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90周年特展人头攒动，石渠宝笈何“宝”之有？

近日，故宫博物院为了迎接90周年大庆而推出的“石渠宝笈特展”在北京隆重开幕。据媒体报道，由于武英殿展区限流200人，因此在周末想要一睹国宝风采至少需要排队等候6个小时。

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清明上河图》528厘米长卷将全卷铺开陈列，而上次全本展出还是在10年前故宫80岁生日之时。由于机会难得，更使很多观众成了围观《清明上河图》的“钉子户”。

不过，花那么多时间排那么长队，光盯着一幅《清明上河图》看，未免辜负了故宫对全国人民的一片心意。既然号称“石渠宝笈特展”，那就有必要了解“石渠宝笈”到底是什么？除了人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图》外，“石渠宝笈”里还有哪些宝贝？这些书画珍品在清朝灭亡后又下落何方？

《石渠宝笈》是如何编成的？

《石渠宝笈》，全称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距今最近的官藏大型著录文献，成书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历时70余年。《秘殿珠林》主要载录释道书画，而《石渠宝笈》则著录一般书画，按照“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写，收录作品7757件，成为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那么，这部如今在文玩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著录文献是如何编成的呢？

乾隆九年（1744），爱新觉罗•弘历颁布上谕：“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二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

与中国历代官修文献一样，这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可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乾隆十年（1745），《石渠宝笈》正编44卷开始汇编，参与者十人都是进士出身，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他们不仅是词林高手，而且精通书画。

因有《秘殿珠林》在前，所以《石渠宝笈》正编遵循前例，并按照清宫内府书画的贮藏处所，按类别进行编辑。但正编这种编辑方式日后被发现存在诸多不便，因为收藏书画日益累积增多，且存放多处，查询检阅时难免出现繁复不便。

为了改善《石渠宝笈》正编的不完备，乾隆五十六年（1791），弘历再次命王杰、董诰、彭元瑞等人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录《正编》未录和臣工们新近敬献的作品。《续编》共40册，体例依照《正编》，不再品评书画的等次，但每件书画详加记载，并列有总目，方便日后稽查。

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英和、黄钺、姚文田等人奉旨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共120册，收录作品2000余件，体例依照《续编》，前有目录，另在每卷前列分目，更加便于稽查检阅。但三编仅有抄本，没有付诸印刷，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学者罗振玉编有《石渠宝笈三编目录》，可供参考。

《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等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上等是真而精的作品，编者对其进行详细记述，下等是品相不佳或存有疑问的，记述也相对简略。最后，再根据其收藏处所编撰，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地，各自成编。

全书编修定稿后，又指定专人以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现在一套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一套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著录于《石渠宝笈》中的都是真品？

近年来，熟悉和关注古代书画拍卖市场的人应该会发现，凡是经过清内府庋藏的钤有“石渠宝笈”或“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记的书画，在拍会上的价格往往居高不下。换句话说，只要是经过《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势必会受到追捧。

这当然是由于《石渠宝笈》这部著录丛书本身对于书写中国书画史和书画鉴定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例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王珣《伯远帖》（摹本）、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展子虔《游春图》、阮郜《阆苑女仙图》、黄筌《写生珍禽图》、董源《潇湘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文徵明《真赏斋图》卷等这些中国书画史上的名作都著录于这部文献中。

那么，是否可以说著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作品都是价值连城的书画真迹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通过专家研究，现在国内文物鉴定界基本可以肯定，《石渠宝笈》中除了有在中国书画史上不容忽视的精品瑰宝外，还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由此看来，乾、嘉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相当有限。

这是由于一方面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鉴定者由于自身见识有限，判断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鉴定还会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约。例如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将摹本当作真迹，反复题咏，并著录进《石渠宝笈》初编，后来当真迹出现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只能命词臣梁诗正将真迹题为伪作，后来此卷也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

所以，《石渠宝笈》和其他文玩古籍一样，绝对不要盲目追捧，说白了，它只是一本著录文献而已，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为真迹，更不能代替专业的文物鉴定工作。

《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流向何处？

如上所述，虽然《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并非全然真迹，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是古代的伪作放到今天，那也是相当值钱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清宫内大量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下落如何，便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大部分被集中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这几个大馆中，还有一些在各省市博物馆里，相对零散，另外一些就流散至国外，比如美国的大都会、克利夫兰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加起来约占著录总量的十分之八。

其余的部分从各种渠道散佚出去，一种是皇帝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赏赐出宫。第二种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在逊位后留住紫禁城期间向外偷运。辛亥革命后，溥仪利用北洋政府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作庇护，趁机大肆窃取宫中财物，千余件历代书法名画因此被盗运出宫。

根据书画鉴赏大家杨仁恺先生的记述，1922年7月13日，溥仪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其读书之机，从珍贵的宋、元版善本书下手，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地运出紫禁城。

从1922年9月28日开始，溥仪先是几天“赏”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逐日“赏赐”,数量渐增，高峰时一次就“赏”35件。至1922年12月12日，总共盗出历代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这是国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员会”根据1925年7月31日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统计的数字。

溥杰兄弟从宫中运出的书画、古籍和珠宝，均带到了溥仪之父载沣的醇王府中。当他们不得不停止盗运计划后，由溥杰出面，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当时的全国税收督办孙宝琦，获得了免验、免税护照。随后，他们便将宫中宝物装为七八十口大箱，通过铁路运抵在天津英租界事先买好的洋房中。

溥仪被逐出宫后，先回到醇王府，不久即躲进了日本驻华公使馆。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溥仪偷偷潜到天津，在日租界原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溥仪在天津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原皇宫中人还轮流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据王庆祥《伪满小朝廷覆灭记》（《吉林史志》1985年第4期）一文中所述，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即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

之后溥仪又到东北，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负责监管伪皇帝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吉岗安直，负责将暂存在天津的国宝偷运到了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放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东间，在这座时称“小白楼”中沉寂了13年。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洲国迁往通化，溥仪在忙乱中挑选了百余卷册和一批珠宝逃亡，唐周棠《簪花仕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均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均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多卷剧迹，都裹在其中。而后来举世瞩目的《清明上河图》真迹之所以能被杨仁恺发现，也要归因于溥仪及其随身携带的这批书画在沈阳一同被截获。

据悉，此次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特展”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可谓规模空前，以至于博物院研究部主任在介绍这次展览时说：“这个展览实际上就是给皇帝晒家底儿！”不过，想必诸位在了解过“皇帝家底儿”的来龙去脉后，再去看展览，眼睛就不会只盯住那幅《清明上河图》了吧。

参考文献：

1、杨丹霞：《<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的鉴藏》，《艺术市场》2004年第10-12期。

2、杨仁恺：《清宫散佚书画始末》，《中华遗产》2004年02期。

3、刘迪：《清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 ——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为基本史料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