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何欢迎难民：除了公义和历史，企业界也看到了机遇

债务危机尚未平息，欧洲在这个夏天又陷入了错综复杂的难民危机。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通道，浩浩荡荡的难民大军仿佛民族大迁徙，伛偻提携，从希腊出发，经由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入西欧和北欧。

相对自由化的难民政策和较高的难民安置标准，使德国成为大批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首选的目的地国，也使德国成为本轮难民危机的焦点。德国政府预计今年将有80万难民入境，这一数字是去年的四倍，约占德国人口的1％。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不同，德国社会对难民潮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欢迎态度。在许多城市，热心的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向难民提供帮助；媒体充斥着难民在德国改变命运、开启新生的报道；每天，都有难民对着电视摄像的镜头说：我们希望到德国去，那里有更好的未来；一位非洲裔难民为了表示对德国政府的感激之情，给新生儿取名为“安吉拉·默克尔”。

德国作为世界模范国家的形象，令周边国家不堪其苦。作为从陆路通道进入德国的必经之地，希腊和匈牙利等国在这个夏天饱受道德拷问。按照欧盟现有的难民登记机制《都柏林公约》，难民必须在首次踏上某一成员国土地时递交庇护申请。但是在本轮难民危机中，《都柏林公约》事实上已经失去效力：大部分难民从欧盟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入境，给当地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鉴于大部分难民希望继续向北行进，沿途国家索性放弃登记，任由其去往其他欧盟国家。

德国政府释放的欢迎难民的信号，令匈牙利陷入两难的境地：遵守公约进行登记，向往富庶西欧国家的难民坚决反对；开放边界一路放行，邻国又批评其违背欧盟的难民政策。本月初，被德国媒体妖魔化的匈牙利总理奥班到布鲁塞尔控诉“德国好人”不负责任：难民危机不是欧洲问题，而是德国问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欧洲民意四分五裂，德国国内民意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些民众对于德国能否无限度地负担大批难民表示担忧，但是大部分民众处之泰然。由于缺乏足够的场地用以安置难民，许多地区的公共设施被临时征用作为安置点。各联邦州和地区政府抱怨安置费用激增，地方财政难以为继。长远来看，住房短缺、安全问题、反恐问题、融合问题均不容乐观。我今年暑假在欧洲短期旅行，接触了许多德国民众，虽然难民危机对当地生活不无影响，但是大家对于源源不断的难民潮大都心态平和。

德国民众看似反常的反应，更多的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记忆。“我们经历过很多次难民危机”，“我们自己也曾是难民”。我在和一位社会民主党议员对话时，他突然说：“难民扒火车怎么了？我自己也扒过火车。”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被一分为二，1600万东普鲁士人遭到驱逐，200万难民在逃亡途中死去；此外，还有从纳粹集中营和劳动营获得解放的1200万无家可归的幸存者。面对如此庞大的难民潮，如何融合、重建家园，对于当时山河破碎的德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经济复苏，使难民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成为可能。难民为德国的经济重建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与西德民众一起创造了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

针对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欧洲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收紧难民政策，打击非法移民，以便保护本国的就业市场和社会福利体系。与之相反，德国企业界对于难民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充满期待。德国劳动力市场目前急需补充大量的技术劳动力，按照以往的经验，处于困境中的难民通常愿意从事与其所具备的职业资质相比较低的职业，对于薪酬待遇的要求也比较低。此外，来自中东等战乱地区的政治难民大多是当地的中产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为德国的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途径莱茵河边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我特别去拜访了小镇中心临时搭建的难民安置点。入境德国的难民在登记注册后，被分配到各州，再由州政府分配到各个市镇。由于接待任务紧急，小镇把当地文化中心所在的一处宫殿建筑辟为安置点，又用几个小时在院子里搭建了数顶巨大的白色帐篷，每天有一百多位难民在这里周转，等候被安排入住条件更好的固定住所。

八月底，德国夜晚的天气已经有些凉了，帐篷内设有供暖和通风系统。我和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会儿，他自己也是伊拉克难民，六年前付给“蛇头”12000美元，一路艰险，辗转来到德国。他说，小时候很害怕夜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炮弹飞来。临时安置点条件很好，每天有三餐供应，可以洗漱，外出散步，当地居民送来许多礼物，难民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大家都觉得很幸运，对未来的生活满怀希望。谈话时，两个大眼睛的小男孩骑在脚踏车上站在我们旁边，他们也来自伊拉克，其中一个小男孩左边的衣袖空空的。看到他们，觉得有关难民话题的任何讨论都是苍白的。

打开电视，随便换了几个频道，其中一个正在播放老电影《卡萨布兰卡》，讲述的也是难民的故事。二战爆发后，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成为欧洲难民逃亡到美国的重要中转站，在那里聚集着各种肤色和各种身份的人，在彷徨、希望、绝望与死亡中徘徊。

70多年前，为了逃避战火，大批欧洲难民漂洋过海，途径北非和中东，去往更遥远的地方。70多年后，一批新的难民，沿着几乎同样的海上通道，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