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冷战后首任波兰驻德大使：诚实对待历史可以让人民更自信

1990年，38岁的波兰人雅努什•赖特（Janusz Reiter）即将前往德国，出任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的首任波兰驻德国大使。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此前一年的6月，波兰举行的半自由选举拉开了东欧剧变的序幕。赖特也置身其中，他在1980年代创办了多份反对派地下杂志，是一个活跃的媒体人。

5个月后，柏林墙倒塌。将近一年后的1990年10月，两德统一。

然而，意识形态鸿沟的消除并不能一下子抹除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历史阴影。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国防军在波兰自由城市但泽（Danzig）对波兰军队打响了二战的第一枪——而德国的宣传机器却称，这是对波兰的蓄意挑衅与侵犯边界的罪有应得的反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拉开了沉重的序幕。从1939年到1945年之间的6年， 600多万波兰人因这场战争殉难，而他们大多数只是平民。

几乎每个波兰家庭都有殉难者——久久延续着对于战争的刺骨记忆在很长时间里阻绝了波兰与德国的关系。

赖特重任在肩。

去德国履新前，他专门会见了居住在波兰的德裔少数民族代表并且对他们说，我即将成为你们在德国的大使，因为你们是波兰的一部分。在波兰看来，波兰的德裔少数民族曾经在二战前和二战中扮演过很负面的角色。因此，长期以来，很多波兰人一直视德裔少数民族是一个禁忌。

然而，通过这一举动，赖特和波兰向德国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和解信号，他也成为重塑波兰和德国关系的关键人物。1995年，他因此获得由德国总统颁发的带有星级和绶带的大十字功勋勋章。

卸任驻德国大使后，赖特于1996年成立了一家有关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独立智库——国际关系中心。2005年他再度出山，被任命为波兰驻美国大使。2007年底返回波兰后，他又担任了波兰气候变化特别大使。2015年夏天，赖特应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之邀访华，参加了多场有关欧洲和解的研讨会。

统一后的德波心态

澎湃新闻：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1990年，两德统一。你也从1990年开始担任冷战结束后首任波兰驻德国大使。当你出使柏林时，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形势？

赖特：德国统一其实是很多欧洲人害怕的事情，因为最近一次一个统一的德国给他们留下的1945年前的那些记忆并不愉快。因此，当时有些欧洲人确实对于德国统一是有一些恐惧的，在波兰也是这样，但在波兰，同样存在的还有希望。

1980年代，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开始发展自己的关于外交政策的独立思想。人们认识到，只要德国分裂，欧洲也会继续分裂，而波兰也将继续隶属于苏联阵营。消除分裂符合波兰的利益。但只要德国是分裂的，消除分裂就无法实现。没有德国的统一，就不会有欧洲的一体化。

当时在1980年代谁都不会知道或者意识到欧洲统一的机会这么快就会来临。波兰和德国虽然在很多领域被分隔开，但是我们对于欧洲的未来有着共同的愿景。德国在西欧一体化进程中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德国如果没有处在一个欧盟框架内，就永远不会如此成功。北约与美国也同样非常重要。如今波兰也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既离不开德国的参与，也根本不是针对德国。这也是波兰与其西面邻居德国的关系当时如此重要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愿景，首先得有一个愿景，这很重要，但其次还要如何实现它。这当然很具挑战性，但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挑战。这需要很多勇气。比如，在波兰有一个德裔少数民族，数量并不大，或许有30万人，而波兰有3800万人，但直到1989年，他们并不被承认为少数民族，德裔少数民族的问题是他们曾经在二战前和二战中部分地扮演过很负面的角色。因此，很多波兰人一直认为德裔少数民族是一个禁忌。然后，在1989/1990年的时候，波兰新政府突然对人民说，我们要承认这些德裔少数民族并尊重他们的所有权利。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但承认这些人不是对德国的一种让步，尊重少数民族权利是欧盟的一个准则。因此，这个信号已经很清晰了，如果你想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你就必须接受这些准则，其中一个准则就是，你必须对少数族裔一视同仁，这一点在波兰被接受了。

而在德国这一方，有不少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因为那些地方现在属于波兰了，波兰的边境在1945年被盟军向西推进了。因此，双方都有很多负面的情感，不过也有积极的愿景。双方都有人认识到，我们都想在欧洲实现和平，而且我们也必须有意愿和能力跨越我们陈腐观念和偏见的阴影。因此，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积极的愿景激励着双方的人民。

澎湃新闻：你担任波兰驻波恩大使时，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毕竟两国有过一段黑暗的历史。

赖特：我去德国赴任前，在波兰见了德裔少数民族的代表。我对他们说，我也即将成为你们在德国的大使，因为你们是波兰的一部分。但有些波兰媒体报道说，波兰大使将成为德裔少数民族的大使。这当然是误解，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也是波兰公民，我必须在德国代表所有的波兰公民。一两年后就没人再说这些了，已经平息了。

我必须面对的真正的最大挑战是，说服德国政府和公众，让他们相信支持波兰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符合德国利益。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波兰是一个陌生的国家。波兰应该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这在政治上是被期望的，但是在心理上却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不过，坦率地说，德国当时是欧洲最支持北约和欧盟扩大的国家。我们很清楚，在这一问题上，德国是我们的盟友，是我们最好的朋友。1992年，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德国必须改变其避难法，因为有如此多寻求避难的人来到德国，如同当今所面临的情形。德国需要得到波兰的支持，很多德国人警告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们将被移民淹没。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必恐惧德国，我们必须帮助德国解决这一困难的政治局面，因此我们与德国签署了一个协议，最终这个协议对双方都有帮助。我们必须学到的是，不仅要宣示信心、信任，也必须实践这种信心和信任，我认为我们做得不错。

（二战之后，德国《基本法》确立了避难基本权利，给予所有认为自己有权登记避难权的人以安全的居住地，直至就他们的申请作出裁决。这一宽松自由的避难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难民，人数在1992年达到顶峰——在这一年近44万人来德国寻求庇护。德国朝野就此展开激烈辩论，随后，德国在1993年6月出台了新避难法，那些来自“无追捕”国家或者是经由“安全的第三国”入境的人原则上不再有避难机会，接下来几年避难申请者的人数回落至10万人左右。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担心部分难民可能经由波兰进入德国，因此德国迫切希望与波兰达成协议，限制难民进入的数量，同时就此提供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经过谈判，波兰与德国签署了相关协议。———记者注）

德国承认战争责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澎湃新闻：二战中，波兰是纳粹德国统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波兰是否利用受害国的这一道德制高点向德国提出双边关系中的特殊要求和待遇？

赖特：德国（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精英，而且也包含大众）理解并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其实是颇花费了一些时间的，并非一夜发生。

1950年代，德国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德国当时的回忆文化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和了解到的完全不同。波兰那个时候被共产党统治，那时候东西方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很多德国人形成了一种针对波兰的陈旧偏见和陈词滥调，以波兰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为托辞，对波兰充满敌意。这一状况从1960年代开始缓慢改变，教会参与其中，然后是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对波兰的访问。从1950年代起德国就属于西方阵营，加入了欧共体和北约。如今这个国家却向他的东方邻居张开了双臂。在此我想补充一下，德国作为可信赖的成员加入国际社会（欧共体和北约），这对与波兰的和解有特别重要的决定性影响。1970年代，两国人民开始相互来往，我们建立了一个审视我们学校历史教科书的委员会，开展了一个非常坦诚的对话。

如果波兰人民对德国理解和接受战争的责任有任何疑问，那么一切都会更加困难了。德国的信用建立在对战争责任的承认基础上，这当然没有立即在一夜之间实现，但确实发生了。对德国和法国来说，和解更容易一些，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因为在东西方分裂中他们都站在同一方。而波兰在另外一方，我们面临两个冲突，一个是东方和西方的冲突，还有一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管理这两个冲突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我们成功管理了这些冲突，这只有依靠诚实。

同时，在波兰一方，我们也有意愿去理解失去之前德国领土上的家园的德国人的遭遇。因此，我认为，信心其实指的也是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德国对战争有责任，对在波兰犯下的罪行有责任，但我们至少没有在1989年后竭力利用这个立场提出任何声索，当然前提是德国理解并尊重他们的责任。

澎湃新闻：波兰与德国的和解，发生在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尽管你提到两国的和解进程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但真正的和解加速还是发生在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意识形态是否会成为和解的障碍？

赖特：当然，意识形态可以是一个主要的障碍。波兰是苏维埃集团的一员，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波兰主动选择的，而是苏联强加的，认可度并不高。欧洲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有政治上的分裂。我们属于互相敌对的阵营，波兰是一方，西德是另外一方。

在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意识形态都没有在波兰扮演过主要的角色。即使波兰是东方集团的一员，意识形态也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相对而言纯粹的权力现实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统治者通过煽动对德国的恐惧来提高他们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在德国方面也有很多针对波兰的偏见。不过，好在双方都有足够的人愿意打破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接触对方，在双方国家开展对话，我在1980年代也参与其中。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也是可能的，并且奏效了，因此我们并没有等到1989年才开始和解，和解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65年，波兰天主教的主教们写信给德国的主教们，信中写道：“我们给予宽恕也请求你们的宽恕。”那时候还是冷战时期，要说成果还太早，但在1980年代我们看到了这封信的成果。总之，我们在1960年代-1980年代采取的这些步骤，都对我们在1989年的时候帮助巨大。1989年不是原点，只是新篇章的开始。

亚洲对于历史的感知仍然非常极化

澎湃新闻：现在德国经常被拿来和日本比较，作为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方面的参照。在这些比较中，有一个观点称，两国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也与两国国民的性格有关。你在大学主修德国文学，后来又在德国工作多年，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和所谓国民性格很熟悉。你觉得以上的这个观点靠谱吗？

赖特：我不相信国民性格的说法，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词语。

在波兰，我被视为亲德国的人，但我其实是在一个并不亲德国的环境中长大的。在我生活的环境中甚至我的家庭中有很多悲伤的悲剧性的（与德国有关的）故事，所以当我年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我不喜欢德国和德国人。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十分了解德国，我知道很多德国文化方面的东西，我崇拜德国文化，但我不喜欢德国人，我不信任德国人，我理解和信任德国人颇花了一些时间。

我注意到，不信任和仇恨也对我们自己造成了破坏。首先，政治上，对德国的不信任把波兰推向了东方，推向了苏联的臂膀之中。其次，也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把欧洲更多地看作风险而非机会。

因此，去除对德国的不信任也是一种自我解放。政治上，消除对德国的不信任给了波兰更多的行为空间，如果当时没有抛弃对德国的不信任，波兰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信任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如果你信任你的邻居，你可以在处理与你邻居之间的政治事务的时候减少交易成本。如果你不信任你的邻居和伙伴，你就必须在“再保证（reassurance）”方面大量投资，对你自己进行再保证，会花掉你很多钱。在生意方面，如果你有一个不信任的伙伴，你需要有很多律师来进行再保证，如果你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伙伴，你就不必花太多钱在律师身上。因此，信任为做生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

澎湃新闻：历史确实不应遗忘，但时代在变，亲历历史的人在老去，新一代人有新的思维方式和成长经历。如何向年轻人讲述历史？

赖特：我的经验是，人民需要历史，每一代人都需要历史，因为他们需要历史来读懂自己。迟早人们会开门见山地说，他们需要靠自己来理解历史。世界变得越复杂，我们就有越多的沟通渠道。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理解他们自己，理解他们来自的这个世界，他们需要理解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如果他们理解了这种不同之处，他们可以接受这种不同。这种不同不会让他们和其他人孤立。因此，诚实地、充满信任地对待历史对人民的身份特别重要，可以让人民自信，只有人民自信了，他们才能够应对各种困难的局面。在当今世界，有如此之多的困难，高度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民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很焦虑，他们就会犯很多错误。历史对此很有帮助，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而是有很长的历史。如果你知道这段历史，你可以从一定距离之外看待你的历史和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有时，你还可以用其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的历史，也很有帮助。

澎湃新闻：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欧洲和东亚都弥漫着纪念的气氛。就你的体会，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亚洲和欧洲有什么不同？

赖特：铭记历史其实不仅仅有关于历史，也关乎现在和未来。铭记历史，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我们也在向其他的人民、其他的国家以及我们的邻居和全世界发出了信号。

在欧洲，对于历史的理解不再像过去那样分裂。我们意识到，对历史的歪曲将会带来何种的不幸。波兰对于历史的理解当然和德国不同，但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这些叙事可能是不同的，但我们知道为何不同，这并不是分裂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历史有时也会倒退。如果认为欧洲在战后所达成的所有成就将不再改变，这无疑是个错觉。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而在亚洲，我的印象是，对于历史的感知仍然是非常极化的。幸运的是，我们在欧洲已经克服了这一点，这让很多东西更容易了，波兰和德国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两国克服了历史的恩怨，反而获得了自由，我们可以从中受益。这是欧洲经历如此之多的悲剧和错误之后，收获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欧洲秩序需要和俄罗斯一起保护

澎湃新闻：回到现实。尽管欧洲在和解方面走在前列，但如今的欧洲依然有硝烟，乌克兰危机依然悬而未决。如果说历史可以从教会我们很多东西，那乌克兰危机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怎样的影子？

赖特：欧洲是一个还未完成的事业。欧盟不是全部的欧洲，欧盟的人民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我们很自豪我们在欧盟内部使得战争变得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但我们现在被乌克兰危机提醒，在我们的东部邻居那里，战争不仅依然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这对欧洲是很有警示意义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一挑战，我们只知道需要共同的回应，需要欧盟共同回应。欧洲还没有把这个危机扛过去，这也没有那么快。不过我们至少在危机面前没有分裂。

俄罗斯很不幸地没有接受它在欧洲和世界的位置，而是竭力试图改变欧洲的局面，这很具挑战性。我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被它的邻居尊重，能获得邻居的信任符合俄罗斯利益。我相信俄罗斯需要欧洲，看不到俄罗斯背弃其欧洲邻居的理由。乌克兰危机并不仅仅关乎某一个国家，而是关乎未来，关乎欧洲秩序，因此我们需要保护欧洲秩序。

现在我们处在与俄罗斯的政治冲突中。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和俄罗斯再度合作。因为，长期来看，我们只有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才能保护这些欧洲的秩序。如果缺少俄罗斯或者反对俄罗斯，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欧洲秩序。今天的俄罗斯缺乏接受这一动议的好的氛围，我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需要俄罗斯，但我们也需要乌克兰是一个成功的国家，他们一定会实现。如果乌克兰成功了，这将对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带来正面的影响。如果人们了解欧盟或者北约的话，就会知道，这两个组织并不招募新成员。为了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波兰为之奋斗了很久。将来是否有一天乌克兰会加入欧盟？这个我不知道，将来才会知分晓。我个人认为这对欧洲以及俄罗斯都有好处。

澎湃新闻：你也曾经担任过驻美大使，美国对战后欧洲秩序至关重要，同样，在过去很多年，美国也一直主导着世界秩序。如今，中国被认为逐渐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你觉得未来中美冲突的风险有多大？

赖特：对于美国在欧洲及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我们欧洲人对此只能心怀感激。这个国家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稳定世界秩序，为世界承担责任，今天，不仅美国自己，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自己已经很难单独为全世界承担责任重担了。因此，美国正在鼓励欧洲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世界秩序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因。

很显然，中国是为世界秩序、为了地区和整个世界承担更多责任的候选者。中国越成功，世界就越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对欧洲来说，没人害怕欧洲承担大的份额和责任。就我观察，在亚洲的问题是，有些小国害怕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不信任感强烈。德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却是欧盟最强大的国家。不过，德国人不认为他们是欧盟最强大的国家，但德国必须知道而且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被邻居和其他欧洲国家认为是欧盟最强大的国家。

德国人还从历史的教训中得知，成为国际秩序和社区的一员，比如欧盟、北约的一员，可以保护德国免遭小国的恐惧。这有助于小国信任德国，因为德国是一个社区的一分子，因为这个社区的规则对于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都一视同仁。这非常有帮助。

澎湃新闻：相对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在1989年后的转型总体看是相当成功的。如今波兰有着稳定的政治和强劲的经济。波兰是如何做到的？

赖特：的确，我们确实有一个和平的转型。举个例子，剧变6年后的1995年，波兰有了一位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他是1980年代共产党政府的一位部长，他很年轻，但做过前政权的部长，但他也成为新生的民主的波兰的一部分。

在波兰，转型经过了很长时间，不像东德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在波兰，转型事实上从1980、1981年左右就开始了，伴随着团结工会运动和戒严法。波兰从一个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转型为开放的民主社会，这一和平的转型也有助于波兰成功应对经济问题。1989年，波兰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我们必须就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成就达成一个全国的共识，我们成功了。波兰的经济自1990年起持续增长，这在欧洲是唯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波兰长期以来是其介于德国和俄罗斯两强之间的地理位置的牺牲品，但是并没有地理宿命论。这是波兰历史所提供的教训。

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式，就像那首著名的歌曲唱的那样，I’m doing it my own way（我按我自己的方式来做）。当然，看看其他国家在过去是怎么做的，有时候还是很有帮助的。回望欧洲的包括在20世纪那些饱含悲剧的历史，其中颇有一些有趣的可供深思之处。我觉得，波兰从中吸取到了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