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儿童就该进“少年班”，但怎么鉴别天才儿童？

过去的一个月，有关华裔数理天才的新闻可谓一个接着一个。在研究高能理论的尹希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哈佛大学华人教授之后，Nature杂志又于9月25日报道，年轻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Terry Tao）成功地解决了“Erdos 偏差”问题。80年来，这一数论猜想难住了一代又一代卓越的数学家，抵挡住了包括电脑计算在内的各种努力，而今终于被陶哲轩攻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尹希还是陶哲轩，都是“超前教育”的获益者。所谓超前教育，指的是一种以学生学习需求为主要参照，以提供较快学习进度或缩短学业时间等方式来进行干预的一种教育模式。它有时也被称为“英才教育”或“天才教育”；而香港、台湾爱将之称为“资优教育”。在我国，人们最熟悉的超前教育模式是大学“少年班”。

1983年出生的尹希毕业于著名的中科大少年班。他小学跳级之后，在9岁半考入北京八中的智力超常实验班，不到13岁又以572的高考成绩成为中科大少年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值得一提的是，尹希此番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打破了原先由庄小威保持的、34岁出任哈佛教授的纪录；而庄小威，这位三年前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双学科正教授，恰恰也是从中科大少年班走出的。

而陶哲轩，尽管出生在澳大利亚，也在一对“高知”华人父母的细心经营下，一路走着超前教育的成长之路。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小学数学，在7岁的时候上高中，9岁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在弗林德斯大学学习数学。这让他在12岁获得国际奥数金牌，16岁完成本科学业，17岁硕士毕业，21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成为UCLA正教授，31岁那年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

对天资聪颖的少儿实施超前教育，美国是开山鼻祖。1868年，密苏里州出台“圣路易斯计划”，鼓励学业杰出的学生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完成当时要求的8年学校教育的所有学科内容。在高年级辍学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该计划得以将高能力学生从过度拥挤的低年级直送进生源较少的高年级。

1891年，美国又出现了更为灵活的“剑桥双轨道计划”(CambridgeDouble—Track Plan)。该计划最初只针对九年级学生，实施20年后面向所有8个年级的学生，允许学习进度较快的学生在6年里完成8年的学习。

二战后，“超前教育”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风潮。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充分意识到“天才”对于科技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于是采取“超前教育”模式，以此发掘天资突出的儿童，对他们施以特别的教育，以求为自己的国家培养高端人才，甚至对这种教育实践进行立法保护。在那个崇尚精英主义的年代，还诞生了“门萨”等著名的智商俱乐部。

当然，这方面做得最成功、最完善的还是美国。针对一般高能力的学生，美国公共教育体系有单科跳级(subjectskipping)、双学籍(dual enrollment)、课程浓缩(curriculum compacting)、预修大学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国际文凭预修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搜星”(talent search)等项目；而对于更高能力、堪称“神童”的孩子，则有提前入校(early entrance to kindergarten)、跳级(grade—skipping)、年级套叠(grade telescoping)、提前入大学(early entrance to college)等更具挑战性的形式。

相比之下，中国在“超前教育”上起步很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正式实施。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率先在安徽合肥创办少年班；1985年，原教育部又批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12所重点院校进一步试办少年班。

在一段时间内，大学少年班拥有无比荣耀的光环，是“神童”的代名词，天才的集中地；然而近年来，“少年班”的光环却有些褪色，甚至出现了某些被“污名化”的情况。相关人士指责这种教育模式，认为它体现出中国教育的“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也有人指出，中国的许多大学少年班没有开发出孩子们的潜能，也没有形成一整套科学的培育模式；更有甚者，指出超前教育有损于“身心健康”，不符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

比如国际导航与运动控制科学院院士蔡自兴，曾在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口气提交了四篇关于超前教育的提案和大会发言，认为国内应该废止“少年班”，理由是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且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又如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针对“少年班”的批评和责难。相关文章写道，那些天资聪颖的孩子，“自从进了‘少年班’，由于各种因素（学业繁重、自高自大、生活障碍、心理欠缺、健康状况不良、专业不合适、开发不力等），一个个便如方仲永般‘泯然众人’，顶多也是‘在原地踏步’。”更称少年班办了30年，至今还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天才”，甚至“没有出一个学科带头人”。

还有像电影《少年班》这样的大众文化作品。出身于西安交大1994级少年班的编导肖洋对影片注入了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满腔愤恨，将少年班塑造为一个戕害天性、扭曲人性、压抑个性、有百害而无一例的集中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肖洋表示，“少年班”就是“揠苗助长、没有人性、精英主义”。

与上述社会舆论相应的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相继停办了“少年班”，目前，国内开设“少年班”的仅剩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东南大学这三所。

然而，必须直面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在风风雨雨中坚持下来的中国大学少年班，其实培养出了许多的尖端人才，学员成材率相当之高。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例，其开办以来，约80％以上的学生在毕业当年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此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当中有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副教授和正教授，有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生物学”斯劳恩”奖得主、新加坡李光耀顶尖科研奖得主、青年科学家总统奖得主、世界上最小的纳米碳管发现者……所谓“少年班办了30年没有出一个学科带头人”之类的说法，实在是不攻自破、毫无根据。

刚刚成为哈佛大学正教授尹希，就丝毫不认为少年班是“拔苗助长”。在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表示，那些所谓的青少年“成长规律”都是人胡乱定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相反，中科大少年班给孩子更多的选择，避免天赋的埋没，而这“正是中国教育普遍缺乏的地方”。

与国内对于“少年班”的责难与非议形成反差的，是西方国家对于超前教育模式的肯定和探索。美国国家天才儿童协会(NAGC)就认为，超前教育通过提供适度的学习挑战，可以有效地避免天资聪颖的学生因重复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过于简单的内容而产生的厌学情绪或抵触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超前教育对于“天才儿童”，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是必须的。

而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超前教育对于高能力学生在学业和情感发展方面都具有正面的作用。比如，Steenbergen—Hu和Moon这两位学者，对1984至2008年期间发表的38个实证性研究进行了重新编码、解码和分析，结果发现，超前教育对于高能力学生的学业水平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而且这种教育干预在显著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的同时，并不会危害其情感及社会方面的发展。

事实是，超前教育最大的难关，并非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或合理性，而是在于如何从少年儿童中鉴别、遴选出那些资质超常的“天才”。要知道，超常儿童的选拔，至今还没有公认的量表；即使世界各地对此各有各的高招和经验，从整体来看，鉴别仍是超常教育面临的最大困惑。此外，中国的超前教育还面临一个很有本国特色的问题：一些家长会对孩子进行超前教育，由此出现了一批虽能通过“天才班”“少年大学班”招生测试、但在后期学习中进步乏力的学生。

但无论如何，如果一个孩子确实天资过人，那么超前教育对于他/她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别忘了，我们的孔圣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智慧地指出，与“有教无类”同样重要的，是“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