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好评如潮的《夏洛特烦恼》，我有点笑不出来

原定于八月底上映的《夏洛特烦恼》推迟到国庆档，中心思想撞车《港囧》，奠定了这个“十·一黄金周”男性中年危机的喜剧主题。

两部影片都从中年男性烦恼出发，都在追求那些年追过的女孩过程中堆砌大量怀旧桥段，同时伴随时代金曲串烧，都最终以回归家庭与发妻偕老结束。尽管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部电影却在口碑上大相径庭。或许是因为观众与影评人对徐峥的“囧系列”抱有期望，尽管《港囧》上映后票房轻松破亿，仍然遭遇口碑滑铁卢，成为“囧系列”中评价最低的一部。而作为开心麻花团队从话剧跨界影视的“破处之作“，《夏洛特烦恼》除了赢得了影院中一片欢笑声，也在上映首日获得了同档期最好的口碑。

《夏洛特烦恼》作为一部纯北方元素的喜剧，同样在怀旧，却没有徐峥致敬经典的野心，更没有在电影中介绍维尔托夫、弗拉哈迪这样的无法与普通观众产生共鸣的电影大师级名词。同样是把中年烦恼定义为眼看红玫瑰变成墙上的蚊子血，转而怀念月光般皎洁的白玫瑰，但《夏洛特烦恼》将男主人公的身段放得足够低，那些低俗的段子、笑料放在一个梦中逆袭的失败者身上似乎就有了足够的合理性解释，而《港囧》中的徐来被设定成一个人生之路较为平顺的中产阶级，在港的囧途显然是为囧而囧。

一部喜剧把观众咯吱笑了固然不高级，但并不代表《夏洛特烦恼》促使观众自发活动面部肌肉就是一定好的。

《港囧》的故事发生在香港，而《夏洛特烦恼》的拍摄地点则选址在了有“北方小香港”之称的大连。后者的故事在东北发生，主演以东北人居多，走的也是东北喜剧的常规路线：演员在镜头前装傻充愣，台词中充斥着戏谑、辱骂和宣泄，依靠故事结构和人物设定将这些粗鄙的元素合理化，从而制造笑料。

预告片中夏洛在要求老师调换座位一幕中说出的“想换个人睡”“想睡谁睡谁”在正片中被改成了“想换个地方睡”“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就字面意义上而言似乎“文明”了许多，但仍然是在打下半身联想的擦边球，充满了粗俗的暗示，和春晚小品里那些百试百灵的“给寡妇挑水”桥段没有本质的区别。

影片通过刻意放大人物的部分特质塑造出的类型化人物，如娘娘腔、傻大憨等角色，并通过践踏人物的这种特质来刺激观众。在引导观众情感代入男主人公后，再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形成人际鄙视链，踩下媚上，表面上是在讽刺现实，实际上依旧遵循了现有的社会生存法则。

如果说被《港囧》咯吱乐的观众是一种生理性宣泄，那么在《夏洛特烦恼》放映厅里捧腹大笑的观众就是一种心理性宣泄，两部影片的喜剧手段未必就可以靠制造出的笑声大小而评判高下。

或许观众已经在春晚小品的多年洗礼之下已经习惯了粗俗的笑点触发机制，可或许还不能习惯眼角有鱼尾纹的高中学生。为了影片人气和喜剧效果，《夏洛特烦恼》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话剧搬上了大银幕。话剧与电影对演员的表演和叙事有着不同的要求。在话剧演出中，为了保证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接收到演员面部表情传递的信息，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往往是夸张的。几个话剧演员在电影中对表演的把控适度，可仍然难掩脸上尴尬的褶子，主演沈腾曾戏称“投资大部分都用来给演员做拉皮”了，但美容效果远不及话剧舞台上的一束光。

男主人公夏洛回到过去，靠抄袭未来的热门作品获得成功登顶人生，这种手段当然可以被视为某种反讽，同时也暴露了电影在内在逻辑和核心价值观念上的缺位。夏洛虽然在黄粱一梦中成为成功人士，但这一梦既没有解决他现实中的矛盾，主人公在虚妄中得到了欲望的自我满足，梦醒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影片英文译名中对告别失败者的诉求更是无从谈起。

更年期回到过去大闹青春期，除了胡闹，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

时势造英雄，作为个体的英雄也仅在他的时代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肯定。同样，一部作品获得市场的肯定也脱离不了作品产生的特定时代，夏洛这样借未来获得眼下成功的手段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当代电影人却无一例外地只能以已有的元素制造喜剧，《夏洛特烦恼》也好，《港囧》也罢，甚至追溯暑期档的《煎饼侠》无不是一手主打怀旧一手调侃当下。这种套着不同外衣一次次进行自我复制，现阶段或许能够收获成绩，但反映出的是电影人的灵感枯竭，无法生产新内容这一长远而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在《夏洛特烦恼》的观影过程中发现自己笑不出来，既不需要被周围笑得前仰后合的人群挟持，勉强在两颊挤出一道褶皱，也不需要反思自己心理出了问题，因为问题可能就出在电影本身，那些段子本身已经像电影中穿越成高中生的男主角夏洛一样超龄，不再新鲜，而诚实的你无法自欺欺人地对着一块“僵尸肉”笑得像年少时一样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