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徒步追寻西南联大的光辉岁月

原创 吴玫 复旦商业知识

杨潇为自己的著作《重走》添加了一个副书名：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的确让人一眼看到时，就能精准地识别出该书的内涵。那么，这会不会让读者产生误解呢？比如我，蓦然遇见这本书，立刻就联想到上半年热映的纪录片《九零后》，随即就认定这是一本可与之互补的文字作品。

那就顺便提一句，由徐蓓创作的纪录片《九零后》，访问了当年就读过西南联大、如今在学术领域里成绩斐然的先生们，还原了当年战乱时，这一群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十八九岁热血青年，是如何在昆明继续他们的学业的。在已年过九旬的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前辈的回忆里，这是一段难忘的青春记忆。在物资严重缺乏的困境下，他们依旧创造出了熠熠生辉的岁月。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作者：杨潇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其实，西南联大相关的文学作品也不少。最为大家熟悉的，当属汪曾祺先生的一组以《跑警报》领衔的散文。而宗璞先生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则以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是如何坚守人格操守的。至于鹿桥先生的《未央歌》，则从小处入手，通过一群西南联大青年学子相爱相怨的故事，表现了年轻人的生命追求：积极乐观地追寻真善美。

但是可以发现，在成为西南联大之前，也就是从1937年的长沙临时大学到1938年的西南联大，其间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似乎少有人记述。作为一名记者，杨潇发挥文字记录的特长，于2018年4月8日至5月17日从长沙出发，历时41天到达昆明。重走了当年长沙临时大学辗转到达昆明的路程。对非专业研究人员的普通读者来说，读完这本书庶几能领悟，由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绝非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的事。

/ 回到1937年的夏天 /

事实上，从长沙出发后，走过湖南、贵州和云南境内的益阳、常德、桃源、官庄、沅陵、晃县、玉屏、镇远、黄平、贵定、贵阳、安顺、镇宁、晴隆、盘县、平彝和曲靖，最后抵达昆明的那一路上，杨潇始终以记者的敏锐与沿途的各色人等、山川河流、侥幸留存的地方志进行对话，一鳞半爪地还原了当年由陆路去昆明汇入西南联大的湘黔滇旅行团在路上留下的痕迹：

“天气在随时变化，雾里看山和夕阳看山就是不同的感觉。而雨中、冷风中、月光中看那未经雕琢的大自然，更有无穷的滋味……有时第一大队已攀登上一个峭拔的悬崖，回头下望只见第二大队的人们小得像蚂蚁一样，正从隔江的山头上向下行进。”——杨潇摘自“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丁则良的文章《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让我们读到了旅行团离开长沙不久，团员们情绪高涨得能有闲情逸致仰望星空的初始阶段。

等旅行团到了接近贵州的沅陵—芷江段，距离出发的日子已将近一个月。他们再看山看水，已不是刚启程时的况味：“车停了，众人爬下车，发现一只后轮出了故障，而看着汽车倾倒的方向，离路边的深渊不过三寸，‘无异从死里逃回来’。出事的地方叫火烧坳，离辰溪县尚有二十多里。故障无法修理，同车二十多人，在雪地里等了三四个钟头，不见援兵。爬到山巅瞭望，只有起伏的白色荒山，不得已，只好戴上随身行李，步行向辰溪县前进。”——杨潇从出版于1939年11月14日和11月16日的《大公报》汉口版爬梳出来的署名长诚的文章《抗战中的西南》，让我们读到了彼时湘赣滇旅行团的情绪，已比刚出发时低落了不少。

近年来不乏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影视作品

古往今来，云南的气候条件一直要好过贵州，可是，对长途跋涉后由贵州进入云南的湘赣滇旅行团的成员而言，感受就未必如此，“数不尽的小山坡”让人“厌烦得要死”：“这几日连续晴天，气温升高，越走越热，但没有大休息地，所以途中喝不到团部准备的开水，沿途树木茂盛，杜鹃遍野，却见不到一户人家，也无法讨水喝，瓶里的水喝完了，便让口干着，上下齿。上下唇黏作一团。最后，唇上干了皮，连黏也不可能了。有同学途中晕倒……”这是被杨潇写进《重走》里的湘黔滇旅行团行将近崩溃的一个场景，来自旅行团成员杨式德的日记。昆明已经近在咫尺，杨式德们非但没有表现出胜利在望的喜悦，反而那么沮丧而怨愤。

假如，一本《重走》让如上这样的叙述占了绝大部分篇幅，那么，像我这样的读者会觉得非常满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说西南联大了不起，但是，这些师生们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才百炼成钢地将自己变成传奇，特别是他们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却鲜有人论及。而杨潇用脚踏实地的文字记录，把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过的艰难险阻悉数道来，除了更进一步地交代了西南联大何以能成为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一块金字招牌，也坐实了杨潇在序言《出发：公路徒步的意义》中所定义的湘赣滇旅行团的意义：“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

/ 从2018年向过去对话 /

可惜的是，如上这样的叙述，是花插在《重走》的字里行间的。因此我很难理解：既然是要寻找西南联大，何以不让湘赣滇旅行团将长沙临时大学“走”成西南联大的故事，撑满一本《重走》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除了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外，杨潇在《重走》中还安排了些什么内容：“徒步超过20公里时，微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处的疼痛，在左脚大脚趾、肩膀、右脚脚掌、腰、右腿髋关节间轮番发作。夕阳从正前方照过来，柏油路面涂上了一层油彩，好像发生了某种卷曲。最后一两公里，尾骨也开始痛了，后来想起可能是腰椎发出的警告，好在那时我已经进入了军山铺镇。此地属于常德市汉寿县……”

《重走》作者 杨潇

这是杨潇在徒步时有关身体状况和心态的记录。那么在一本有关寻找西南联大的书中，他为什么要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呢？一个人孤独地徒步41天，一路上要克服伤病，要挣脱困境，并不容易。2018年的中国，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汽车的保有量已趋近饱和，但杨潇却用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来感受这些苦难：“我热爱走路。走路，尤其是长距离的徒步，是我衡量自己也是挑战自己的一把尺子”，杨潇写在自序里的这句表白，应该真实不虚，可我读来更觉得杨潇是想用同样的方式，体验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的不易。因而在书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详细描述了徒步过程中身体和心理受到的痛苦和变化。

然而，他又为什么要将沿途看到的乡村发展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掺杂”其中呢？就比如这一段描写：“八十年后，曲靖老城已残存无几，东门街拆了大半，新的建设尚未跟进，于是成了一个安静的临时停车场，当年这里是全程最热闹的地方，民众阅览室和邮局电报所都在这里……”同类内容至少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吧。将貌似与核心内容“寻找西南联大”不相关的所见所闻“插入”书里，是他的言语里别有它意？

他在封底上这么说：“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潇，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职业经历到底在他身上留下了浓重的印戳，以致“记者”成了他众多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一个。既然如此，他用一本书来告诉一路上等待记者的这些人，他们等的不是永远等不到的戈多——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些文章在评论杨潇的《重走：在河流、公路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时认为，杨潇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为了重走一遍当年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湘赣滇旅行团走过的路。然而，以“临时大学”“湘”“滇”三部分来记录这一心路历程，到底还是透露出了记者杨潇寄予《重走》的希望：“寻找西南联大”，当然意指寻找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西南联大，也以自己徒步的切身体验与历史进行对话，也暗示了当下人们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之间的差距所在，更用事实告诉读者，任何时候这个社会都需要西南联大的精神。有了这三部分内容，杨潇的“重走”，才是完整的。

□ 作者/吴玫

□ 封面图/来自纪录片《九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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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重走》：徒步追寻西南联大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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