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对抗战史研究得怎样了？

9月26日，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中国和亚太研究学会（美国加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了“抗战史新探”学术沙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表示，之所以办成学术沙龙，而不是研讨会的形式，主要是因为这次与会学者所谈的抗战史研究多为新问题、新视角、新史料，“并不一定是很成熟的想法。”

在沙龙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力介绍了台湾地区的抗战史研究，这是我们以往较少了解的，因此澎湃新闻将其发言整理成文，以供读者了解。

台湾并不是抗战的战场，张力介绍，所以现在在台湾有一种说法，就是台湾跟抗战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是因为有人在，才会有历史。在内战告一段落后，有两百多万参与过抗战的人，来到台湾，特别是这些人后来在台湾属于当政者”，所以在张力看来，这些人的到来，其实也把抗战历史带到了台湾。正因为如此，“与抗战相关的纪念活动也一直存在，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看到中山堂。”

中山堂本为日本殖民者为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登基，并作为施政纪念重要建设项目之一而兴建的，于1936年11月建造完成。建成不到9年，日本殖民者就在这里签下了投降书，所以可以说中山堂见证了台湾殖民时代的结束。近些年，台湾每年都有很多抗战纪念活动在这里举行。

抗战史研究近些年明显边缘化

张力作为学者，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学术研究的动态。在1980年以前，台湾的抗战史研究主要以通史性作品和一些通俗性的传记文学为主，比如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和民间的传记文学。

1981年到1995年，“这一时期，学术会议比较多，我们的老师辈这些学者，他们经历过抗战岁月，所以讲起来都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那里怎么样，就是讲他们的事情，听的我们一愣一愣的。” 张力把1995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当时两岸第一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学术交流。“台湾学者可以到大陆收集资料，而很多大陆学者也跑到台湾来收集资料。”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

罗久蓉《她的审判》

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

从书籍来看，张力这次来大陆之前，特意去了台北诚品书店，他看到书架上的抗战史研究，“现在很难分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写的，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大陆学者写的多。”在张力看来，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有不少是纳入到近代史、中美关系史、中共党史这样的整体性研究中去，而专门研究“重视的就是讲历史和记忆这样的问题”。

如果从学位论文去观察，“有关抗战的论文实在很少，这五年相关的博士论文只有两篇，硕士论文也就是十几篇，可以很清楚看到抗战史研究的边缘化。”张力颇为感慨。

台湾公视的纪录片《二战浮世录》

《黄河大合唱》是从被禁到必唱的抗战歌曲

张力特别注意的是哪些抗战歌曲会逐渐进入到台湾官方纪念活动。“隔个两三年会有军校的学生来唱抗战歌曲，到目前为止，《义勇军进行曲》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是没有被唱的，《游击队歌》是从以前不能唱但现在可以唱，而《黄河大合唱》以前不能唱，现在每一场每一次都有唱。还有就是军方系统办一些研讨会，并没有太大的新意，可是总是一种纪念活动，唤醒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今年台湾方面做了几个纪录片，让张力觉得很有特色。台湾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二战浮世录》，视角集中在台湾抗战经验、大陆抗战经验以及与整个二战的关联。而由中正文教基金会筹划了三年的《抗战：和平荣耀·胜利70年》是比较全面反映抗战历史的纪录片，其中有很多影像是第一次披露，片中穿插了《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黄河颂》等抗战歌曲。

《抗战：和平荣耀·胜利70年》

讲慰安妇血泪控诉和勇敢重新接纳自我的《芦苇之歌》放映时，马英九亲自带着张力等学者去看。此前，在台湾又掀起了关于慰安妇是自愿还是强迫的两极争论，所以马英九特别看重这个纪录片。

《芦苇之歌》

“共用史料首先要史料对等开放”

台湾今年以军方的名义举行了“军力展示”活动，实际上也具有纪念抗日战争的意思，但多少有些欲语还休。“兵力展示，也就是阅兵。在阅兵的过程中，没有刻意讲是跟抗战有关，只不过有些符号显示出纪念抗战的信息。有老兵穿抗战的衣服，发证书、纪念章的活动，还陈列了一些抗战时期的飞机、鱼雷等等，来展现这是一个抗战的纪念活动。”

“除了‘国防部’办的所谓兵力展示的活动之外，海军、陆军、空军等各军种也都有办展览，但是因为有些历史事实搞不清楚所以会出现一些很荒唐的错误，比如陆军就展览了八百壮士跳黄河，空军就弄了解放军的事情。”

张力认为，台湾今年的活动，“其实它的目标不是对日本，而是对大陆，一直是在抢话语权这个问题。”当然，张力也提醒，关于抗战，台湾内部也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比如正如开始所讲的，有些人认为抗战跟台湾无关，“也有人在今年反而会重视空袭问题，带来的趋势就会使台湾人和日本人挂钩（注：二战中，有数十万台湾青壮年被征入日本军队），当然会引起很多反对。”

在最后，张力特别谈到“共用史料、共写史书”的可能性。“这是今年提出来的，我看到这句话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给连战，请他见到习近平先生的时候跟他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史料要开放，要对等地开放。第二呢，我非常肯定现在大陆方面学者的抗战研究既多又好，有很多很深入的，我请连战收集些介绍给习近平先生。第三，我觉得其实台湾过去抗战史研究做的也相当有规格，我想在谈‘共写史书’之前，也是应该先予以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