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战争和难民，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有哪些？

政治冲突、战争爆发、难民增多、自然灾害，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期待着援助，在这些矛盾冲突的前线，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做着哪些努力？英国《卫报》采访了六位联合国工作人员，让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工作。

在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发生冲突交战前，我的一天从早餐与父亲喝咖啡、聊天开始，我们会讨论也门的局势发展。每年在也门有100万左右的婴儿出生，我们为他们接种疫苗以防麻疹、小儿麻痹、肺结核。自从战争爆发，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狂轰乱炸之中，白天黑夜都变得如此令人恐惧。

恐惧、压力、不安改变了一切，但作为一个也门人，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迎接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没有电力、燃料短缺，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不少压力。身为专业的儿科医生，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保证疫苗的供给。疫苗从海外运送到也门偏远地区，需要一条冷链来维持。冷冻运输链条需要燃料维持，然而也门完全依赖外部燃料供应。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危机——没有足够燃料，这里的儿童健康工作受到威胁。

另一个挑战是，战争改变了父母的优先顺序。现在他们最关心的不再是让孩子们接受疫苗，而是先确保孩子们不被轰炸波及，父母不再带孩子们出门，在家会相对安全。除此之外，燃料危机意味着交通费用的上涨，许多家庭已经负担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父母更有勇气让孩子们接受健康服务，明白接受疫苗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在支持着全国各地的卫生工作者，卫生官员要处理日益增加的人员伤亡，由于缺乏药品和燃料短缺，一些工厂已经停止生产氧气，结束肾透析服务，这样的状况使得血液中心和医院运行都受到了阻碍，如何使得免疫工作获得保障是需要我们现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些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住在距离营地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里，露天办公。每天都有难民来找我们，在以往和平时期，我们会对难民进行家访，现在由于安全问题，家访已经很少了。

我每天大概会面试2-4组人员，大约10-30人，人数多寡通常取决于难民家庭规模。我们会尽量选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永远无法回到原籍国的人、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儿童、疾病人员等。

当这些难民诉说他们的故事时，你需要有耐心，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却非常值得。当他们最终稳定下来后，你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有的人告诉我“谢谢你让我儿子活了下来，有了医疗条件；你拯救了我的生活”等等。我还曾经在叙利亚工作过，一些我当时帮助过的人，有的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医生、工程师。

我是叙利亚人，有时我觉得我的国家被摧毁了，一半的人流离失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保有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布隆迪最近在全国大选，我一天到晚都在外奔波，在选举过程中我见了所有的当地参选者，从政治领袖到选举委员以及地区总监。大多数时候，他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促使执政政府给予他们更多自由。在北部选区，这里是总统和武装部队的据点，持反对意见的人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使用外交手段，尽量促成谈判。这这点上，一些反对党领袖要求所有国际组织离开布隆迪，希望可以阻挠选举进程。但是联合国布隆迪大选观察团选择留下，当我们得知一名积极分子被逮捕时，我们会去查清被捕的具体原因，大选观察团的存在可以防止权力被大量滥用。

今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我就立刻回到了尼泊尔，负责尼泊尔廓尔喀地区（地震核心区）的粮食统筹。世界粮食计划署有物流专家组织运输、仓库管理人员，我们需要准时将食物运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我的工作从早上6:30开始，必须搞清楚哪些食物必须交付，以及如何运送到偏远村庄，使用直升机、卡车、还是骡子来运送取决于道路、气候状况。

用直升飞机将食物送到村庄是最方便的，但这样成本太高。如果用卡车或者拖拉机，那么它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因为有些道路狭窄，只能用骡子来交接食物。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天，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护好食物，并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我的工作还需要关注偏远地区，了解他们需要哪些援助。这些地方地处高海拔，如果非当地人，也许会觉得呼吸困难。但我喜欢这样工作，它带给我真正的乐趣，我可以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当任务来临时，根据合同，我们需要在72小时内（事实上会是在48或24小时）整装出发。我曾经在马里、中非共和国工作过。我祖籍是黎巴嫩，所以对叙利亚并不感到陌生。我的许多工作是在联合国驻叙利亚特使办公室的支持下进行的。我是一位政治学专家，我向机构提供建议，向它们解释不同国家的人与人之间处事方式的不同。

人们很难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易改变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在矛盾冲突中创造交流机会。2014年，叙利亚问题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与几位叙利亚妇女共事，她们经历了许多令人悲伤的事情。

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非常努力地在解决这些冲突，也许他们不总是正确的，但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有时候巨大的绝望会让人放弃这份工作。许多人都有着职业倦怠感，如果你不能好好调整，就无法长期地从事这份工作。

当我们在岛上时，往往很早就开始工作，甚至整夜无眠，因为难民在一大早就已经到达了，这里几乎没有援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听听难民的故事以及他们的需求。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兴奋，但是真正的困难还没开始，要重新开始生活并不容易，他们先得步行几十公里才能到达警察局登记信息。

我们一直在努力申请更好的援助，比如找到一个可以作为接待中心的地方。人们往往会认为，有了一个接待中心，就会吸引更多难民到来。但事实上是，即使条件越来越差，人们依然希望过来。他们不得不走上几千公里，孩子们的脚都受着折磨，来港的人数还是每天都在增加。

这个月，我们增加了与当局谈判的次数，并强调我们需要更多的水和食物，也需要为难民提供休息的空间。我这个月在希腊看到的事情，是从前从未预料过的。我曾在战区工作过，可是当你在欧洲看到和战区相同的情况时，不得不让我震惊。

从事这份工作，感情上并不好过，但是我们也被这些难民激励着。晚上我和他们一起走到渡船的港口，你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希望。对我来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几个星期后，收到他们的短信，告诉我，他们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