新闻:刚才讲到“无徽不成镇”,可见徽商分布之广,那么徽商在迁徙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持家乡文化习俗,同时又如何适应居住地文化习俗的呢?
王振忠: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胡适的这个描述相当生动。事实上,从明代开始,天下繁华都会以及山陬海隅、孤村僻壤,处处都留下徽商的足迹,极受世人关注。这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徽州人,有不少落地生根,从祖籍地缘转入新的社会圈。大约从清代前期起,大批徽州人开始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这是徽商“土著化”的一个标志。徽商要在侨寓地落地生根,当然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清代江南酱商世家潘氏,是从歙县大阜迁到苏州,他们返归祖籍扫墓时,很多习惯便都带有强烈的苏州风俗色彩。清代有的徽州日用类书刊本,分别详细罗列出徽州与苏州的礼俗,以便相互参照,直观地反映出徽商适应侨寓地文化习俗的努力。
与此同时,明清时代,在不少城市中都出现了徽商聚居区。此类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在杭州是位于钱塘江滨的江干一带,扬州、淮安集中在濒临京杭大运河的河下,而汉口则在围绕着紫阳书院(徽州会馆)的新安巷周围。这些会馆和徽人聚居区,对于侨寓异地的徽州人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移民群体要对侨寓地产生重大影响,通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移民数量庞大且分布相对集中,二是移居人口持续不断。在这方面,“徽礼”在长江中下游的广泛流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徽礼”,简单地说也就是徽州礼俗。自南宋以来,徽州民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傩坛祭仪,及至十五世纪,据说是由著名官僚程敏政将之删订增改而成《祈神奏格》,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徽州的宗教科仪。由于《祈神奏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使得徽州民间礼俗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随着它的出现及其传播,不仅使得徽州一府六县的民俗更趋“一体化”,而且,对于徽州礼俗在异地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极为流行的“徽礼”。就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扬州、汉口、景德镇等地皆有“徽礼”的流行。精密详备的徽礼,使得侨寓异地的徽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澎湃新闻:刚才还提到徽商“贾而好儒”,是讲文化的,那么徽商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王振忠:前面提到,商帮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观。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与业儒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一些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另外,因传统时代有大批人外出务工经商,这对徽州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胡适曾指出:“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胡适本人就是因家族世代在浦东经商,而得以在上海读书,获得良好的教育。
除了一般的启蒙教育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职业教育。在徽州,如果是商人之家的分家书,它的前言里通常都会提到家族的经商经历,这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教育。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发现的不少徽商撰写的自传,其实与分家书的撰写体例有关。此外,由于徽商“贾而好儒”,不少人“弃儒从商”,商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故而现存的明清商人书和商业书,以徽州保留下来的为数最多。这些商人书和商业书,或涉及经商的道德规范,指导东家、学徒如何待人接物,或详细介绍盐业、典当等的具体运作。作为家传之秘,这些商业书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经商知识和重要经验,子孙世业,历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皖南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安徽歙县江氏盐业家族
澎湃新闻:徽商的兴起与盐业垄断有关,后来走向了没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振忠:明清时代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和婺源六个县,这六县的商人统称为徽商,他们几乎是无货不居,经营的范围触及国计民生的诸多行当,其中,又以盐业、茶叶、木材和典当占最为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徽商趋于衰落,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其原因有诸多方面,主要的如清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近代外国资本的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地域商帮的崛起,等等。
当然,不同行业的商人,其衰落过程和原因都不尽相同,各个商人家族的兴衰亦是此起彼伏。以徽商的中坚力量盐商为例,道光年间清政府实施的盐政改革——改纲为票,将原先在两淮盐区实施的“纲盐法”改为“票盐法”,从根本上取消了业盐两淮的徽商之垄断特权,从而沉重打击了徽州盐商的实力。此后,咸同时期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使得长江中下游的贸易往来几乎中断,绝大多数的徽州盐商彻底衰落。由于盐商系徽州商帮之中坚力量,他们的衰落,从总体上改变了徽商的地位。
不过,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巨贾就完全退出了两淮盐业的经营。歙县上丰宋氏家族在清代前期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之一,他们在道光年间的盐政改革中虽然一度中衰,但在太平军尚未完全失败时,就冒险从江西运销淮盐,从而在战后的两淮盐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另外,歙县大盐商程颖芝也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失败之前,就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希望后者一起筹钱出来做盐业生意。此人与曾国藩的关系相当之好。在曾国藩的日记中,经常可见此人的祖孙三代与曾氏下围棋的记载。据说,曾国藩的围棋水平不高,而且有时棋风不太好,但却很喜欢下围棋,即使是在戎马倥偬之际,仍然要下围棋,大概是藉此纾缓紧张情绪吧。而与他下围棋的,都是与之关系莫逆的人。程颖芝有一子在做盐商,另一个儿子程桓生,也是曾国藩的入幕之宾,直接参与了曾氏对战后江南经济政策的擘划。程桓生长期担任盐政官员,并于同光年间两度出任两淮盐运使。从太平天国结束到清朝灭亡,为时不到五十年,而程桓生担任盐政官员的时间却长达二十多年,占了一半时间以上。因此,徽州盐商对于晚清两淮盐政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不仅程颖芝的后代在太平天国后的盐业经营中如鱼得水,而且,前述的上丰宋氏在战后的活动,也与此种官商勾结密切有关。当然,此一时期的盐商,与清代前期的徽商巨子不可同日而语。在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资本多达七八千万两白银,其中,八大总商之一的歙县棠樾鲍氏一家,就有三千多万两白银,应当是当时中国的首富。太平天国之后,徽州盐商在全国财富排行榜上的位置则大为下降。
咸同兵燹对徽商的打击极为沉重,不过,茶业和木材业在太平天国以后仍有发展。徽州茶商在战后曾一度中兴,但因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业税,茶商随即遭受沉重打击。另外,光绪中叶以后,印度、锡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洋茶开始冲击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在此背景下,洋商竞相压价,中国茶叶出口量遂日渐减少,徽州茶商内外交困,最终走向穷途末路。此外,近代钱庄、银行业的兴起,从根本上撼动了徽州典商原先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洋纱、洋布以及南洋木材的进口日增,也使得徽州布商、木商等的生意遭受严重影响。
茶业是徽商四大行当之一
澎湃新闻:刚才谈到徽商兴衰中,可以很明显看到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对此您有何评价?
王振忠:传统中国是个专制主义的集权国家,权力主宰一切,因此,政商关系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诸多问题的核心所在。徽商的四大行当是盐业、典当、木材、茶业,其中的前三项,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这指的是近代开埠之前,盐业、典当和木材业商人是最为重要的商人,而在这三大商中,徽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盐、典、木三大商皆与封建政权有着密切的纠缠。
盐业从明初的“开中法”到晚明纲盐制度之确立,再到清代中叶的“纲盐改票”等,都是直接与政府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晚明时期盐商专卖垄断特权之获得,与徽商不断向官府的“输献”有关。及至清代前期,康熙和乾隆皇帝先后分别六次南巡,接驾所花费的银两主要出自盐务经费,其中,盐商的捐输、报效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这种背景下,官府投桃报李,给予盐商诸多权益。当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时代更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首总”,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这些“总商”乃至“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拥有半官半商的身份(类似于晚清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官方盐业政策之制定,这当然也是乾嘉以后盐政日趋窳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盐业之外,典当也是徽人重点经营的行当。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当铺需要报官纳税请帖,其信用要取得官府的保证。另一方面,官府也时常将大笔公款发典生息。这些,都说明典当业与官府的关系相当密切。太平天国之后,左宗棠大幅增加典税,典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至于徽州的木材业,起源于南宋时期。及至明代,早期前往西南一带的木商,有不少就是从事“皇木”经营的商人,这些人与皇室、官府的关系亦相当密切。
最近二十年,皖南民间陆续发现大批徽商家族文书,这些资料,对于考察清代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极佳的史料。例如,前述的歙县上丰宋氏家族文书中,就有一册看似极为简单的记事簿(五行蓝丝格抄本),分栏上方依次书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仅在一些日子下记有简单的人名。不过,稍加观察便可发现,其上记录的是一些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日。记录的内容颇有规律:有官职的人物及其家人,紧跟在日期之后,排在显要的位置;而没有官衔的人物,则书写于每行的底部,这应当反映了官本位背景下作者心目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程度。记事簿的用途显然是为了按时送礼之需,希望以此拉近与官员的距离。刚才提到的那位大盐商程颖芝,据《清实录》记载,其人在安庆一带的盐铺开张时,打出的旗号竟然是“钦差大臣”,这当然是以曾国藩为其后盾。
歙县新安江畔的芳坑江氏自明代中叶起就开始外出经商,清乾隆时代曾往辽东运销茶叶,此后,长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太平天国兵燹战乱之后,转运茶叶至上海。直到晚清,随着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渐失优势,江氏茶商才日趋衰落。此一家族中的江耀华,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著名的大茶商,其人从学徒做起,后在苏州拙政园旁开设茶叶铺,曾巧遇李鸿章,受到后者赏识,遂把他介绍给广东香山买办巨商唐翘卿,让他们合伙做起大生意。据早年接触这批资料的安徽学者介绍,江耀华家中藏有李鸿章、洪钧、王文韶等达官贵人的翰墨甚多。李鸿章曾为他亲笔撰写对联:“玉树临风人集一品,芝田养秀春满四时。”与大盐商程颖芝的做法相似,江耀华在做生意时,货箱上都贴着两淮盐运司专用的封条,封条上印有“钦加二品衔总理两淮都转盐运司”的字样。这些,都是权力与资本勾肩搭背的形象写真,反映出政商关系在商业运作中的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还有一种观点说,传统中国商人致富后倾向于回乡买地,而不是像西方资本家那样将资产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了传统中国商人的衰落,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振忠:传统时代,商人致富之后,当然会有部分资金回流,用于购买土地。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时代都是如此。另外,要说传统中国商人的资本完全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购买土地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这可能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徽州人的分家惯例。在传统时代,徽商分家颇为理性,通常是“分家不分店”——也就是在分家时,一般的田产、房屋可以阄分,但店铺与祭祖的众存田产等,往往并不列入分家的范围。“分家不分店”,是为了避免因分家而导致商业竞争力的下降。分家以后,一般是在后代中挑选一位能干的人从事店铺的经营,其他的房支则以股份的形式参与每年的分红。与此同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如果有余钱,还可以“附本”经营,这不仅可以吸纳一些闲散资金,扩大再生产,而且还可让族人分享家族商业的利润回报,从而增强家族成员的内聚力。实际上,本土的家族组织与旅外的商业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家族组织,总是成为旅外商业繁荣的强有力后盾。
澎湃新闻: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兴起,徽商有过复兴吗?您觉得现在的商人群体与以前的商人群体有什么延续和不同吗?
王振忠:现代的商人群体与以前的商帮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虽然现在也有以“徽商”为名义组织的一些活动,以前我也受邀参加过一两次相关的活动。但据我了解,当代人所说的“徽商”之“徽”是指安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徽州府。除此之外,“徽商”的内涵也扩大了,现在提倡新“徽商”的人甚至提出,只要是他们心目中的“贾而好儒”,以“诚信”理念从事经营的,不管他们原先来自何方,都可以归入“徽商”的范畴,这当然与传统的徽州商帮已毫无关系。另外,传统时代徽商无业不居,但以盐业、典当、木材和茶业为四大主业,现在形势变了,旧瓶装新酒的“徽商”,当然不会有什么主业。传统商帮的形成,一是有富商巨贾的出现,二是区域内有普遍的经商风气,三是人们借助血缘和地缘关系,展开商业竞争。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当代徽商都没有复兴的迹象。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徽商,明清史,社会变迁,重农抑商,四民社会,徽礼,盐商,四大行当

继续阅读

评论(34)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