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托宾等作家如何看待欧洲难民危机？

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一波波难民涌入德国等率先张开怀抱的西欧国家，欧盟公布的强制分摊难民方案却遭东欧多国抵制。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不少国际一流作家纷纷发声，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个人和政府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奥尔罕·帕慕克、科尔姆·托宾、阿兰达蒂·洛伊和莫欣·哈米德等作家给出了他们的观点。

（土耳其作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

很高兴看到德国打算接收来自叙利亚、北非等地的80万难民，现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对严重的难民问题作出响应。这真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直到几天前，土耳其已经接收了200万移民，并正在对这些难民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然而，其他一些国家却在抱怨，哪怕这些国家只接收了2000或者3000名移民。人心的改变显而易见，我很高兴看到这场危机中闪现出的人道主义光芒，希望我们能继续为难民负责。

希望归希望，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离开祖国的原因。这是因为布什总统希望在中东发动战争，以提升个人形象或者赢得选票。我们不能低估将来的任务。特别是，我希望德国不要像30或者40年前对待土耳其人一样对待这些人，将他们看成只有临时身份的外来工人。

令人鼓舞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迹象均显示，德国给难民提供了公民身份，赋予了他们将来成为德国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对欧洲意识的发展很重要。学习如何与那些文化、宗教、历史和个人痛苦经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相处，对我们具有教育意义。它让我们成为不同的人，并用比读书更深刻的方式教育我们学会慷慨。欧洲意识的本质不仅基于平等和自由，还有博爱。

（爱尔兰作家，代表作《大师》，《黑水灯塔船》，《布鲁克林》）

在都柏林市中心我的住所附近，有一栋住着难民的大楼。他们中许多人在爱尔兰待了超过五年。他们不被允许工作。爱尔兰和立陶宛是欧盟仅有的两个全面禁止难民工作的国家。直到最近，爱尔兰难民的孩子才可以上学，但是不可以上大学；现在只有居住超过5年的难民才可以上大学。爱尔兰难民仿佛生活在地狱中，成人每周可以领到19欧。住宿方面，他们面临许多琐碎的规章制度，几乎没有个人自主权——80%的成年单身人士必须与他人同住一个房间。

在爱尔兰共和国，有将近4500名这样的难民；他们中20%的人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待了超过7年。一些在爱尔兰长大的孩子，他们从不知道生活还可以是别的样子，也没有理由期待任何立竿见影的变化。

上个周末情况变好了一点，由于公众舆论的变化，爱尔兰同意接收的难民数从最初的600人变成1800人，最后变成建议的5000人。随着每名政府成员接受采访，数字的攀升仿佛他们在玩扑克游戏。

在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语境下，都柏林俨然成为一个可怕的词，不仅因为在这个城市（以及整个爱尔兰）的难民，而是因为整个欧洲的难民。都柏林公约是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协议。公约规定，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能在他们首次申请庇护的国家得到庇护，其他国家不可以处理他们的庇护请求。表面上，都柏林公约阻止了难民寻求最温和或者最富裕国家的庇护。然而事实上，此举让许多国家对这场难民危机撒手不管，或者试图置之不理。

我刚刚用过去时态来谈都柏林公约，是因为上周末，德国政府在没有询问任何国家意见的情况下，有力地撕毁了公约。我欢迎德国接收难民的热情。然而，由于德国政府一直积极在规定上告诫欧盟其他国家，并且擅长利用法规在欧盟内部行使权力，或许应该向德国指明，德国在采取行动前，应该呼吁召开欧洲紧急会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带头处理这件事，而非单方面采取行动。

对德国接收数十万难民的决定，我举双手赞成。我希望爱尔兰效仿德国的做法，能人道地、更体面地处理4500名难民的生存难题。然而问题是，这些迁入德国的新欧洲人将会有怎样的身份？如果他们希望离开德国，到申根区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大多数国家，爱尔兰和英国除外）定居，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身份？

阿兰达蒂·洛伊

（印度作家，著有《微物之神》等）

在二战临近尾声时，英国重新界定了人们傲慢地称之为“中东”的那片土地。当大英帝国逐渐衰微，帝国主义的接力棒传到了美国手中。长期以来，美国对各国进行政治干预，推翻民主，输入专制，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为各国的恶性宗派民兵提供秘密的军事及经济支持（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最近提议用基地组织的士兵来对付叙利亚的ISIS）。这些行径揭示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对立，也触发了新近的敌意与动乱。

当我们看到难民跨越疆界涌入了难民营，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暂时的危机。我欣喜地发现，数千名普通的欧洲人用热情、食物和住所来欢迎那些难民，他们的慷慨使政府与石油公司自惭形秽。也许人类仍有希望。

莫欣·哈米德

（英国巴基斯坦裔作家，著有《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如何在亚洲崛起之际暴富》等）

作为一名英国（因而也是欧洲）公民以及人类中的一员，我认为眼下危机带来的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人是否愿意接纳更多难民，而在于欧洲人是否愿意见到他们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移民潮。

坚守边界、眼睁睁看着难民在海里溺死或流血至死仍是远远不够的。欧洲必须使自己在难民心中不再具有吸引力。那些看上去像难民的人需要被当作恐怖分子来殴打、围捕、驱逐，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需要被杀死。法律与习俗要限制外来人口的权益，甚至实施隔离政策。在一个欧洲国家，拥有一个显然是移民人口的身份，比住在一个满是暴徒恶棍的城镇里还要可怕。

在这样的欧洲，希特勒式的“千年帝国”不会被推翻，最多只会经历几十年的小小动荡。许多德国人或许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才会接纳难民。他们明白欧洲应当秉持何种信念，也明白阻止移民入境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所有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必须扪心自问是否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他们需要认清一个现实，即他们的国家不可能既是美好的、同时又不对移民构成吸引力。如果人们不愿让他们的国家变成那样，就不能以恐吓的方式去拒绝那些移民。相反，他们必须要作好迎接大规模移民的准备。对我来说，走向光明未来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对移民友好的社会。

如果没有长达几个世纪的移民历史，英国就不会是现在的英国了，意大利、法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如此。移民未必会带来地狱，反而往往会为社会带来革新与进步，使其变得更加开放而富有活力。

事实上，移民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找到保障移民的途径。此时此刻，欧洲的悲剧，英国的悲剧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沉浸在怀旧的幻象之中。在这一环境下，移民使问题显得更加严峻。我想，是时候转换我们的视角了。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之所以无法想象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移民当成噩梦。事实上，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