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战争|日籍八路小林宽澄：在阵前向日军发表反战喊话

【编者按】

摄影师黑明花费5年时间，走访近200个家庭，拍摄了上万张抗战老兵的照片，最终形成100个抗战老兵的故事。

大历史中个体命运沉浮，他们前半生为了共同目标奋斗，后半生的境遇则不尽相同。

澎湃新闻从中选择四位老兵，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小林宽澄，1919年9月2日生于日本前桥市满善寺的和尚世家。他的父亲小林宽真是住持，待人宽厚，学识渊博。与中国不同，日本和尚允许娶妻生子，以子承父业。父亲在小林宽澄18岁时病故，家庭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他只得放弃大学梦，就读于著名的善光寺学寮。一年之后，他通过僧侣律师考试，获得和尚资格证并回到满善寺剃度出家，皈依佛门。 如果没有战争，小林宽澄的人生或许会像父亲那样，诵经打坐、静心礼佛，面壁修行中国佛教——天台宗。

1939年，随着日军侵华战争日益高涨的形势，日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而在日本国内，这场战争被宣传为一场正义的战争，同时以“明朗华北，敌影不见”为口号大量征兵，当时的社会上已很难看到年轻男人。在镇公署的再三动员下，小林宽澄报名当兵。长年食素加之身体不好，原以为自己体检不合格的小林宽澄竟以甲种合格通过体检。“说明当时的体检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也说明征兵的难度已经很大。”小林宽澄在事后回忆中说道。

当年年底，小林宽澄以一名和尚的身份，放下木鱼和佛经，几天后得到一份红色“征兵令”，同时还得到一套被褥、军装、皮靴、自救包、水壶、饭盒、洗漱用品。 拿着这些东西，小林宽澄脱下袈裟，穿上军装，像所有应征入伍的年轻人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到亲戚朋友家去做最后的道别。

半个月后，小林宽澄突然接到军队大召集的命令，让他在当天夜里赶到栃木县政府所在地的宇都宫集合。小林宽澄告别了家人朋友，告别了陪伴他从小长大的满善寺，以及那里的晨钟、暮鼓、佛经。与近万名新兵一起，小林宽澄去到宇都宫集结，并被编入华北派遣军第12军第14师团，同时又给他配发了礼服、作战服、钢盔、刺刀和崭新的三八式步枪以及4颗手榴弹。

1940年1月10日夜，万名日本新兵紧急动身开赴前线。小林宽澄他们先乘坐一列货运火车秘密抵达东京芝浦港，随后转乘货轮，于16日晚在中国青岛登陆。

刚到青岛，就有一位日本老兵叮嘱小林宽澄战区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会送命。直到这时，小林宽澄才意识到日本国内对战争的宣传完全是虚假的。 几天后，小林宽澄从青岛被分配到山东潍坊益都新兵教育队受训。经过5个月的军事训练，清心寡欲的小林宽澄彻底跳出三界，全身心地进入到了行伍之列，并被派往战争的第一线，成为日军第12方面军第14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9步兵大队第2中队第3班的轻机枪手。这就是当时当地最有名的桐林分遣队。

如今，小林宽澄常把皇军和自己的日本战友称为鬼子兵，他说：“鬼子兵就是鬼嘛，是真的鬼，不是人！”

尽管有明确的军事纪律，但日军在大扫荡时杀人、放火、强奸，并没有约束。在小林宽澄所在的部队中，中队长小林繁、曹长森泽和军曹小队长小林新次郎每天都带3个班的战士去村里扫荡。

有一次扫荡之后，小队长带兵从村里抓来了两名女孩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当晚，只有小林宽澄和一名叫柴山的老兵没去，被小队长拧着脸骂是笨蛋。

据小林宽澄回忆，曹长和小队长就算知道抓来的只是普通百姓，也不如实报告，而是假装自己抓来的是八路，或说成是可疑分子。在当时，只要抓来八路就是成绩，抓的人数越多成绩越大，也越容易升官。为此小林宽澄和军曹小队长吵过好几架，“毕竟我是出家人，对鬼子兵的那种做法实在是看不惯。”

不过，小林宽澄出家人身份之外依然是一名军人，必须听长官命令参加战斗，他说：“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除了参加战斗，基本没做过其他坏事，比如杀老百姓，尤其是强奸妇女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做过。”

小林宽澄第一次杀人是在新兵实战训练的时候。一名日本军官让新兵围在井边，然后队长命令两个老兵出去抓来两个中国农民，先是让其中一个人跪在井口低着头，由老兵示范如何杀人，接着又用同样的方式，让新兵杀下一个农民。就是用这种杀人表演的方式，给包括小林宽澄这样的新兵打气加压，培养杀人的胆量。

作为一名机枪手，小林宽澄每次出去作战都要带300发子弹，如果是有计划的作战，至少要带足一两箱弹药。“扳机一扣就会出去5发子弹，一梭子打出去就是30发，所有的目标都是中国人”，小林宽澄回忆当时的作战情形，“作为一名军人，在当时看来服从命令听指挥，为国家打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况且本来就是一场侵略战，这绝对不能否认。”

1941年6月18日，小林宽澄的小队和往常一样，步行去到村庄扫荡，第二天下午，当他们行至一个村庄时，部队被两名八路军战士引入包围圈。在八路军的包围下，日本士兵慌忙撤退，平日里杀人如麻的小队长小林新次郎并没有太多实际作战经验，小林宽澄和他的副机枪手白土利一用机枪不停地扫射，掩护大部队撤退。几次突围不成，几十名八路军在一个小山坡下包围了小林宽澄和白土利一。

“白土，我们自杀吧。”小林宽澄说。

“好的。”白土利一回答。

作为主机枪手，小林宽澄先向副手白土利一开了三枪。“准备自杀的时候，我想起了父母和兄弟。但不管怎么想，也得死”，小林宽澄就把机关枪立在田埂上，脑袋挨着枪口，用脚趾头扣动扳机。“叭、叭、叭”，几枪之后小林宽澄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决意自杀的小林宽澄并没有死，满身是血的他被八路军战士发现。小林宽澄几次想跳入小河自杀，都被八路军战士救起，用日语对他说，“我们优待俘虏，不杀你！”

尽管当时只有自杀一条路，但这位日本老兵很后悔打死自己的战友，而自己却没死成，“我们那时候岁数都很小，平时也不懂得了解对方家里的情况，不知道他家的地址。后来回到日本很想找到他的父母，但也没有找到，也没能去安慰和报答过他的父母。”

6月19日是小林宽澄被俘的日子，也令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在被俘虏的最初几天中，小林宽澄端着日本军人的身份，拒绝进食，学习中文也只是为了做准备，向八路军提供虚假情报。

被俘第10天深夜，八路军驻地遭到日军小股部队偷袭。被惊醒的小林宽澄害怕八路军误认为是自己通风报信，而将他处决。但令小林宽澄意外的是，八路军不仅没有怀疑小林宽澄，还请这位日本俘虏去分析问题和探讨怎样对付敌人。

“从那天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就彻底变了，我觉得他们并不坏，而是我们日本鬼子坏。所以我的日本民族主义观念也就放弃了，甚至是死掉了，自己的思想也开始自由了”，小林宽澄说。

两个月后，八路军在牟平县午极镇召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小林宽澄受邀请参加了大会。他说：“我当时觉得共产党怎么那么信任我，开会回来的当天，我就自愿加入八路军。”

1941年底，小林宽澄就被派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并且参加了由杉本一夫1939年11月在山西最早成立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一反战组织。

1942年3月，小林宽澄从延安回到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科报到，成立了胶东地区觉醒联盟，组织上任命其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虽非共产党员，小林宽澄随后担任了反战同盟山东协议会的执行委员和鲁中支部、滨海支部的支部书记。

从此，在八路军和日军的无数次战斗中，小林宽澄都会在阵前向日军喊话：“我是小林宽澄，原来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19大队第2中队的，现在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支部长，我们发起的这场战争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不该来中国打仗，更不该杀人，我们这里有很多日本人都幸福地活着，欢迎你们也来参加反战组织。”时间一长，不少日本士兵都能听出小林宽澄的声音，有些人也不反对他喊话，不向他开枪。

“虽然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去前面喊话，但一个也没有被我喊过来，不过有些人也不反对我喊话，也没向我开枪。后来喊话时间长了，他们也能听出我的声音，记得有一次在新泰县龙亭区刘家洞村对准一个岗楼喊话，岗楼里的鬼子兵也向我喊，‘小林，你这个叛徒卖国贼，请你以后不要再喊了，我们是不可能投降的！’紧接着就向我射击，经过我的再次喊话，碉堡里就没有骂声了，也不再向我射击了，而是一片沉静。”

1943年春，日军在鲁中地区对八路军根据地再次发起大扫荡，尤其打出高价悬赏反战同盟队员的头颅。小林宽澄化名张熙城，被八路军安排藏在沂水县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长家中，他们在田地里挖了一个地窖，让小林宽澄藏在里面。

躲藏在地窖的那些日子里，小林宽澄专心翻译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这本书对我改变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想尽快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用到反战宣传上去，最后正式出版。”

直至日本正式投降，小林宽澄一直以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参与到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之中。

战后回到日本，小林宽澄经常四处做演讲和报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这也使他遭到日本安全部门的长期监视。直到小林宽澄85岁那年，日本警方才解除了对其整整50年的监视。

1958年，小林宽澄在日本参与成立了“八•四会”，会员都是当年参加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日本人，大多致力于向日本民众宣传和平反战。

1972年中日建交后，小林宽澄多次被邀请到北京、天津、山东、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参观访问。2005年，他应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

201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其中的一位就是已经96岁高龄的日本籍八路军战士小林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