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荣面坊”到中央档案馆：中央文库“完璧归党”始末（下）

原创 朱国明 档案春秋

张唯一、于达、张晓梅、陈为人、韩慧如、韩慧英、李沫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娄志美、刘钊、缪谷稔、刘少文、吴成方、陈蕙英、陈来生……他们是长征途中的接力赛参赛手，每一位都从前任手中接过一座沉如山珍如金的宝库和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念，传递下去，传递下去……

鲜血与生命的接力

从1937年到1940年秋，担负领导或保管中央文库任务的有：徐强、李云、周天宝、娄志美(短暂过渡)、刘钊。

1939年上半年，原先负中央地下档案库领导之责的徐强、李云夫妇先后奉调延安，档案库交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八办”秘书长刘少文遵照中央指示将特科改编为“八办”情报系统，情报干部吴成方负起领导文库之责。

徐强，时任中共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

在经过周天宝（继陈为人之后任保管员）、娄志美两任保管员之后，1940年初春共产党员刘钊受命担起保管之责。他雇了辆独轮“老虎”拖车，将文件分散伪装后藏匿在衣服被子内与书报杂物混在一起，带上年幼的女儿装作举家乔迁，利用天刚擦黑时分，分数晚将全部文件转移到自己住的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自陈为人去世后，潘汉年安排韩慧英及子女去了湖南）。

刘钊

中央文库又在这里保藏了七八个月。那年秋天，地下电台收发报员秦鸿钧从东北来沪，组织准备将与第三国际联系的秘密电台设在这幢房内。考虑到档案库与电台同置一处不安全，而刘钊也要奉调离沪，吴成方将保管文库的任务交给刘钊的战友缪谷稔。

缪谷稔

1927年入党的缪谷稔曾化名苗国生、李念慈、陈一鸿等，是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无名英雄。他租下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小弄深处一幢石库门房屋的亭子间阁楼作库房，将四只装文件的皮箱以“私人衣物”之名藏在里面。此后一年多时间，身穿长衫的他隔三差五地从新闸路的家跑来这里“上班”，实则是照看、整理文件。逢黄梅雨季，一旦遇天气放晴还要秘密将文件取出翻晒。

1941年隆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房东老太以自家要派用场为由收回生生里出租房，还暗示“东洋人要来了，你不搬走大家都不方便”。老缪立即意识到了危机。近来风声日紧，市民人心惶惶，房东肯定对他起了疑心，转移文库刻不容缓。经上级同意，将他自己家的三层阁楼作为新的库房。

为便于搬运，他把四大箱两万余份文件拆零分装成七只箱子，趁天晏月黑四围无人之时，一连几夜雇黄包车分数次将文件运至新闸路1839号金家巷嘉运坊自己家中。有时体力不支，还叫大女儿随行帮助抬运文件。当他将最后一只箱子搬回家后，顿觉四肢无力，倚着门框不停地猛烈咳嗽。由于长年奔波辛劳，他也染上了肺疾。

妻子见状欲接过箱子，却被他阻止了，指着箱子说：“这里面全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国宝，千万要保管好，不能让外人随便进我家的屋。”妻子点点头：“我懂。”妻子虽然不是党员，但她绝对信任丈夫。缪谷稔又对她说：“从明天起，你将临时工辞掉，没事就呆在家里，尽量与外人少接触。”

妻子犹疑了一下，没有她在外找点手工针线活补贴，光靠丈夫这点七折八扣的收入是撑不起一家四口开销的。老缪看出她心思，说：“日子过得清苦些就是了，家中不能一天无人，这些箱子贵重着呢。”

三只木箱，四只藤条箱，被堆放在阁楼墙角，箱内是裹着包袱花布的文件。老缪深居简出，整天守着文库，翻查整理。天阴雨湿，他怕文件受潮发霉，每隔段日子就强扶病体，同大女儿一起将文件搬出秘密翻晒透风，傍晚前再收入箱中。而妻子则在阳台上佯装纳鞋底四顾望风。

1942年夏天，老缪终于卧病不起了，经检查，他两肺均有病菌。党组织一面关心他的病情，一面在物色新的文库保管人选。7月29日，缪谷稔的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而就在几天前，缪的上级吴成方刚命郑去过老缪家，通知他随时做好移交文库的准备。吴成方惊闻此事，打破惯例，当日亲自赶赴缪谷稔家告诉他这一凶讯。

郑文道

老缪尽管相信共产党员小郑能经受考验，绝不会出卖他和文库，但秘密工作铁的纪律令他无暇多想，他立刻支撑病体，在家人协助下，连夜将文件重新作了安排处理，准备好随时转移，并命妻子赶制布帘遮蔽伪装。不久传来小郑在狱中以跳楼方式自我牺牲的消息，老缪含泪对妻子说：“烈士用生命保护了这几只箱子，我们也要用生命去保护它。”

1942年8月初，缪谷稔完成了文库移交任务后，因病重回江阴申港老家。两年后病情恶化，长辞人寰，年仅39岁。

“自己掏钱干革命”

1942年6月，党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年轻的共产党员陈来生，当时他才23岁，却已有4年党龄。自1938年7月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出生在闸北大洋桥贫民区从小饱经忧患的铁路工人的儿子，就选定了自己毕生要走的道路。

陈来生接受任务后，租下新闸路944弄（庚庆里）过街楼下面看弄堂人住的小木屋上面的阁楼作库房，然后便带领父亲甄德荣、二弟甄福顺、三弟甄长顺、妹妹甄雨珍、甄惠民一家五人到前任老缪家中三层阁搬运档案。陈来生全家都曾在难民所接受过党的教育，他们甘冒风险跟着家里的大儿子。

1942年夏，陈来生接下了文库管理任务，当时只有23岁

当时，敌情十分严峻。日寇正在沦陷区搞“强化治安”，随时随地实行戒严、封锁。日伪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到处布岗设卡，一些主要马路的十字路口都有敌人岗哨和铁丝网，街上还有游动宪警穿梭巡逻，经常对行人进行从头到脚全身搜查，谓之“抄靶子”。为对付抗日活动，当局下令将凡是四通八达的弄堂口统统堵死，只留一个弄堂口出入。还建立保甲制度，自警团的岗哨星罗棋布……

陈来生事先已将几条转移的路线来来回回跑了无数趟，侦察敌情，摸准敌人行动规律，选定了几条可避开敌人岗哨的路线。转移档案那天，他郑重地向家人作了布置：

每次搬运都要绕过敌人岗哨走，边走边观察前方情况，如遇日伪武装警察抄靶子，千万不能流露出惊慌的神色，要很自然地转弯拐进左近弄堂或转进店铺，等抄靶子过去后再走。万一发生不测，就说自己不识字，这几包废纸是垃圾桶里捡到的，去向收购破烂的换铜板……

1942年，占领上海的日军在街上巡逻

将家人带到老缪家附近的马路边、弄堂口，混在人群中，自己则装扮成邮差到老缪家将一包包档案分别装在事先准备的邮包、面粉袋、竹篮里，经伪装后拎出来交给家人，让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路线搬到新闸路庚庆里的阁楼上，在街邻四坊看来，这一家子都是跑单帮的，搬运的都是货物及包装纸。

经过一个多月“小鱼钻网眼”“蚂蚁搬家”式的搬运，终于将全部一百多包二万余件档案安全转移到了赓庆里阁楼上。为防潮防蛀，陈来生又在每包档案中夹进几片烟叶，然后将它们靠阁楼墙壁堆起来，外面钉一层木板墙，糊上报纸，这板墙夹层就成了中央档案库。同时陈来生又租下木屋旁弄堂口一块地皮摆了卖炒货的小摊子，安排四个弟妹轮流看守摊子。白天弟妹们便以小贩身份作掩护看管档案库，晚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与文件终夜相伴。

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当初吴成方向陈来生交代接管档案库任务时，明确说：由于环境恶劣，党组织处于困难时期，暂时没有经费接济，要他自己设法解决。陈来生和父亲、两个弟弟骑自行车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军封锁线到上海郊区贩运蚕豆、面粉，以跑单帮做小贩来赚钱筹措保管文库的经费。当年采访年近古稀的陈来生时，他不胜感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自己掏钱干革命的呀！”

为了更妥善、更安全地保管档案库，陈来生向岳父借了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并以两个弟弟出面，将成都北路972弄3号他们家的街面房子隔壁一间西厢房也租赁下来，拆去西墙，改建为店面房子，经营切面、面粉生意，号“向荣面坊”。在面坊里头搭了间阁楼作保藏中央档案库之用。

他又带领父亲、弟妹一家五口以跑单帮为掩护，将原先藏在新闸路庚庆里阁楼上的档案一包一包安全地搬运到向荣面坊阁楼上，靠南北两边墙壁堆起，又变成一个“夹层库”。四邻八舍见这一家来来回回地搬面粉袋，只道面坊要开张营业，殊料袋内竟是共产党绝密档案！

1943年，陈来生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成都北路974号一间沿街的房子，上面阁楼存放档案，下面店面开设一家面粉店作掩护。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抗战胜利前夕，陈来生上级领导吴成方被日本宪兵队抓捕，陈来生闻讯立马以三弟要结婚为由租下了离家不远的新闸路488号大饼店灶披间阁楼，连夜带领全家将向荣面坊阁楼上的文库转移到此，命两个弟弟晚上睡在阁楼里照看档案。文库在这里保存了近一年，抗战胜利后吴成方获释，陈来生又率全家将文库搬回成都北路向荣面坊阁楼上，一直保藏到上海解放。

其间他还完成了两次向延安党中央的调卷，一次是1943年夏，他按中央要求的调卷目录，从二万多件档案中调出延安整风所需的几十件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并布置六名他领导的党内同志分头抄写，由地下交通辗转带到华中苏区再拍发电报到延安。另一次是1946年夏初，中央计划将保存在上海的地下文库迁往延安，陈来生按上级命令从文库中取出约五千件文件装了两只航空皮箱，送到指定地点，由刘少文以特殊身份乘飞机将文件带到西安再转送延安。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陈来生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新闸路488号后面的厨房保存。图为解放后新闸路488号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八年，近三千个日日夜夜，陈来生在荆棘丛生杀机四伏的白色恐怖环境里秘藏共产党大批机密文件，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他曾对家人交代 ：“万一我牺牲，上海解放时，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当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他终于迎来了“我们天下”的新上海，看到了解放军进城部队的雄姿。现在，他要遵照上级指示将他精心保藏日夜相伴八年的文库送交市委组织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还原一个细节：

当年市委组织部负责接收的同志清理后收下了全部文件资料，而将其中马列著作、政治理论书籍如艾思奇著作（好多是延安版本）连同许多《三打祝家庄》之类连环画退还给陈本人。中央文库中怎么还有连环画？分析下来很可能是起掩护作用的。

后记

四十年前我们这批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踏进上海市档案馆大门时，常听老一辈档案工作者讲述中央文库的故事，也深深被那些无名英雄的事迹触动心灵。

1989年，为忠实记录我党档案工作先驱们出生入死保护中央文库的英雄业绩，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局（馆）决定联袂录制纪录片《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我有幸与档案界前辈曹雁行、费云东担负编导之责，在这片领域作了番深耕，先后采访了不下二十余人，包括当年健在的文库保管员及当事人知情者。我成了一些老同志的忘年交和他们家的常客。

1981年7月10日，陈来生（左二）向中央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讲述守护中央文库的往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怀抱虔恭聆听老人絮絮追忆当年点点滴滴，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片子拍成后档案界反响不错，并获得档案科研成果二等奖。领导又指派我用文字记载下中央文库的来龙去脉，为当年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同志树碑立传，于是就有了《上海档案》杂志1989年刊载题为《壮哉，脊梁》的连载纪实文学。1991年建党七十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从7月1日起又连载了这篇五万余字的文章。

文章见报后，我收到了来自全国许多地区老同志的来信。他们都是当年地下工作者，有着与文章中人物相似的经历，有的还向我历历细数他们当年是如何保护党的地方文件的。嗣后，英雄们的事迹又被搬上荧屏，作为原著和编剧之一，我撰写了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十二集剧本。该剧作为迎接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召开的重点献礼剧目，还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以保护中央文库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一号机密》剧照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上海这座被反动当局严加控制的白区城市里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是文库卫士们在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里涉险履难，冒死守秘，初心如磐，不辱使命，用意志和生命创造的一个载入史册的奇迹。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笔者重新踏访了当年不断迁移的文库遗址，然历经几十年，如今映入眼帘的是：高楼大厦、高架桥墩、现代化新村小区、待改建住宅……

后人乘的凉，是前人栽下的树，让我们重温文库历史，致敬一个个长眠泉下的闪光名字：张唯一、于达、张晓梅、陈为人、韩慧如、韩慧英、李沫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娄志美、刘钊、缪谷稔、刘少文、吴成方、陈蕙英、陈来生……他们是长征途中的接力赛参赛手，每一位都从前任手中接过一座沉如山珍如金的宝库和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念，传递下去，传递下去……他们不图俸厚位尊，不求青史留名，是虎跃龙骧中华大地上的默默耕耘者，是共和国的脊梁。

（全文完）

杂志编辑：徐烜

新媒体编辑：方亚琪

排版：安熙坤

原标题：《从“向荣面坊”到中央档案馆：中央文库“完璧归党”始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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