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庆典日居然搞错，晚清外交官眼中的“国庆”与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六十六周年国庆，较之于数千年的文明史，不禁让很多人感慨，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至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庆，从全世界来看，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事物。国庆这一概念及其实践，基本上起自十九世纪。1901年，梁启超曾经解说“祝典”为“纪念旧事业而奖励新事业”及“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他举出美、法两国为例，称“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为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

不过当日，梁启超估计也只举得出美、法作为例证，因为环视宇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是处在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诞辰即相当于国庆，并无所谓念旧开新之意义。当然，即便到了今天，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国，仍然没有固定日期的国庆节，是以君主的生辰为国庆。（前不久创下在位时间纪录的伊丽莎白二世的生日是4月21日，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才将官方诞辰日调整到六月。）

十九世纪的世界各国大多以君主诞辰为国庆，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清代与前代无异，皇帝的生辰，被称为万寿节或者万寿圣节，日期各不相同，而且决定日期还有一定的禁忌。

比如末代皇帝宣统，他的生日是正月十四，但恰逢道光之忌日，且后一日为元宵节，故而只得提前一天，以正月十三为万寿节。按照惯例，皇帝或者在宫，或者在园，或者在木兰狩猎，或者在行宫，在京及随从王公大臣文武官员必须穿蟒袍及补服，排班祝嘏，乾清宫赐宴听戏三天，在外官员则上折庆祝，进呈方物，于任所望阙行礼等等。

在北京，宫内外街道皆布置御座、景点、彩灯、戏棚，家家户户门口亦悬挂红布、红灯，商店贴上“万寿无疆”之楹联。不过就清末在京日人的观察，京城的万寿节景象，并没有展现出“国家大祭日作为国民当共庆之日的特别意义”，京外则更无论矣。与日本人的观察相合，康有为也认为老百姓的参与度并不高，故曾在戊戌年上《为万寿庆辰乞许士民庆祝并刊新政诏书折》专门讨论此事，盖因每次万寿节只有“职官行礼”，并未百姓同乐，所以他希望能够将节庆电告天下，人人立万寿牌，家家悬万寿灯，并仿照端午、中秋之例，“停业一日，以胪薄海之欢”。此后的1902年，清廷基本采纳了这一建议的内容，光绪万寿节放假三天。

驻外公使日记中的国庆节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奏折中，万寿节应当与民同乐的意见，除了参考传统的周文王“视民如子”及《大学》“亲民”之义外，更主要的来源是借鉴了“泰西各国”的“君主寿辰”皆放假一天，张灯结彩，宴会演剧，并且上至官署下至商店民户，都悬挂君主画像，供人瞻仰参拜。对于当日并没有出国经历的康有为来说，泰西情形，不是他亲眼所见，显然是根据其时中国驻外公使的日记所述而了解到的。（下详）由此可见，西方君主的生辰景象，已经真切地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同样，在那一个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的时代，君主寿辰或者国庆，其意义已不再局限在某一国之中，而具有联动作用，这在外交关系和外事行动中尤为明显。

中外关系史上，赫赫有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就是借着恭贺乾隆大寿的名义，来到中国，并提出签订正式条约，通商、租地等要求。或许正印了“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语，乾隆故意以贡使待之，马氏当然自视为主权国家全权代表，因祝寿而生礼仪之争，外交谈判则全然失败。《江宁条约》五口通商，至英法联军之役，总理衙门建立，中外局势为之一变，清廷开始派出一些非正式使节前往欧美诸国游历，正是他们带回了康有为笔下“泰西各国”君主寿辰或者国庆景象的描述。

1866年，清廷派出了一个游历考察使团，这一使团的成员就见识了西方君主诞辰的庆典。斌椿目睹了拿破仑一世诞辰日，巴黎城中“街衢皆悬旗祝寿，明灯亿万盏，绵亘十数里，光可烛天，烟火、百戏极盛，四方观者甚众。”

同使团的张德彝，则在日记中记录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生日庆典（5月24日，庆典则持续数日）。他乘车游览伦敦街市夜景，见各处张灯结彩，亭台楼阁都布置了煤气灯，这让张德彝觉得“胜似元宵”。

十年后，中国首次派出驻外公使，1877年身在伦敦的中国使臣又见识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寿辰庆典。该日使团先是参观了水晶宫，晚上则受邀观看烟火表演，正使郭嵩焘、副使刘锡鸿及第四次出洋的张德彝都对此有所记录。当天的烟花放出了温莎宫（Windsor Castle）之形，更有放出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据说“酷肖之”。张德彝又一次联想到北京元宵节的“花盒”，但是觉得“不能如此之精巧”，向来不喜在口舌笔墨上长他人威风的刘锡鸿也承认英国烟火“制造之巧，非中国所及”。之后的驻英公使逐渐熟悉了英君寿辰之仪式，也多次参与到庆典的外交宴会与茶会当中，觥筹交错，折冲樽俎。

除了君主寿辰之外，中国出使人员还记录了美法等民主国的国庆。不过相较于西方君主寿辰可以和万寿节对应理解，早期国人实际上往往对美国国庆的由来理解有误。张德彝就以为7月4日是“华盛顿战胜英国之日”，从此“合众始自成一部”。李圭也是如此，他曾在1876年被派往美国参加费城世博会，费城世博会正是因为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即纪念《独立宣言》在费城签订一百周年而开。李圭还是将7月4日称为“华盛顿有国首日”。张荫桓作为驻美公使，赴纽约参观过“略如吾华之观音大士”的自由女神像，并将碑刻的“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号”解读为“华盛顿开国之日也”。崔国也因作为驻美公使，数次经历了美国国庆，他记录此日“乃前总统华盛顿始改美国为自主之国之日也”、“改为民政之日也”，各地升旗鸣炮以示庆贺，且“美之君民，每年此日例不办事”。虽知“总统”、“民政”，但仍然称“美国君民”，可见“君”之一称，较难改口吧。

至于法国国庆，则有1902年，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作为清皇室代表，前往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登基典礼，途经法国，恰逢7月14日，因此参加了法国国庆阅兵仪式。

晚清外交官如何参加外国国庆庆典

近代国际法规定，使领馆管辖权属于派出国，甚至有所谓“延伸的国土”之称。故而，外交礼仪中，本国举行国庆或者君主寿辰庆典，派出的使领馆也会举行庆祝仪式，邀请所在国外交人员，和当地其他国家的出使人员参与。

比如张荫桓1888年7月，就在秘鲁经历了三个国家的国庆，先是4日，为“美利坚开国之日”，美国公使致书各国驻秘使馆，邀请参加美国军舰上的国庆宴会。面对盛情邀请，张荫桓主要的顾虑是晚上有雾，潮气也大，搭乘舢板驳船，上下船梯均不太便捷，所以只是亲身前往美国使馆表示祝贺，而派出领事、翻译上军舰应酬。

尽管他对于这一安排颇有“歉然”之感，但是似乎还是挺满意自己的先见之明，因为“今日风浪大甚，美兵船倾侧不定，舞者多倒”。在赴美馆致贺时，张荫桓见到了英国公使，寒暄数语，并得知其晚上亦前往军舰参加宴会。他认为此纪念日实为“美叛英之始”，利于美而害于英，但英美两国使节在此交往“绝无痕迹”，是因为“两忘之矣”。这显然混淆了历史感情、现实利益和外交礼节之间的关系。

9日为南美另一国家“雅毡颠”（即阿根廷）国庆，各国使节亦赴阿驻秘鲁使馆道贺。张公使则因昨日方与阿使“周旋”，不欲前往，遂令参随人员代行，并抱怨说如果在美国，则无如此多之应酬。

14日，法国“复立民主之日”，法国驻秘鲁公使在公园设会庆祝，张荫桓先至法使馆道贺，周旋片刻，即往公园，听说秘鲁总统也来过，前脚刚走，又抱怨“总统之不耐坐也”。

晚清驻外使节怎么过万寿节

那么反过来，中国的出外使节是怎么过本国的万寿节呢？同治光绪年间，也就是中国融入近代外交体系之初，一年有三个万寿节，分别是皇帝的生日以及慈安、慈禧两太后的。

志刚、孙家榖使团就在海外度过了中历七月十二日的慈安万寿节，使团成员俱公服行三跪九叩之礼。使团领队，美国人蒲安臣听说了前来询问，并称“中国礼节，虽远方亦不敢怠忽，甚合道理”。正式派出驻外公使后，一般在使馆举行仪式，大体如在国内而稍简，行三跪九叩之礼。

随着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发展，使馆的万寿节也开始多出一些花样，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八日，光绪万寿节，薛福成让使馆四周栏杆上悬挂五色彩灯，营造节日气氛，又安排煤气公司“以铁管为范而引火”，形成“天子万年”四个大字，据说光照数里之远，引得“洋人聚观，啧啧称颂”。

不过也有驻外公使不甚注意万寿节礼仪的情况发生，比如同治戊辰科状元洪钧（赛金花之丈夫），作为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常驻德国。或许是忙于自己的元史事业，或许是不喜交际，洪公使似乎对使馆外交事宜不太上心，曾被同僚评价为“聪明有余，而稍不肯任事”。（薛福成语）外交上的交际和周旋不甚上心，对于臣子仪节亦得过且过。

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万寿节（十月初十），洪钧身在俄国赴德国途中，不能率众人行礼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对使馆人员也全无节日布置，当天没有按时升旗，宴会也是后来补开。当日中西交往渐深，信息传递较为方便，西方报纸上会刊登中国万寿节事，中方人员也清楚按照外交礼节，需要举行悬旗等仪式，所以使馆安排失当，往往会被视为外交上的失礼和外交官的失职。

同年正月光绪大婚，二月慈禧归政，在当时也算准国庆的大日子，据说驻英美各使馆，乃至于新加坡、旧金山各领馆，都有庆典活动，但是“独柏林使馆，既不拜牌，亦不升旗，外邦新闻纸啧啧称述，而使馆寂无举动”。

更有甚者，洪钧某次很可能都搞错了光绪的万寿节日期（六月二十八），在六月初九通知使馆人员“于初十日拜牌，询其何因，则曰万寿”。（这很可能是洪钧把光绪六月二十八和慈禧十月初十搞混了）此事之糊涂程度，相当于今日中国驻外使馆，在9月12日宣布举行国庆仪式，故而当日使馆中有人直谓洪钧“目无君父”。

张德彝即当日驻德使馆参随人员，对洪钧的作法颇有意见。据他观察，“外国凡君主生辰，通国人民朝夕庆贺”，有君民同乐之风，在有西人问及中国是否如此时，他回答得非常详细，并专门指出，届时“各省督抚以及出使大臣”都要率属下“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此话显有所指。

洪钧任公使期间，曾经拒绝留德学习军事的学生，参加万寿节典礼的要求。张德彝对此也很不满意，故反其道而行之，在其自己担任驻英公使期间，每逢万寿节，都要招待在英留学生及其他国人聚餐，以伸张其思乡爱国之情。不过这也碰到了问题，每次来吃喝的起码二十多人，有些并不相识，有些甚至在馆舍内见到张公使，熟视无睹，就当作不认识一般，可见并不感谢其宴请之情。

晚清驻外使领馆的总体情况而论，洪钧这样“目无君父”的毕竟是少数，使节人员在中国皇帝、太后的万寿节通常会举行仪式，一方面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此作为外交工作来看待。此外，他们还多出了一项工作，就是在北京的各国驻华公使恭贺皇上或者太后万寿节之后，代替总理衙门向所在国外交部门表示感谢和回访。

李鸿章的国庆外交

总的说来，万寿节或者外国君主之寿辰，一旦进入外交领域，自有其惯例和规矩，升旗、燃灯也好，茶会、访贺也罢，既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尸位素餐，人到心不到，也可以借此密探外交亲疏，展现外交姿态。

比如光绪六年（1880），中俄关系因新疆问题而紧张，但是美国武官却发现俄舰在光绪万寿节时鸣炮升旗，“较平昔敬礼有加”，得出中俄并不会真的兵戎相见的结论，李鸿章知晓后亦表赞同。

从晚清外交实践来看，尽管国力不济，渐成弱国无外交之势，但学习能力并不弱。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即运用翻译未多久的国际公法，解决了普丹船只事件。在外交礼仪这些比较表面的文章上，更是学习之余，还能有所发挥利用。这自然又要说到李鸿章，光绪二年，中英之间因为马嘉理事件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危机，当时处理此“滇案”的英国驻华公使，正是威妥玛。（就是他创造了一套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系统，称为威妥玛拼音，和今日之汉语拼音有异，这也导致了“常凯申”一词的出现）

威妥玛当时不欲在京津开谈判，执意赴烟台，与英国军舰会合，摆出随时决裂开战的姿态，李鸿章无奈，只得前往烟台。在烟台会面期间，恰逢慈安太后寿辰（七月十二），李鸿章顺势组织了一次宴会，宴请了英、美、法、俄、德、奥、日（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七国公使以及英国海军两位军官，这很可能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国庆（万寿节）宴会。

为此，中方作了详细的准备，仪节单上自客人入场，上菜到酒会对答礼仪都有详细的安排设置。宴会为了照顾各国公使，采用了西餐的习惯，先上汤，次正菜，次餐后甜点，用毕，上水果，开“香饼酒”（即香槟），进入酒会模式。

李鸿章的祝酒词也极尽外交辞令之能事，大谈烟台之风景宜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古圣人言，又誇扬各国富强，希望有友好云云。当然李鸿章在外交场合仍然是小心谨慎，全不敢有“目无君父”之举，他声明，如果以祝贺万寿、各国交好友谊等“有关大局者”为名目敬酒，则起立答谢干杯，如果有颂扬自己的话，则不起立亦不饮酒，可谓分寸得当。

宴会大概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结束，威妥玛在宴后单独留下，他首先向李鸿章表示，赞赏以这样的方式缓和关系，密议外交事项：

今日恭逢皇太后圣诞，邀请各国使臣宴饮贺喜，泰西诸大国皆有此礼，中堂为中国开此风气，中外和好自易日敦。泰西交涉要事，往往在席间数语商定，无须文函往来徒著痕迹。

相信李鸿章应该无须等到威公使吐露机宜方明此中奥窍，举办这样一场万寿节宴会，显然就是已谙此道的最好证据。虽然今日已经难以估量此次宴会起到了多大作用，但事实是未及数日，李、威二人即敲定大体条件，两周以后中英《烟台条约》签字。

借节庆而作外交观察、试探，借节庆而灵活主动出击，借宴会而促感情升温，乃至于解决外交事务者，即所谓非正式场合之外交突破。当然这种突破首先是要有国力之支持，否则一切皆为空谈，尤其是19世纪，真理往往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不过当事人的勇于任事和外交智慧同样也很重要，需很好地借助外交惯例、外交礼节之便。

从李鸿章的“万寿外交”开始，我们国家的外交决策者、工作者，多次展现了这样的勇气和智慧。至共和国时期，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中日之间的书法外交，都是明显的例子，当然，或许还有更多不及、不便公布的事例存在。时至今日，全球各国的交往更为密切，如何开创新时代的国庆外交、节庆外交，恐怕还是需要外交官们集勇于任事与外交智慧于一身，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者。

“瀛寰新谭”是一个中外交流史专栏，旨在从各个维度和面相罗掘、解读旧文献，以启发新外交。逢周末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