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座谈会现场

8月2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光明的摇篮》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市社联举行。

《光明的摇篮》是熊月之教授历经三十年精心打磨的原创力作，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坚实底色，生动解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上海何以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探寻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传承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红色基因，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党史读物。

“光明的摇篮”出自新华社社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这篇社论经毛泽东同志从头至尾仔细审阅修改，批准发表。此文后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这篇社论这样写道：“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

熊月之教授

熊月之表示，“光明的摇篮”其实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上海红色文化的综合评价。新书以“光明的摇篮”为书名，旨在梳理上海作为“光明的摇篮”的内涵或特点，探讨上海成为“光明的摇篮”的原因。

熊月之在书中首次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需要六大因素的支撑：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租界安全缝隙。“这六大因素相互支撑，构成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诞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熊月之说。

这六大支柱，在党史研究中学者们早已予以重视，特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这两点。熊月之的着力点在于将此六大支柱做综合讨论，由此凸显上海城市的独特性。

比如，梳理、论述马克思主义传播，该书不仅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过程、具体内容，还注意介绍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宏大背景，注意介绍传播主体即新型文化人在上海集聚的情况，注意介绍晚清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在上海传播情况，特别注意梳理陈独秀与上海的关联，这有助于说明上海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地。梳理上海新思想、新文化影响时，既注意介绍显性的影响，也注意发掘那些隐性的影响。

熊月之还对毛泽东早年所读新书做了仔细的考订，结果发现，那些新书，包括《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警世钟》《世界名人传略》，各种翻译的西书，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无一例外都是上海出版的。这说明，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上海文化谱系的长度与宽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再比如，梳理、论述上海工人阶级特点，熊月之不仅介绍上海工人阶级人数较多、生活困苦、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还特别注意将上海工人阶级状况，放在城乡比较中进行考察，放在全国工人阶级整体当中考察，指出有两点必须予以关注，一是上海工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无时不处于与农村的比较之中。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与乡村农民比起来，经济收入要高得多。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尽管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缺乏政治权利，尽管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型设施与优势，还是可以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沾其余溉的。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经验告诉他们，在上海生活比在乡村更好，更能维持生活，更有盼头。

“所以工人阶层在上海城市社会所处的地位，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群，但不是非常贫困、更不是极端贫困。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当工运积极分子从苏俄那里照搬‘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来发动这些普通工人去搞那些与工人实际利益完全脱节的‘飞行集会’时，他们很难心甘情愿、全力以赴地去参加，”熊月之总结，“照搬共产国际的理论，搞城市暴动，便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只能处处碰壁。而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获得了成功。这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此外熊月之还从三大空间切入，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历史进行解读。一是上海空间，熊月之将近代上海城市不同空间的形成、演变、相互关系梳理清楚，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梳理清楚两租界产生与演变的历史；二是中国空间，讲清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上海怎么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为中国最大城市以及上海与全国的联系情况，包括政治联系、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与社会联系，特别是各地移民输入上海的过程、特点与动因，移民组织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三是世界空间，近代上海与一般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其存在两类不同的国际联系，一类是外接式，即上海与英、法、美、俄等国家及其城市直接发生的联系；一类是内嵌式，是通过租界而发生与相关国家的联系。

这三个空间，由上海而全国而世界，同心圆式地渐次扩大，使得发生在上海的众多事件，不但具有全国影响，而且每每具有世界影响。另一方面，发生在上海以外的全国或世界重要事件，也会对上海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

“宏深雄奇，美学角度，表现优美，思想深邃，巧妙周旋。有的表现壮美，英雄抗敌等等，”熊月之说：“把优美和妆容结合起来，就构成上海红色文化特有美妙乐章。在这个基础上将上海红色文化与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像瑞金、延安等地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做比较，我们看得出来它们当中的差异，也能看得出来它们互相之间的一致性与连续性。”

出版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也对该书的特点各抒己见。“熊月之先生以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为坚实底色，从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深度解析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必然性，意在传承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红色基因，探寻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上海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说道，“这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是写给青年人的党史第一课。《光明的摇篮》不仅语言平实、图文并茂，更能够贴近读者，特别是能够让青年读者通过阅读更加深入、系统、严谨了解我们党在上海诞生这段历史。”

《光明的摇篮》

“近代以来，上海是光明的摇篮。对上海历史地位重新做个定位，这确实是极大的贡献。”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认为，以后研究上海史、近代中国历史都要从这个角度上去切断，这些研究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许多问题都要重新考虑、重新评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则指出，熊月之将上海文化的许多小点，串成了线，将历史逻辑梳理清晰。“以往讲到上海文化，很大的一个点是怀旧气息，不太讲红色文化本身。但为什么很多非常激进的思想在上海如此商业化的地方产生？这个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熊月之先生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了。”

“研究上海的红色文化，不能只从1921年开始。《光明的摇篮》全面系统用各类学科，涉及到很多学科、很多角度，把整体和新型视角整体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三大空间’、‘六大支柱’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同时熊月之先生把许多小点串了起来，比如上海工人阶级收入和三次左倾暴动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很多学科，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组织学、交通学、新闻学等等，新颖视角背后是熊月之的深厚学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