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容论经|促进经济回升的三条建议

自6月底的股灾爆发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俨然已经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伴随8月1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围绕人民币汇率变化，则将国内外对于中国经济的讨论带入几近白热化的程度，甚至有不少海外舆论将近期周边国家金融动荡归咎于中国。

为此，8月28日，李克强总理针对性地召开了国务院专题会议，正式予以了中国官方权威性的回应。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格外关注，以国务院专题会议的形式来研究经济形势，在我们的宏观调控历史上实属罕见，说明近期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确实影响巨大，不夸张地说是惊动海内外和朝野上下。众所周知，金融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其波动情况就是微观层面对于经济前景预期的变化，在8月28日的国务院专题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一次强调，要稳定市场预期，做好政策储备，确保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近期的一些表现欠佳的经济数据，更是让市场预期悲观的色彩更重了一些，究竟未来经济运行能否回到平稳状态呢？因此政策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所谓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而政策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经济运行的问题。

《因果经》说：欲知过去因者，见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者，见其现在因。那么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因果，又该从何处入手呢？现在大多数分析，都是从2012年开始谈起的（因为经济增速跌倒8%以下），但笔者认为2012年经济增速的“破8”已经是问题的显现，而非是问题端倪的显露。

要想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索骥，就得从2010年三季度说起，因为从那时起，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五个变化，至今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一是，经济增速出现转折点。2010年三季度的GDP的单季增速、季环比折年率分别达到危机以来的峰值，均处于12%以上的高位，而随后则是长达5年的增速持续下滑。

二是，物价形势出现新局面。CPI和PPI的走势也是从2010年三季度开始分道扬镳的，最终形成CPI正增长、PPI负增长的局面，这一局面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出现，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罕见的。

三是，A股开始特立独行。如果用美元折算各主要经济体的股指，从 2010年10月份开始，A股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股指结束了自2005年以来的同步性，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格局。

四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开始“不积极”。在2010年三季度前，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程度是相当可观的。例如，观察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12个月滚动量的比值由危机前的0.9，快速升至1.15，而2010年三季度之后，这一比值开始出现趋势性回落。

五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货币市场资金利率的波动率大幅上升、资金脱实向虚严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人民币汇率出现两种路径（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分化程度不断加深）。

另外，中国作为本次危机中率先复苏的大经济体，中国央行也是率先转变政策方向的，标志就是2010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存贷款基准利率。

如果上述这些变化总结为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开始特立独行了，或者说国际经济形势开始分化（此点只是到了2014年，才被IMF正式承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应2008年危机而生的国际协调干预机制结束了。因为针对本次全球危机，为了避免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的境况，G20会议由此前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部长级会议，被升级为首脑峰会，以提升议事的实际效果，而其成果就是，在2008年11月份的华盛顿峰会上，全球首次实施了联手干预机制，即共同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扩张。然而到了2010年，伴随经济复苏苗头的出现，各国开始关注各自的主权债务问题，加之当年的希腊危机更是将之催化，因此在2010年6月加拿大G20 多伦多峰会上，各国不仅没有进一步延伸全球联手干预机制，反而纷纷采取了以整顿财政纪律的财政紧缩政策，标志着为期两年的全球协同一致联手政策的终结。

这一个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各国宏观调控的“协同合作”，变为了“退出竞争”，因为各国干预救市成本的负担机制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共担变为了搭便车，所以对于各国而言，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选择尽快退出“极度宽松”的政策环境就成为了最实际的选择。而当时中国经济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加之国内担忧“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遗症的舆论压力，最终让中国政府率先开始调整政策。

现在回头来看，由于经济内生动力尚未完全恢复，过早的退出（虽然这是当时最优的政策选择），最终导致经济运行陷入到“三期叠加”之中。

如今伴随美联储实质性加息措施的临近，对各国而言，无疑再一次面临了政策方向的抉择，然而这一次比2010年情况更加复杂，而且大家再做到一起形成共识的难度也增加了不少。此种环境下，对于各国而言，现实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把增速提起来，以稳定预期，对冲美国货币政策大变化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而6月以来的中国金融市场出人意料的波动，则进一步这种选择的迫切性。

在此，笔者提三条建议，或者说经济回升需要的三个条件：

降准，大幅降准，尽快盘活商业银行的低收益资产。

按照中国过去的经验数据，在经济回升之前，首先是资金需求的回升（从2013年9月份开始，中国的资金需求增速一路下滑至今），而这就要求中国长期利率必须出现明显下降，以10年国债收益率为例，需要从目前的3.4%降至2.8%~2.9%。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条件呢？需要大幅降准。因为目前18%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体冻结了商业银行22万亿元的资产，这部分资产只能给商业银行带来1.62%的收益，要知道如此低的收益率已经不能覆盖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相应商业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其他资产的收益率来对冲。现在经济回升需要商业银行降低实体的融资成本，就必须将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这部分低收益率资产盘活（存款准备金资产），进而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时候，有动力把给实体的融资利率降下来。

减税，全面减税，补充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

由于我国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相应税收增速与物价走势高度相关，虽然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左右，但税收增速却持续下降至个位数水平，已经处于典型的“高税负、低增长”的财政收入阶段，因此依然固守宏观税负不降显然既无助于政府收入的增长，更无助于微观经济层面的恢复，例如，最新公布的前7个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降幅比1-6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所以继续通过全面减税，来补充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同时也能对于税基的涵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利用G20会议轮值主席的有利时机，倡导流动性支持国际协调机制的恢复。

2010年以来，G20协调机制的弱化，直接导致了全球的财政紧缩，反映到中国内部就出现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目标不完全一致的局面，反而强化了去杠杆下的货币政策紧缩和重构国家治理能力下的财政紧缩，而在双紧缩之下出现的经济异常下行被误认为是经济新常态无法避免的误识，以至于借助简政放权的途径启动私人投资的策略收效甚微。2016年，G20的第11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召开，届时中国将是轮值主席，相应给中国提供了难得有利时机，如果中国能够将人民币国际化和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互助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共识，那么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将是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