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说：旅行得越多越快，我们经历得就越少

作家朱文拍过一个电影叫《云的南方》，讲的是在北方小城生活了半辈子的李雪健一辈子心心念念就想去云南。年轻时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那儿工作，错过了。他一直觉得如果当初去了云南，生活就会是另一番模样。

在电影中，地理意义上的云南同样也是文化符号意义上的云南：一个另类生活可能展开的空间。朱文早年就写过一首诗叫《去云南》：我们还要呆上一段时间/我们要去丽江，我们要去大理/我们收拾行囊，要往当地人懒散生活的深处去。这类被无数旅游指南书挪用的诗句指引着千千万万富起来的中国人背起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显然，去云南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休闲散心的意义，变成中国人的精神乌托邦。

国庆长假又到了，想必又有大队人马正拖家带口杀往云南。云南、西藏等地具有的边疆、异域、前现代的特质自然令“久在樊笼里”的都市人魂牵梦绕。尽管作家阿来早在文章中批判过这种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东方主义”，他说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今天的西藏已经不是一个名词，而被形容词化了。人们想看到与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他者的生活。西藏如此，云南、新疆亦然。

迪恩·麦克南在分析旅游的著作《旅行者》中揭示旅游在现代社会的心理动机：在某个不是此刻的地方，在另一个国家里，在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在另一个社会阶级中，才存在一个真正的社会，才存在真正的生活。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题目来说就是——生活在别处。

这种生活在别处的想象曾经有其合理性和现实的土壤。譬如，对过去的人来说，陷入技术、交通手段的约束，他们有对于远方的想象。再譬如，对于冷战时代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生活的远方。在后冷战的今天，在一个技术手段让时空无限压缩成为可能的时代里，生活在别处是否还有其现实土壤?在资本让地球日益扁平化的当下，我们的生活还在别处吗？但生活在别处已经成为一套强有力的说辞，写进旅游指南，刻写进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地图。旅行是通往别处生活的浮桥。

几年前梁朝伟飞去伦敦喂鸽子的段子催生了“突然觉得这TM才叫生活”的生活体。这是被我们确认为更真实的生活。与他者的异域的生活相对照，我们当下的生活丧失了其本真性，显得虚伪。我们渴望看到更本真的生活，重建与天空和土地的联系。通过旅游，我们心安理得地走在通往“真实生活”的路上。在文艺青年心中，从旅游到旅行的语义转化，旅客（tourist）到旅行者（traveler）的自我指认，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具有了踏上革命之路的意味。

但所谓的“真实生活”里往往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一处没有被人涉足过的化外之地，留待你去发现，去认领。这种怅然若失的根源在于，他们想要寻求的这个所谓的本真性同样是被构造出来的。谁在参与这种关于真实生活的想象？旅游指南、旅游节目、旅游音乐、汽车工业、电影等无疑都是背后的推动力。我们所做的只是追随上述力量的指引一再观看别人看过的风景。

与某些人试图追寻别处生活不同，对大部分人来说，旅行的意义或许是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庸常，逃离现代性的铁笼。这里的日常生活是列斐伏尔所批判过的那种被资本主义殖民的同质化的日常生活。

但与其说旅行是对于日常生活的逃离，倒不如说是日常生活的变相延伸。在近期上映的电影《恋爱中的城市》中，所有的人物像游客一样在明信片一般的全球都市景观中来回穿梭，只有一幕有现实性：新婚燕尔的张孝全和江一燕去北海道旅游，但本该属于小夫妻俩的蜜月之行却没完没了地被男方老板要求代购的电话毁了。这无疑隐喻性地验证了列斐伏尔当年批判过的休闲时间是工作时间延伸的命题，老板作为资本的人格代表侵入员工的休闲时间，将其纳入到象征秩序的再生产。

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我们的旅行方式来看，我们恰恰是以试图逃离的日常都市生活中的那种逻辑来旅行的。照片、点赞的收集作为虚拟货币的意义流通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我们的象征资本。我们不过是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吐槽:旅游真是一桩苦差事，要看那么多的博物馆，拍那么多的历史古迹，还要忙着上各种不靠谱的旅游指南的当。

也有一种对于旅行的理解，并不期望获得某种另类生活的视野，也不期望逃离当下的日常生活，他们只想在异域赎回失落的经验，寻回被朝九晚五、一成不变的现代都市生活碾压的那一点小确幸。

但旅行是在丰富我们的经验，还是萎缩我们的经验？哲学家保罗·维希留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旅行得越多越快，我们经历得就越少。他以坐火车旅行为例：有被发射出去的感觉，我们在火车中穿过风景，看和听到的都转瞬即逝。在子弹中的旅行者不再是旅行者，而成了被输送出去的包裹。在自拍日益泛滥的今天，我们进入了桑塔格揭示过的状况：如果不将之摄下，则这个场景就不复存在。时至今日，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全程打包，在这个“全日制亲密共同体”里，经验的贬值或伪经验的弥漫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毁灭人类的生活体验。

“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这是北岛。把“离别”二字换成“旅行”就变成陈绮贞。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旅行充当了我们通往理想生活、别处生活的涉渡之筏。但每一次迫近，换回的只是迫近之际的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