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忆杜润生：不了解农民真实想法，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于10月9日6时20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0月9日上午从杜润生先生家人处确认了这一消息。

1979年，获得平反的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1983年，70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其中最为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推动包产到户的合法化。

在杜润生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从1982年至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杜润生曾这样说。

改革者并非一帆风顺，在时代的风浪里，将一生系于农村和农民的杜润生有坚守亦有折冲。而时代赋予改革者的，当是作为历史的铭记。

“九号院”

作为曾经的下属与学生，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

10月9日下午，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年“九号院”常起草中央文件，各种观点争论不断，每到此时，杜润生一句“坐下，慢慢说”，争论两方就会平和下来。

“九号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九号，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在这里，一群学者制定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

杜润生则是“九号院”的精神领袖。

陈锡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杜润生的地位与其经历是分不开的。1934年考入北师大，并在“一二·九”运动中出任学联代表的杜润生，充分理解青年人的看法和想法，而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的杜润生，也充分理解老革命们的想法，并把他们的观念凝合成一个“最大公约数”。

陈锡文说：“在杜润生面前，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论什么资历，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只要有观点有想法，都可以讲。”

陈锡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中提到了一次和杜润生的对话。

1982年冬天，时年32岁的陈锡文对“责任制，统分结合”提出疑问，杜润生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陈锡文表示，时至今日，自己始终记得杜润生的一句话：“要接地气，不进村入户，不了解农民的真实想法，就制定不出好的农村政策。”

陈锡文最后感慨：“我们在他手下当兵多年。”

起与落

“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2003年7月18日，为庆贺杜润生90寿辰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杜老对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这样总结道。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杜润生主持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

1953年，杜润生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以下简称“中央农工部”)担任秘书长，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

中央农工部不断强调中南局土改以后给农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毛泽东批评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1955年，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毛泽东不点名批评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

1956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这一年，杜润生被免去了中央农工部的职务，调入中国科学院。

被认为“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的中央农工部则在1962年被撤销，邓子恢领导职务被免。1972年的冬天，这位被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的老领导在“文革”的残酷批斗中凄然离世。

“文革”开始后，杜润生同样受到冲击迫害，被停职检查。

开启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杜润生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后的杜润生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农村和农民。

就在此时，远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名户主为了能“吃饱饭”，在一份错字连篇的“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却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春，在时任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安徽省早已试验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并未成为主流。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但党内意见远未统一。

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杜润生回忆。

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杜润生只能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结束争论

“75号文件发出后，各地试验的结果是‘一包就灵’，贫困地区第二年就有饭吃，其他地区能增产。”杜润生曾撰文回忆。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说，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由于此前包产到户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我们就据此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杜润生回忆。

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才让杜润生心里的石头落下。

1982年的“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文件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过去的分田单干，更不能当作资本主义去反对。

文件的核心，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20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紧接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加之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形成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矫正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杜润生认为，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能够最终说服大多数本来持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因为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

“众望所归”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之成为中央决策，“群众、干部反映良好”。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杜润生回忆。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润生认为，五个“一号文件”，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

他曾列下参加“创作”次数较多的人，包括刘堪、张云千、祖国朴、段应碧、王岐山、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王小强、霍泛、吴镕、张根生、王郁昭、赵文欣、杜瑞芝、温秀山、董家邦、杨泽江、赵树枫等省区市农口负责同志，以及谢华、杨珏、吴少文、郑重、吴象等几位参加农研中心主任会议的同志。

到晚年，他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杜润生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他写道。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2012年7月18日，在庆祝杜润生百岁寿辰的宴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

（本文参考自《杜润生：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始末》、《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漫忆》、《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徐庆全：我眼中的杜润生》、《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起草五个“一号文件”》、《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