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为什么也能解放男人？

【编者按】张智慧，男，女权主义者。“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执委，白丝带上海服务站召集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2015年初设立白丝带上海服务站，负责接待性别暴力、家庭暴力当事人的面对面咨询。

本文中，张智慧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论述了女权主义理论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可以解放男性。

（一）

1982年，我生于浙东天台。天台因其境内的天台山而得名，是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发祥地，也是活佛济公的故里，素有“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之美称。我的父系家族中，道教、佛教、基督教都不乏信徒。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从小就努力在多元与差异中寻找融合之道，虽然常常力不从心而几近分裂。

父母都是农民，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都大我近十岁。因为没有女儿，父母希望在计划生育全面落实前生个女孩，可是我的到来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在我出生后，同村人问我父母，是否愿意将我卖给别人，当时可以卖1000多元。母亲斩钉截铁地回复：就是讨饭也不能卖儿卖女。不过她对女儿的身份与职能的期盼，似乎也部分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大哥、二哥很早外出打工，母亲里外忙活很辛苦，便有意培养我早早参与家务劳动，所以我从小就不像一般男孩那么野，在读大学之前，课余都参与割麦种田等农活，烧饭洗衣等家务也不在话下。

在缠足祖母的教导下，我在学龄前就学会了生火煮粥为家人准备晚餐。许多女邻居不断地在父母面前夸我像“小囡”（小女孩）一样勤做家务。通过做家务，我体悟到妇女平时的辛苦。记忆中几乎很少听到来自男性长辈们的称赞。大概烧饭洗衣乃女人分内之事，男孩子擅长此道并不是什么光彩。

回想我的成长经历，虽然掺杂了一些女孩的教养方式，但更多还是按照生理性别来塑造的，而且常常因为不符合霸权男性气质而受到规训和排挤。

初中时有一次被班主任训话，大概是因为委屈，我哭了起来。她就说“男孩子，哭什么哭，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极力控制眼泪。而当亲友在公众场合流泪时，我也会不知所措，想去安慰却不知从何谈起，同时伴随有羞耻感。

关于常常被人们用来标榜男性气质的抽烟喝酒问题，我也深有感触。我们三兄弟都不抽烟。其实我也尝试过，但始终没有兴趣。我觉得酒还有点意思，但喜欢酒是一回事，被“流氓逻辑”绑架又是另一回事。许多酒酣耳热之时，往往只要一句“是男人就干了”，就不知有多少男子为了证明自己是纯爷们，掉入了陷阱。其结果是，做一个所谓“够格”的男人就要以伤害身体为代价。

大概由于我比较爱说话，而且都是一些“妇人之见”，高中时一男生为我取了一个绰号：“女客人”（天台话的意思是“媳妇、已婚妇女”）。我对“女客人”的称呼一直耿耿于怀。

在了解了父权文化的厌女特征后，我明白我的受伤感来自于内化了的男尊女卑和对女性的污名：因为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父权性别定位，使得男性一旦沾染女性色彩，就会被污名为像女人一样低价值或没有价值。“女客人”、“娘娘腔”等在表面上是在攻击男性，实际上是在继续生产“厌女”文化。

有趣的是，白丝带运动发起人考夫曼博士也曾被别人指责“像女人”，但他很坦然地说，这是对他最高的赞美。在一次酒桌上，我因为没有一口喝完一杯红酒，被一名男教授说喝酒像女人，我也如法炮制，荣耀女性，反而使该教授一时语塞。由此，想到被污名的群体可以采取拥抱污名并自我骄傲的策略，就像“劳工神圣”一样，颠覆语言秩序，旗帜鲜明地对抗文化的污名。

当地时间2013年8月27日，乌克兰基辅，当地警方对乌克兰女权主义运动组织“FEMEN”的基地进行搜查。 CFP 资料

（二）

如果没有女权主义理论，不从“性别化的人生”（朱丽亚·T·伍德的书名）的角度，重新审视我的日常生活和性别记忆，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从小日复一日地做家务，却无法自我认同。因为我内化了“男人是要做大事的”、“家务是婆婆妈妈姐姐妹妹的事”等等男女二分观念，因此我的实践和我的理念是分裂的。

我对流泪的控制和羞耻，其实剥夺了我表达软弱的权利，使我对自身的脆弱采取逃避和麻木的策略。看看，男性对自己的暴力从控制眼泪的自由流出就开始了，好惨！喝酒中的困境和对抽烟的拒绝，显示了男人身份是一种日常实践中的主体建构，个体和父权制虽然有各种自设或他设的陷阱和无物之阵，但男性解放仍然是可能的。我的实践本身说明，要做纯粹的、二元对立的刻板男人或女人，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往往是既男又女或非男非女，用流行的性别词汇，可以叫“酷儿”。

2007年秋，我到上海财经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姜云飞老师的引领下，我接触到了女权主义理论，对西方的女权运动尤其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思想有所了解。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开启我反思大学时代的精神偶像卢梭的性别偏见。

卢梭的《忏悔录》曾打动我心，他的《社会契约论》则引起我强烈共鸣，如他高喊：“人是生而平等的，却无往不在桎梏之中，自称是其它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它一切更是奴隶”。玛丽对卢梭的批评使我认识到，人人平等的理念如果不能落实到具体的男女，就很容易成为继续维护父权的口号。我同时认识到，以往从男性权威处习得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也需要接受女权主义的挑战。

波伏娃的《第二性》促使我对“生物决定论”进行比较初步的清算，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是那么理所当然地从基因、性腺、体力、速度等方面来解释男女差异。我慢慢知道自己的知识、对经验的选择和思维方式是多么强地被既有的教育和文化所束缚。波伏娃的名言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作为生理男，我很快认识到：男人也是变成的，男人需要主动改变来突破性别文化的束缚。

米利特的《性政治》让我知道了“父权制”这一女权主义的核心概念，让我从宏观视野和人类历史进程中把握性别的不平等，提醒我要从个体经验的反思，上升到对整个父权制度的批判。艾斯勒的《圣杯与剑》让我对男性统治的终结以及男女合作时代的来临充满期待。

慢慢地，我也接触到了周华山、方刚等华人学者关于“男性解放”的论述，进而接触到康奈尔等人的男性研究。

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反思自己的社会性别角色，思考自己如何被塑造成今天的模样，我开始觉得在中国推进男性研究和男性解放运动很有必要，因此决定投身男性研究，并在2012年初和姜老师组建“性别·心理成长沙龙”，在上海财大不定期地举办与社会性别和心理成长相关的读书会和讲座等活动。

读研期间，我也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成长。我读了阿德勒、弗洛姆、霍尔奈、马斯洛等人的一些书籍，感觉对自身的帮助很大，我也尝试记录自己的梦，并做一些自我分析。比如，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中谈到的“自卑情结”、早期记忆和对老幺的分析，就让我感触良多；霍尔奈关于文化和个体的神经症分析，激发我对自我和文化进行持久诊断的兴趣。女权主义和心理学对个体经验的重视，使我在每次阅读时都尽可能地自我卷入，边阅读边自我分析，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改变的途径，并不时向师友切磋讨教。

本科期间，我读的是工科，却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白日梦。读研之后，女权主义是我在文学逐梦中继续求索人生，沟通自身经验与信仰的桥梁。戴上女权主义的眼镜和助听器后，我看见了未曾看过的世界，听到了未曾听过的声音，很多成长中的困惑也随之解开。我越来越觉得，女权主义是自我疗救和社会解放的工具。实践女权主义，需要不断地直面痛苦，不断地倾听生命内在的渴望，不断地突破束缚，不断地活出未来。当然，还是老话说得好：路在脚下，从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