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顾委常委李一氓：我所见证的周总理“伍豪事件”

【编者按】

2015年9月8日，《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所原所长何方、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丛军（陈毅之女）、乔小东（乔石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等出席了回忆。

《李一氓回忆录》为李一氓同志生前历时八年亲笔写成，讲述了作者亲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书中对南昌起义、上海地下工作、万里长征、皖南事变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现了许多生动的、不为人知的细节。书中也顺带提及了建国后的一些工作、生活情况，包括“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

李一氓在上海时，是周恩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成员，是事关周总理清白的“伍豪事件”的见证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李一氓回忆录》中关于“伍豪事件”的记录。

１９３１ 年８ 月底，党中央军委派我和胡公冕，同往驻在河北的孙殿英部工作。我是作为政治代表，胡公冕作为军事代表。我们到北平的第二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和孙殿英本人和他的部下都没有关系，只有胡公冕和他有点关系。我们到北平以后，也没有贸然地去到他的司令部。因此，我住在北平，先由胡公冕去找他。过了几天，胡公冕回到北平说，因为九一八事变，他的部队可能会有调动。孙表示，以共产党的名义去找他的人有好几起，他也难以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他决定，用共产党名义来的人，哪一个他暂时都不接待，意思就是婉拒我们了。我还是继续留在北平，胡公冕就回上海汇报，看下文是什么。以后胡公冕就再也没有来北平，要我在北平等东北党的交通员，带我去参加东北党的工作。因此我就只能一个人留在北平了。后来东北的交通员始终没有来。９ 月底，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又回上海去了。这样在北平共住了约一个月。

我没有到过北方，这是第一次到北平。胡公冕一走，就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谁。想来想去，这时候陈公培还住在北平，他大概住在养蜂夹道，我去看过他两次。那个时候，从城里到颐和园交通非常不方便，全是土路。要么是出西直门雇个驴子，骑驴子上颐和园，下午又骑驴子回城。要么几个人雇一辆破汽车，直去颐和园，这比骑驴子快。陈公培还陪我坐这种汽车去逛了半天颐和园，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逛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后又查到了陈启修（即陈豹隐，陈莘农）在北大当教授，我去看了他一次，这是个四川同乡。两陈原来都是党员，后来都脱党了。但他们无非是消沉罢了，并不是出于其他原因。我想，看看他们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时还可以了解一下北方的情况。

陈莘农主要是应付我，请我吃一顿饭，也没有谈什么。陈公培住在北平，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但是总不能天天去找他们。因此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我一个人从前门搬进城，住在王府井南口的华北饭店，去东安市场，步行就到了，顺路下去就一直可以去北海北京图书馆。解放后，这个华北饭店就拆掉了，没有另建什么新楼。我大部分时间就消磨在北京图书馆，多是上午十点钟以后去。那时在北京图书馆还可以吃简单的午饭。我看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太平天国的。下午再看一两个钟头，就回到旅馆。晚上一个人去东来顺吃涮羊肉。胃口很大，每次要吃四盘，还有家常饼。现在是吃不了那么多了，东来顺也不见卖家常饼这种面食了。

开始的时候只因为无聊，就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看京戏，但是渐渐地就看上瘾了。每天晚饭在东来顺吃，吃完饭就去吉祥剧院看京戏，这就成了每天的常课。那时北平的旧戏院的经营方法很奇怪，戏票全都包给了某几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常客。这些常客只要打电话给他，他就把最好的位子留给你。

在这个位子的前面，还替你准备了糖果、水果、香烟。这样，看客要担负三种费用：一、这些零食不管你吃不吃都要给钱；二、应交的戏票钱；三、每次还要给作为这些劳务的小费。这些不一定当天付清，可以三天以后付，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付，甚至可以半个月以后付。我因为连去几次，一位这样包座的人就把我当成他的常客来对待，我随时去都有好位子。位子前面也摆了些水果。我每次都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人好请，也不愿摆这个阔气。经过交涉，免去了水果，我宁愿多给一点小费。这种人在北京我记得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但是始终回忆不起来。没有办法，只得写信去请教翁偶虹和唐在忻两位，他们都是行家。他们都承认有这种经营方法，可又说不出有什么专门的称呼。但是这种人在上海有一个名称，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叫“案目”。北京的戏场还有一个习惯，头一两出都是点戏，这时一般情况下看客都到不齐，要到名角演压轴戏的时候，那才满场。

当然有些名角的压轴戏号召力并不大，再加上某些市场原因，也未必能够卖满座。我对于京戏，原来什么知识也没有，在北平住了将近一个月，大概总有一半的晚上看了京戏。当时的几位名角，如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我都看过。而这些角色在上海演出时，我却没有去看过。那时没有扩音器，一个演员要靠自己的嗓子把整个戏场压住是不容易的。在这点上，程砚秋的本领特别大。以后，我就对京戏发生一定的兴趣，并且认为这门戏剧的艺术造诣非常高，比我幼年看的家乡川戏高多了。当时的戏院还有个奇怪现象，戏院的后排座位后面，横

放一个长案，四周摆上几把空椅子，好像舞台道具一样，上面放了一个令箭牌，写上四个大字“奉命弹压”，是专为宪兵队、警察和其他类似人员看白戏准备的地方。这种办法，不仅是北洋军阀的办法，恐怕还是清王朝的办法。

我虽然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但没有多大收获，而久等东北交通也等不来，再在北京住下去，旅费也不够了，只得又回上海。

１９３２ 年２ 月１６ 至２１ 日，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忽然连续刊出：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原文照抄——一氓。）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国民党特务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

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１９３２ 年３ 月４ 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在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一百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麻烦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报纸，查出伍豪启事这一段，就告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使得周恩来无缘无故一时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不得不去找一些旁证，为自己做了辩护，写成一个送中央的大事记。那个大事记从１９３１ 年１ 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算起，分月分日，记到１９３２ 年２ 月。当时只能依靠毛泽东出来说一句话，但１９６７ 年他只批给林彪等人去“阅存”，１９６８ 年才批“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可惜那些“红卫兵”只知道周恩来化名叫伍豪，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少山的人，笔名也叫伍豪；更可惜当时周恩来不知道我们已经替他登了一个有力的否定的启事；加之“红卫兵”告状以后，没有人找潘汉年和我查问一下，那样的话，凭这个启事就可以解决问题。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原文无标点，上面启事的标点是我加的。

作为法律文件，应该如此标点，其他标点都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