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人》总编：中国是一个未被很好理解的经济体

对传媒业来说，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连伦敦圣詹姆斯大街25号的那座大楼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詹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如今是这幢大楼的新主人，今年1月，她刚刚成为《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的第17任总编辑。

詹尼接手的仍然是一个强劲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集团2015年度年报（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显示，其年度收入为3.28亿英镑（约合32.2亿元人民币），其中1.66亿英镑来自于订阅和发行，8300万英镑源于广告收入。集团营业利润为6000万英镑，比上一财年的5900万英镑略有增长。《经济学人》的发行量已经从2006年的大约100万份，提高到了2015年的160万份。

然而，剧变还是如期到来。

8月12日，培生集团（Pearson）宣布以4.69亿英镑的价格，出售所持《经济学人》出版商的股份，这笔交易成为1957年以来经济学人集团最大的所有权变动。

不过，在詹尼看来，股权变更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学人》长期引以为傲的编辑独立性，而且增加了商业上的独立性。

她认为，《经济学人》目前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在她的任上，变化应该是逐渐进化而非革命性的。

詹尼1994年加入《经济学人》，曾担任商业版、经济版编辑，主要负责商业、金融和科技报道。之前，她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并参与了非洲的宏观经济调整和东欧的经济转型项目。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作为时任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牵头的小组成员，她曾担任波兰财政部长的顾问。她拥有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及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在9月初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期间，詹尼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经济学人》的发展战略、中国报道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地区局势的看法。

《经济学人》应逐渐进化而非革命

澎湃新闻：从2月份就任算起，你担任《经济学人》总编辑已经7个月了，感觉如何？

贝多斯：这是一本很伟大的杂志，我很荣幸可以成为总编辑并乐在其中。我有一个很棒的团队，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因此，我很荣幸可以领导他们。我认为，最激动人心的是我热爱这个工作。

《经济学人》已经有超过170年的历史了，我们是在1843年由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创办的，我们为反对《谷物法》（the Corn Laws，英国于 1815 年至 1846 年强制实施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实施该法后，谷物价格骤贵，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为了影响社会舆论，在“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持下，自由市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詹姆斯•威尔逊于1843年9 月2日正式创立《经济学人》。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经济学人》则继续下去。——记者注）而战，为经济自由主义而战，为小政府而战。如今，自由主义依然激励着我们。

对媒体业来说，现在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正在上演各种颠覆。但对于《经济学人》的未来我很乐观。我们有非常强劲的产品，很棒的新闻，而且，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也进行创新，确保我们的读者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获得他们想要的《经济学人》的内容。要知道，有很多人和《经济学人》有同样的价值观，对最好的新闻，缜密的、文笔优美的分析，严谨的数据库等有着浓厚兴趣。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澎湃新闻：有没有设想过在你任上《经济学人》会实现一个怎样的目标？

贝多斯：我认为我的目标是确保我们可以创新，覆盖、拓宽我们的读者到达率。《经济学人》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这些变化应该是逐渐进化的而非革命性的。

澎湃新闻：人们在提起你的时候，总是会说你是《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编，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吗？

贝多斯：说实话，我很震惊有如此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非常期待有朝一日人们不会对一个主要报纸诞生了一位女总编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对我来说，这也提醒我要达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澎湃新闻：与此同时，你也是《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在数字时代上任的总编辑，在推进数字创新方面有什么新的计划？

贝多斯：我有两位很棒的副手，一位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他负责编辑部门，协助我运营报纸。汤姆·斯坦达吉（Tom Standage）负责数字战略，他是我们所有数字创新的主脑，他很棒。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创新，去年推出了espresso（2014年11月6日，《经济学人》推出新的移动应用 Espresso（意为“浓缩咖啡”），打破了《经济学人》之前每周更新的传统。每个工作日早上推送，用户可以通过这款应用或邮件服务来掌握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最新趋势。——记者注）。今年年初我们还推出了Economist films（http://www.economist.com/films），这是我们用高质量视频的形式对《经济学人》进行再诠释的首个尝试，我们已经发布了两个实验性的视频，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我们还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全球商业评论》，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双语产品。我们在社交网络上也在努力，我们的Twitter账户有将近1100万关注者，Facebook主页有500多万个赞。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与我们的用户）对话的一部分，可以扩展你在社交网络上的到达范围，这非常重要。

所有权变化不影响独立性

澎湃新闻：上个月，培生集团同意以4.69亿英镑的价格，出售所持《经济学人》出版商的股份。类似的这些杂志所有权发生的更迭，是否会影响《经济学人》编辑独立性？

贝多斯：不会。《经济学人》一直拥有得到强力保障的编辑独立性。我拥有这份奢侈——难以置信的、受到良好保卫的独立性，我们有4个独立受托人（Trustee，经济学人集团主席和《经济学人》总编辑这两项重大人事任免权并不在董事会，而是需要拥有信托股的几位独立受托人同意。目前集团有4名受托人。——记者注），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编辑独立性。因此，《经济学人》的编辑独立性以前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如今也会持续。事实上，培生集团出售股权反而强化了我们的商业独立性。通过限制任何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得他们无法行使否决权。因此，通过回购，Exor集团虽然成为经济学人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但依然是少数股。（控股股东缺失的结构设置是维护《经济学人》独立性的重要保障。在此番股权变动之后，经济学人集团依然维持着分权而治的格局，没有任何一家股东可以取得控制地位。——记者注）通过回购，我们更加多元化，拓宽并提高了商业上的独立性。我对此很激动。在一个独立性很昂贵的年代，我们的独立性反而不断得到强化。

对《经济学人》来说，很罕见的是，我专门写了一封信来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一直倾向于不报道我们自己，但就这个事情而言，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如此大的所有权变化，所以来解释它很重要。我非常非常自信的是，在我之前一直得到保证的编辑独立性将得到持续，商业独立性将得到加强。这是我和我的4位尚在世的前任总编辑发出的公开信，我们都支持这次所有权的更迭。

澎湃新闻：在《经济学人》股权变动之前，培生集团将英国《金融时报》及相关刊物以8.44亿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日经新闻，那一次出售引起的争议似乎要更大。作为曾经紧密联系的两份出版物，您如何看《金融时报》被培生出售后引发的讨论？

贝多斯：《金融时报》和我们的关系源于1928年，拥有我们没有控制权的50%的股份。当培生集团1950年代后期买入《金融时报》的时候，这部分股权变成培生集团所有。他们是我们长期的、非常好的伙伴。我们是表兄弟，但我们是分开的表兄弟，现在我们的走向稍微不同，我们有了不同的东家，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在我看来，任何媒体的任何所有权变更都很正常，而且都有充足的理由。因此，（对《金融时报》被出售）我并不惊讶。

双语产品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新用户

澎湃新闻：你刚刚也提到了中英双语的《全球商业评论》，这个产品推出5个月了，表现如何？

贝多斯：我希望《全球商业评论》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将我们的产品拓宽到一个全新读者群的手段，这个读者群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经济学人》大家庭的一员。他们会从阅读《全球商业评论》开始，因为你可以在两种语言之间讨论，这个产品的内容聚焦在商业、金融、科学等我们的商业读者很感兴趣的领域。当然，我希望他们可以对《经济学人》寄予厚望，对我们的内容寄予厚望，最终成为《经济学人》的订阅者。

因此，我会倒回头看，2015年，当我们推出《全球商业评论》的时候，是我们向新用户拓展的开始。如果你退一步考虑问题的话，这些在飞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人群，有能力，有兴趣关注我们所做的事情。这里的增长非常迅速，我希望《全球商业评论》是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人群的一种方式。

澎湃新闻：《全球商业评论》有盈利的压力吗？

贝多斯：对《全球商业评论》可能取得的成绩，我很乐观，也很自信，但对我而言，首要目标是接触到新的用户，把他们带进来，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经济学人》家庭的一员。你知道，当你推出新产品的时候，没多少人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你必须广而告之，我们依然处在这个阶段。我希望有更多的用户可以看到《全球商业评论》，越多的人使用它，就有越多的人会意识到它是多么好的产品。

做中国经济严谨的外部观察者

澎湃新闻：《经济学人》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题材经常登上封面。你们的中国报道的重点是什么？

贝多斯：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和解释，我们推出了专门的中国版块，我认为这也是显示我们重视中国的强有力的信号。如今，我毫不怀疑世界经济最大规模的转型正在中国发生，对我们的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领先的、最客观的、经过缜密思考的中国报道。

澎湃新闻：那与《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其他媒体的中国报道有何区别？

贝多斯：其实，《经济学人》一直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我们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分析，因此你在《经济学人》会得到真正的针对一个国家的深度分析。我希望你们能得到无畏的想法，有时这些想法是挑衅的，我希望你们能在《经济学人》上读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内容。

我经常使用wide-mind-stretching这个词，我希望可以拓宽读者的心智，我喜欢人们来《经济学人》了解到你在别处无法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报道、美国报道，我们一切报道都是这样。我希望每周、每时每刻，当读者们来到《经济学人》，他们都能找到别的地方无法看到的东西。

澎湃新闻：中国经济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经济学人》也已经用了好几个封面故事来表达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你本人的观点呢？

贝多斯： 确实，如你所说，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你也读了《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The Great Fall of China”，其实文章对于中国经济实现转型是很乐观的，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也有一些领域有问题，比如股市。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有关的封面“China Embraces the Markets”，讲的是中国政府对下跌的股市的反应。对我们这些笃信自由市场和市场准则的人来说，我们觉得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对此做出了评论。

但我认为，中国更大的图景是，这个国家如何能有效地实现从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转变，如何在国内债务压力上升极快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点。中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很少有国家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很少国家像中国在过去几年那样如此之快地累积了这么多债务。

因此，有很多必须要做的转型，我们很有兴趣做一个严谨的外部观察者，我们试图客观地来理解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人们通常要么认为中国是牛市要么认为中国是熊市，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要么是一个灾难要么很美好。我们的中国报道要做的是善于分析，在我们的优秀团队基础上，真正去分析，得出经过思考的结论，这些结论有时候是很具批评性的，有时候是很乐观的，但肯定是真正试图去理解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的目标。

澎湃新闻：过去，世界习惯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如今，世界应该如何对一个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做出反应？

贝多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不管是大宗商品的危机还是金融市场还是全球增长方面，都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但中国同时是一个未被很好理解的经济体。现在有很多分析师都很关注，比如，美国GDP增速可能只有0.1%的变化，但在中国，有很权威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是6.5%、7%，还有很权威的人认为是2%，这些数字之间存在如此大的鸿沟，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对市场的冲击会如此巨大。

澎湃新闻：1997年，你曾经编辑了一本有关亚洲新兴市场的《崛起的亚洲》一书。亚洲经济在增长的同时，地缘政治的危机同样在增长，南海、东海等领土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等等，是否会影响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前景？

贝多斯：我希望不会，我认为，当然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但我认为这一地区压倒性的故事依然是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而且，这取决于这一地区的领袖们，他们要做出决定来确保经济整合、经济增长能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