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顾委常委李一氓回忆录出版，陈毅、乔石子女出席座谈会

9月8日，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李一氓回忆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华，中联部副部长陈凤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中联部原部长钱李仁、朱良，文化部原部长王蒙等出席了座谈会。

李一氓同志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南昌起义，亲历过长征，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是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高级知识分子。《李一氓回忆录》为李一氓同志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书中对南昌起义、上海地下工作、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许多生动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

李一氓同志是前中顾委常委，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十年，他在新时期全国的古籍人才培养及整理出版工作，以及他高达两千三百余册的词书收藏，还有他的书法造诣，都使他成为在文化界很有影响的党内领导人。

本书涉及了许多党内外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比如，李一氓同志与周恩来一起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做过毛泽东一段时间的秘书，并以毛泽东特使的身份赴成都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在上海时，他是周恩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是事关周总理清白的“伍豪事件”的见证人；抗战时期，他受中央委派，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并肩负协调二人关系的使命；他还曾担任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等职务，经历非凡。

他的回忆录，被著名党史专家何方称为“一本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的好书”。许多隐蔽战线革命家的后人说，关于上海地下工作的情况，李一氓同志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在座谈会上谈到，李一氓同志的回忆录，是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中的经典之作，实事求是的文风纵贯全书，使本书具有常读常新的价值。“年轻一代要了解党的历史，了解前辈，这部著作就是很好的教科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所原所长何方，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以及丛军（陈毅之女）、乔小东（乔石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中共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也一同出席了座谈会。

李一氓同志的女儿苏苏近日告知，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重印《李一氓回忆录》，并要我为之写一篇序。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不仅因为我和一氓同志有四十年亲密交往的情谊，更重要的还是我以为他的回忆录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很值得推广和流传。

在我看来，李一氓的《回忆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亲自动手。自己写自己的传记或回忆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当时和以前的一些老领导人来说，却是少有的。过去所看到的一些领导人写自传或回忆录的情况，多是组织一个专门班子，在领导人自己或指定的专人（如长期跟本人工作的秘书）主持和指导下，分头搜集材料、核查史实、执笔起草、集体讨论、一再修改、经本人审阅订正后出版。这除了年老体衰和还有其他工作外，资历和地位也是重要因素。按道理，李一氓也应属于这样的领导人。

他１９２５ 年入党，此后即轮番在文武两条战线上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最后于１９８５ 年９ 月在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而按当时的规定，中顾委常委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李一氓写回忆录，却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既无班子，也无助手，单枪匹马，亲自一笔一画地在稿纸上爬格子。只是最后剩下一小部分，由于白内障发展迅速，才不得不找了一位并非专业的年轻人帮助录音整理。即使如此，除了以前亲自所写有点属于业余爱好的第十章《过眼云烟》外，整个回忆录也只写到１９４９年６ 月由大连来到北京（当时称北平），此后的经历就都付之阙如了。

第二，严于律己。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许多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刮起的写回忆录之风中，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有针对性地发过一个中央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过李一氓的回忆录却破除了列宁的这一武断概括，不仅没有列宁指出的这类毛病，还显得特别谦虚，在叙述工作成绩和错误时，多是对己严对人宽，绝不夸功诿过。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皖南事变中，军部被打散后，他仿效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的做法，自行离开队伍，试图逃出敌人的包围圈，结果没能成功，就又回到部队，前后时间不到十小时。在外人看来，这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因为既有当时被围剿的严峻形势，又有领导人项、袁等可视为榜样的行为，自己只是领着几个同志效法而已，况且最后还失败了。可是一氓同志却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自行脱离部队，因而是他有生以来犯的一个最大错误，每次提起都会脸红（他的夫人王仪认为提得过重，出版时改为“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组织上安排的两个通读校订的人，钱李仁和我也没提出不同意见，就这样出版了。

还可指出一个严于律己的例子，就是抗战前夕，作为毛泽东的特使，一氓同志带着毛的亲笔信去四川见刘湘，做刘的工作。但是不巧，他到成都时，刘湘却去了武汉，并最后死于武汉，毛泽东交的任务是没法完成了，他只好回延安复命。可是一氓同志事后仍觉得做的不够，并检讨说，去四川的工作“不一定限制在刘湘这个范围，应该同时进行刘文辉、田颂尧各处的统战工作，还应该通过我三哥的老关系做老‘一军系’熊式辉部下的工作……”。对此，他感到是个遗憾。

第三，实事求是。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在写回忆录时却最不容易做到。比较普遍的毛病就是夸功诿过，编造情节，讨好领导，宣扬自己。例如和《李一氓回忆录》同一时期出版的一本比较权威的回忆录，就不够实事求是。写到长征途中，陈云奉派去上海（后赴苏联）就不仅违背事实，还添油加醋。如说陈云是和潘汉年一起离队（实际上是分开走的），还编了一些活灵活现的情景，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到哪儿去了？而事实是，

于若木并未参加长征，她和陈云结婚也是两三年以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不但没有这类荒诞的编造，而且就是一般经历的描述也都是照实写来，丝毫没有夸大或缩小的斧凿刀痕之处。中国修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尊重史实，记史以实”。这一点，《李一氓回忆录》是完全做到了。

第四，朴实无华。现在有些回忆录或自传、传记，写的像小说，对已过去多年的史实和经历，凭现在的认识和想象描写得非常生动，有声有色，对没有第三人参加的已故去的两个人的谈话，也可以编得长篇大论，对双方讲的话还打上了引号。其实，在没有速记和录音的条件下，作者又不在场，所有打引号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就是本人自己多年前说过的话，也不可能记忆准确到打引号的程度。即以被人们称颂了两千年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不能完全信以为史，而有更大的文学成分。所以鲁迅在肯定其为“史家之绝唱”的同时，也指出它是“无韵之《离骚》”。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更干脆说它只是文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并列举对吕不韦和嫪毐的描写为例，说明不可全信。李一氓曾被称为昔日“创造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文学团体）健将”，有雄厚的古文底子（尤以熟谙诗词歌赋著称）、很高的文字水平。但他在《回忆录》中却没有特别表现，而是平铺直叙、如谈家常；不但让人好读好懂，而且还会确信无疑。

第五，“不攀领导”、“不挟名人以自重”。这是一氓同志的为人之道，贯彻了一生，在本书的“自序”中还特别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全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绝不渲染，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为统战去见四川军阀刘湘的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还在长征前夕共同介绍郭沫若入党；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过一个时期；和邓小平也熟，长征时遵义会议期间还同住一屋，等等。但《回忆录》中却很少写他自己和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没有哪怕一半句带引号的对话。

他认识和接触过不少文化名人包括鲁迅，也只是有事时提一下，不作什么议论，没事时根本不提。有一次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时有关同鲁迅、“左联”等的接触写详细点，他也拒不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

最后，再交代一下我和这部《回忆录》的一点关系。一氓同志在“自序”中最后提到，“关于全稿，我请何方和陈易同志审阅过”。陈易同志，我不认识；他是怎样审阅的，我也不知道。至于说到我的“审阅”，就实在担待不起了。我同这部《回忆录》的关系，只可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我属于建议和推动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个积极分子。由于一氓同志平等待人，毫无架子，所以１９５０ 年我们一同调入驻联合国代表团后，他很快就交上了我这个小朋友。同在代表团一年半，我们已称得上莫逆之交，此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党中央指定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就一直坐在家里，或是翻阅古籍，或是练习书法，很少外出。在这最后的十年里，我们更是经常见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如果有一个月左右，我因工作忙而没有去看他，他就会打来电话，或真或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他有什么新的重要消息，也会直截了当地让我去他家，听他的转告或传达。这都说明他对我的完全信任。我对他也极为尊重，崇拜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为人和拥有广博深邃的学问。正是这种亲切的忘年交和相互信任，使我在他进入晚年时，总是担心他把脑子里的好东西带走，所以力催他以回忆录的形式留给后人。

二是一氓同志在写《回忆录》时，我多少有些参与。这是指除经常的商谈外，还有几个似成定规的做法，就是他写一大段（通常为十数八页）后，立即将打印好的稿子送我阅读修改；我也毫不客气地阅提意见。而且这并非走形式，除了文字的某些修订外，内容上也提过重要意见。

三是他的《回忆录》写完后，指定我通读两遍，对整个文章结构和各处文字做最后的校订和统改。我按他要求做完后交卷。

这就是我和《李一氓回忆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