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温和的声音影响欧洲左派：中情局资助的7份左翼杂志

1967年5月，一位名叫汤姆·布拉登（Tom Braden）的前中情局官员于《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了自白书，标题是：“中情局是‘不道德的’，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布拉登证实了在过去的一年左右时间里，记者陆续揭开的内幕：为了对抗前苏联的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暗中资助一大批“公民社会”群体，例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和许多社会主义欧洲联盟。布兰登写道：“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那些自称‘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们是唯一誓死捍卫共产主义的人，虽然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一样糟糕。”

为了组织反共产主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央情报局的核心努力是成立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简称CCF）。该组织成立于1950年，总部设在巴黎，聚集了一大批反极权的突出思想家。对于中情局而言，这保证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不仅仅由反动者发出，绝大部分的CCF成员隶属于各种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派或是社会主义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分散在各地的领导层，当然也包括在最高层。CCF举办各种讲座、会议、演唱会、演出和艺术画廊，例如在1952年，他们促成了波士顿交响乐团到欧洲的演出，该演出试图说服持怀疑态度的欧洲人接受美国文化的复杂性，从而使得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中占据领导地位。

CCF购买了数以千计的预付版权并免费派送，这一举动支持了那段时期许多反共产主义经典的出版，例如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但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创立了一批成熟的文学和政治杂志。CCF的旗帜性刊物是设于伦敦的Encounter，此外还有法国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奥地利的Forum、澳大利亚的Quadrant、日本的Jiyu以及拉丁美洲的Cuadernos和Mundo Nuevo等。

通过CCF以及一些更直接的手段，中情局成为二战智识生活的主要参与者，这也是美国文化部的主要工作。此举留下了一笔复杂的遗产。冷战期间，通过指出能否在独立于国家的情况下进行自我组织来区分“极权主义”和“自由”的社会，能独立组织的就是自由社会，这一判别标准司空见惯。然而许多有争论的团体，至少在某些方面经常隐蔽地用起国家权力的工具。在中情局文化工作缺位的状况下，艺术或艺术家是否将会更加具有“革命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他们愿意去冒险尝试的。杂志依然存在，在权力和自身利益交汇的黑暗之际散发出偶然的闪光点，这里列举出其中最好的7本，根据对质量、影响力和中情局的参与度组合考量进行排名。

NO.7 《新领导》

《新领导》（The New Leader）作为美国社会主义者的阵地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但到了冷战初期，它不断着眼于树立苏联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象。《新领导》的全盛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总编辑是索尔·列维塔斯（Sol Levitas）。 然而《新领导》与中央情报局的合作并不总是很顺畅，中情局觉得维塔斯的反共产主义过于凶猛、无情，太像保守党人。《新领导》一致认为苏联社会本质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无处不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之下，然而中情局想要一个更温和、“高精尖”的声音来影响欧洲的左派。尽管持有尖锐的反共产主义，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新领导》始终保持进步，这是最早一批发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的出版物之一。

《月》（Der Monat）是一份德国杂志，由纽约的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于1948年创立。在该杂志中，他试图把“文化自由”的政治理想转化为行动。1947年，他在首届德国作家大会上提出俄罗斯作家的迫害和镇压问题，引起轰动。他认为在西方的那些人应该同情俄罗斯作家，因为他们不得不常常担心秘密的警察行动，转移党派的学说很有可能使他们一夜之间被贴上“反动派的腐朽反革命工具”的标签。在分裂的德国，该杂志一开始在美国军政府的势力范围下出版，成为CCF杂志的一个重要模板，随后被纳入了CCF系统。许多人怀疑拉斯基本人是中情局成员，但他至死都否认。

《月》发表了阿多诺（Theodor Adorno）、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人的作品。

《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文学杂志，它由约翰·克劳·兰森（John Crowe Ransom）于1939年创立。知识分子和运营CCF的中情局官员都很喜欢兰森，借用兰森的文学网络招募有前景的学生和文学界的朋友来为杂志工作。甚至兰森的“新批评”方法因其避开了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审查，被看作一个典型保守的冷战分析形式，这种技术有时候被比作间谍工作，通过仔细阅读可以挖掘出隐藏的计划和意义。

《凯尼恩评论》的作者列表中有部分是几乎难以逾越的，包括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艾略特（T.S.Eliot）、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它和其他杂志，如《赫德森评论》（Hudson Review）、《塞沃尼评论》（the Sewannee Review）、《诗歌》（Poetry）、Daedalus、《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和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一起，通过CCF购买了成百上千的版权在国外发行，而且有时会直接收到赠款。这是一份小杂志带来的显著帮助。然而中情局暗中资助一事被揭露出来的几年后，这种支持就被迫停止了，于是《凯尼恩评论》在1969年不得不被迫停刊了十年。罗宾·麦考利（Robie Macauley）在被中情局雇佣的几年前，接替兰森成为《凯尼恩评论》的总编辑。

在这份名单上的所有刊物中，《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可能是与中情局联系最不紧密的一份。和《凯尼恩评论》一样，《巴黎评论》是20世纪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它的主编是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专注于发表类似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奈保尔（V.S.Naipaul）、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和乔纳森·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的文章。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是《巴黎评论》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曾经被招募进中情局，而杂志成为他最初掩饰的工具。然而，他坚持认为联系已经中断，《巴黎评论》肯定不是CCF的组成部分。2012年一篇发表在《沙龙》（Salon）上的文章指出，乔尔·惠特尼（Joel Whitney）检查了该杂志的档案，发现它与CCF甚至中情局更深层次的关系。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共享巴黎的氛围，也有共同的利益。但是该记录清楚地表明《巴黎评论》通过向CCF售卖文章的再版权获得收益。与CCF直接参与到《月》和Encounter的管理不同的是，《巴黎评论》的确受益于情报局，有间接证据表明这影响了杂志在作者人选上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巴黎评论》的案例表明如果缺乏某种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互动，一份“非政治性”且曲高和寡的文学期刊能够度过冷战时期是多么艰难。

《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在一小段时间内是最好的杂志之一。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党派评论》主要由画家乔治·莫里斯（George Morris）资助，由前卫的“文学托派”（Literary Trotskyists）控制，该派热衷于将文化上的现代主义与政治上的反斯大林主义融合起来。德尔摩·施瓦茨（Delmore Schwarz）的著名短篇小说《责任始自梦中》（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于1937年出版，还有包含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毕加索（Pablo Picasso）、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作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另一个卓越的贡献者，《党派评论》率先发布了许多批判的经典散文，包括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前卫与庸俗》（Avant Garde and Kitsch）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 ‘Camp）。该杂志在其出版历史上早早地进入了高峰期，当它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中情局支持的时候，已经丧失了一些原初的能量。尽管是一家不起眼的小杂志，但它一直坚持到了2003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将《党派评论》每一期的内容都上传到网上，让大家可以查阅到。）

总部位于伦敦的《文汇》（Encounter）被认为是CCF出版计划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创立于1953年，最开始由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担任总编辑，后来由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掌舵，但是它的文学板块许多年来都是由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策划。《文汇》定期发表英美作家的作品，包括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奥登（W.H. Auden）、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司徒·汉普郡（Stuart Hampshire）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人们常常认为这有助于英国知识界疏远社会主义而向美国展望。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曾在该杂志上表达了他“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的想法；斯诺（C.P. Snow）发表了讲述自然科学和人文的散文《两种文化》（Two Cultures）；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发表了《英国贵族》（The English Aristocracy），经典地介绍了在英国不同阶层间发音“上层或非上层”的区别。该杂志还给英文读者介绍了像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这样的作家，以及经常性地展示一些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机智博学的反共产主义作品。他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个保守的自由社会主义者》（How to be a Conservative-Liberal Socialist）是其所描述的“全能国际永远不会存在”的原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升华了 杂志中的想法。《文汇》很强大，甚至躲过了1960年代末的中情局丑闻，独立运行到1990年代初。现在Encounter杂志已经可以在网上查阅。

CCF的计划并不仅局限于欧洲，在1960年代中期它尝试改变其在拉美的安排，将目标从相对不重要的前苏联共产党改为巧妙地破坏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魅力。1965年它关闭了一本杂志Cuadernos，并在一年后推出《新世界》（Mundo Nuevo）来吸引更多的左翼作家。该报最初的主编、乌拉圭人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高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声称，他尝试打破文化冷战的宁静，并且在古巴展开了有关艺术和政治诚实的对话。

和其他隶属于CCF的杂志一样，《新世界》发表了一些关于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政策文章，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它的实用性包括对艺术家责任的捍卫，使他们成为权威的独立评论家，而不是作为革命性社会变革体制中的一部分。古巴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该杂志和CCF的关系并拒绝参与其中。尽管如此，最初几期的《新世界》杂志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功。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是一个共产主义诗人，几年前还是CCF的目标，破坏了他诺贝尔文学奖的竞选，也给杂志投了很多诗歌。《新世界》还刊发了对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采访，以及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和吉列尔莫·卡夫雷拉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奠定了拉美文学爆炸的基础。令人惊奇的是，它还发表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尚未出版的《百年孤独》中的一些片段。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因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密友谊而知名，当《新世界》与中情局的联系被揭露时，他感到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何塞·多诺索仍在他的拉美文学大爆炸回忆录中写道：《新世界》是“当时拉美文学的声音”，也处在世界文学主流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