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的伟大来自移民？

伟大来自移民？反移民偏执无根据

近日劳伦斯·道尼斯在《纽约时报》发文，探讨美国移民的状况。

本周，在本土主义的喧闹中，一股冷静的理智从外面传了进来。一队学者提出了全面的证据，证明反移民偏执是没有根据的，并表示说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的老生常谈——说真的——依然是符合现实的。周一，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发表了一份长达443页的论文，这是近20年里对移民融合进行的最全面的调查。

无可否认，美国存在着一种本土主义情绪。正是这种情绪让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总统竞选中名列前茅。他诽谤移民是毒贩子和强奸犯，称美国是接收外国人的“垃圾场”，并承诺要赶走1100万外国人，好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

特朗普的竞争对手不仅没有反驳他的仇恨，反而随声附和。本·卡森重新提起那种曾经针对约翰·F·肯尼迪的反天主教偏执，称穆斯林不应担任总统，因为他们要效忠的是《古兰经》，而非宪法。妻子是墨西哥裔，自己也能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杰布·布什谴责“多元文化主义”。父母是古巴移民的马尔科·卢比奥则称如果当上总统，自己不会让非法移民有获得绿卡和公民身份的途径。

但来自上述学者调查的基本结论是，近两个半世纪后，美国的同化这台机器运转得非常好。

学者们研究了“所有可以衡量的结果”，如教育、工资水平和对英语的掌握程度，发现最近的移民的同化速度至少和20世纪时的欧洲前辈一样快。他们想学英语，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也一样。他们的犯罪率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低，并且还普遍更健康。“随着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增加，移民的教育水平、工作多样性、工资水平和对英语的掌握程度都有所改善，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代的进步甚至更大”。

领导该学者小组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玛丽·C·瓦特斯(Mary C. Waters)说，尽管美国人总是害怕新移民会导致犯罪增加，但“这从来都不是事实”。

作者认为美国的伟大依旧来自移民，他问道：为何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图像志里可以有皮卡车、牛仔帽和枪，却没有自由女神像和她明确代表的含义的一席之地？

哪些国际智库可供学习？

智库是思想和创新的催化剂。从2013年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不同场合中强调了建立新型中国智库的重要性。近日宾西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教授麦甘在《金融时报》撰文，探讨中国可以学习哪些成功的国际智库经验。

优秀的智库都有哪些呢？

人们期望新一代的中国智库能够与世界顶尖的智库竞争并且努力赶上美国与欧洲顶尖机构取得的成就，例如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查塔姆研究所（the Chatham House）和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智库也都做了好的榜样，每年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8&context=think_tank)（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试图找出这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智库，比如，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GV），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Hindu Center for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韩国的韩国发展研究所（Korean Development Institute）以及亚洲研究所（Asian Institute），以及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KAS）都是全球智库里的优秀范例。这些都是可供学习的创新型智库。

麦甘认为，智库必须积极提高自己的曝光率，以便建立一个公众形象，从而更好地吸引决策制定者、外国公众以及捐助者的注意，这是美国智库尤其擅长的领域。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有策略地利用了苹果（Apple）产品崛起的趋势，成为了第一个通过iTunes播客（Podcast）来发布讲座以及讨论的智库。

事实证明，对科技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投资，对于宣传一个智库的品牌和名字是十分关键的。美国模式已经显示，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可以突破传统社交的限制。如果中国的智库要变成世界上出色的智库，则需要发展他们的沟通策略以及提高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度。这样他们就更能够有效地传达他们的主张，并且将他们的研究推广给更多人。

而智库交流的国际价值是由研究和政策建议的质量、相关性和可信度来决定的。因此，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崛起的关键。麦甘强调，西方的智库特别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本周民间组织女权之声发布了其发起的中国女性生存状况调查结果，从3094份问卷中发现，多数青年女性对20年来我国性别平等的进展不乐观，并看到了重重挑战，有73%的受访者对目前中国妇女生存状况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让我们再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

近日，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也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探讨这一话题。

北欧国家和德国已率先在欧洲设立侍产假，但许多欧洲男性（当然还有亚洲、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男性）摒弃对男/女劳动分工的传统态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允许妇女加入劳动力是一回事；但实现完全平等、创造鼓励男女互相支持、以出资和出力照顾为家庭平环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国的男女平等革命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妇女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60%的美国妇女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但男性的角色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尽管坚持平等看待男女的尊严和价值，人们仍然认为男性传统上承担的养家糊口责任比女性传统上承担的照顾责任更为重要。由此产生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同样阻碍着男女的进步。

斯劳特认为，解决的重点是要减少对女性的关注，转而提升照顾工作的价值，并扩大男性可能的角色选择。选举任命更多女性走上领导岗位固然重要。但对女性进步的关注还是偏向于有多少女性身居要职：包括总体就业比例、平均工资、有多少担任首席执行官、高管、终身教授、银行家、医生、合伙律师、议员、总统和部长。

相反，关注照顾责任才是解决极少数女性抵达上层而绝大多数则身处底层的双重问题的关键。美国女性仅占财富500强企业管理职位的不到15%， 却在最低工资岗位中占到62%。结果是每三名成年女性就有一名生活在贫困边缘，单身母亲的境况尤其糟糕。三分之二的单身母亲都在从事没有升职空间、低薪且没有弹性和福利的工作。

上述两种极端情况和身处其间所有女性的共同之处是她们在轻视和极少支持她们工作的体制下依然承担着照顾子女、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主要责任。

如果有着诱人职业前景的一位年轻女律师或银行家决定每天“提早”离开办公室、回家陪孩子共进晚餐、或者她决定从事兼职工作或抽时间成为全职“照顾者”，她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对高层职位的竞争。如果她决定成为全职主妇，那段时间就会成为她简历上的一个污点，在重返就业市场时她必须对此进行隐瞒或徒劳地试图做出解释。

底层妇女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她可能是位单身母亲，注定要成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兼照顾者。美国半数的单身母亲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单身家长相比，美国的单身家长贫困率最高、收入支持制度最薄弱。

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在提供完整基础设施协助家庭投资于下一代和照顾父母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事实上，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至少在规定带薪产假方面领先于美国。

斯劳特认为，在真正平等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都会以与同性夫妇同样的方式对待这样的劳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