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本雅明身上的一切事情，最妙莫过于他未能找到一份教职

【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网站2015年10月19日刊，原题《瓦尔特·本雅明：第一位波普哲学家》（Walter Benjamin, the first pop philosopher），地址：http://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books/2015/10/walter-benjamin-first-pop-philosopher。

本文作者雷·蒙克（Ray Monk）系英国南阿普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罗素传》等。

瓦尔特·本雅明通常被人描述成一位哲学家，但在许多英美大学的哲学系里，你不会找到有人讲授或研究他的作品——对英语世界来说，本雅明会出现在现代语言、电影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领域里，但绝不是哲学。

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他曾写过一本关于30到40年代好莱坞喜剧的著作，而你很难想象一个分析哲学家竟会做出这种事）曾于1999年被邀请至耶鲁大学参加一项会议，该会议旨在庆祝哈佛出版了本雅明著作选的第一辑。邀请函要求预期的出席者各自就本雅明对自身领域做出的贡献进行评价。

“……就本雅明对我的领域的实际贡献问题的诚实的回答是，基本来讲什么都没有。”

在某些方面讲，事态发展至此令人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在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这一分析传统中最令人尊敬的人物之间存在着诸多重要的亲和点。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共同之处，然而，两人最引人注目的连接点在于他们共享的对理论的怀疑与他们对图像的强调。“本雅明对理论不太感兴趣”，他的友人，汉娜·阿伦特在她给《启迪》一书写作的极有价值的导言中写到，“，对那些不能立刻呈现出最为精准、外向和可想象的图形的‘观念’也是如此”。本雅明自己也一度写到：“我不需要说任何东西。仅仅需要展示。”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也一度可以写下的评语，在他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里，他强调了区分开可说的与可展示的事物的重要性，在他以后的《哲学研究》中，他强调了“在于‘看到关联’的理解”的“根本重要性”。

要说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有着类似的写作风格大概是过于夸张了，但是，联系到两人共享的对图像甚于理论的偏好，他们的文体理想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即两人共享的、一种对诗性写作的渴望。维特根斯坦曾经写过，“我认为，当我说一个人仅应当像写一首诗那样写哲学时，我已经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这恰恰正是本雅明的感受。当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前言中谈及，他的思想要求他“从各种不同的方向上研究广阔的思想领域”并且该书所包含的哲学论述“仿佛就是在这些漫长而曲折的旅途中所作的风景速写”时，他或是在描述本雅明1928年的著作《单行道》及其未完杰作《拱廊街计划》的文体风格。

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情感上的相似性可以部分地为其共享的文化继承所解释。在一个方面，他们同时都是18世纪德国科学家与格言家格奥尔格·克里斯多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的热切仰慕者，维特根斯坦经常将他的作品赠与其在剑桥的朋友们，以此将利希滕贝格精妙绝伦的话语传播到英语世界。《本雅明电台》（Radio Benjamin）中收录的诸多最有趣的文本之一篇，就是本雅明写作的关于利希滕贝格的广播剧，这一文本证实了他对利氏的尊崇备至。

激发了维特根斯坦与本雅明的灵感的，还有很多其他来自德国与奥地利文学传统的作家，其中包括了许多对英语哲学家影响甚微的人，诸如弗朗兹·格里帕泽（Franz Grillparzer）、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与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二人的思想中见到歌德作品留下的深刻影响。

阿伦特写到，本雅明的“精神存在为歌德塑造与预示”，对维特根斯坦，人们也同样可以这样说。这两人几乎都将歌德的主要作品熟记在心，深受歌德形态学概念的影响，形态学指示着一种通过在不同的形式中见到差异、而非通过应用数学理论，来理解诸如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现象的道路。这是一种极难为多数英语哲学家认真对待，而又处于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思想核心的观念。

毫无疑问，与他们共同的就“看”在理解中扮演角色的重视联系在一起的，是另一项重要的相似：两人对摄影与新近兴起的、尤其是好莱坞式的电影艺术，都有着极深的兴趣。他们甚至都有着最爱的电影明星（本雅明喜爱凯瑟琳·赫本，维特根斯坦钦慕卡门·米兰达）。

本雅明对图像的关切，及与之相关联的他对影射的、诗性的写作（胜过灰暗的理论）的赞赏，是一个进入其作品的绝好门径，离开对这一点的认识，他的作品将显得异常晦涩。我认为，这也将为他的传记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主题，通过这一点，本雅明的生活、思想及其各式作品的许多方面都能够被统一在一起。

呜呼，本雅明的传记者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与迈克尔·W·詹宁斯（Michael W Jennings）并没有选择从这一路径出发来组织他们书的结构，也未付出任何真正的努力来将庞大的研究塑造为一个单一的叙述。结果就是，虽然人们可以从他们的书中知道很多，但就阅读体验来说，这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绝非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会做的，他们更希望将一册素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非一则连贯的枯燥散文。不如于他们研究的对象，传记作者们并没有对诗艺的渴爱。确实来讲，他们也并未就这种叙述表达出很多关切或熟稔。

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因为本雅明一生的故事本可以是十分迷人的，有时甚至是深深动人的。他于1892年生于柏林，在一个富有和彻底被同化的犹太家庭里（这是另一个他与维特根斯坦相同的地方）。他的父亲埃米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在一个拍卖所担当合伙人。某种程度上违抗了埃米尔的希望（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去学会像医学、法律这样实用的专业），瓦尔特决定离开学校，到弗莱堡学习语文学与哲学，1912年，弗莱堡正要开始将自己打造为新的现象学学派的中心，这一新学派由埃德蒙·胡塞尔领导。本雅明在弗莱堡的同学之一是胡塞尔鼎鼎有名的弟子（随后成为了他的批评者）马丁·海德格尔，本雅明并未对弗莱堡提供给他的教育感到全然满意，他随后在弗莱堡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间切换学习，在柏林他就学哲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险些中断了本雅明的学习，通过在身体检查的前一晚引用大剂量的黑咖啡，来刺激出某些心脏衰竭的症状，本雅明最终如愿以偿地免于入伍。随后的一段战争时期，他大多数时候花费在了慕尼黑，在那里他继续了自己的哲学研究，并且确立了日后成为大学哲学教授的志向。在这一时期，他写作了一篇关于语言之本质的文章，艾兰与詹宁斯声称，“（这篇文章）提供了统治了20世纪思想的语言难题的根本视角”（他们用了三页的篇幅总结这些‘根本视角’，但至少对我来说他们的阐释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事物的无名语言”在翻译中——同时作为接受和概念，成为了‘人的命名-语言’，而这正是知识的基础。如果这个句子有意义的话，我对理解它无能为力）。

1917年早些时候，征兵局命令本雅明报道服役，但是他拒绝了，这一次的理由是他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坐骨神经痛的折磨。他的女朋友，朵拉，通过催眠使他产生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这些对于愚弄军医来说是足够有说服力了，这使得本雅明可以自由地住在柏林，第二年春他与朵拉在那里成婚。这对夫妇随后逃至中立国瑞士的庇护下。在那里，他就学于伯尔尼大学，写出了题为《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的博士论文。

居住在瑞士期间，本雅明与他的妻子生育了他们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斯特凡。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本雅明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父亲，并且他从未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然而，许多年来，他确实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儿子说出的词语、句子和思想。这本笔记幸未亡佚，其重印见于充满魅力、精心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档案馆（Walter Benjamin’s Archive）》。这本笔记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阅读经验，比起作者的早期哲学远远来得引人入胜。（我）多少随意选取了一个例子：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噢，但我不想现在讲。”“噢，来嘛，讲一个，我想听。”“好吧，要不你来讲一个？”“不，但是，那个，我已经把感觉扔到你的嘴里啦，现在你来讲吧。”

1919年，本雅明、朵拉和斯特凡离开了瑞士，并在几个月后抵达柏林。本雅明依旧希望，开始是在海德堡，后来在法兰克福保住一个学术职位。在这段时间夫妻间的关系充满压力，他们两人都有了外遇。然而，艾兰和詹宁斯将他们的主要关注放在了他的学术工作上，他们的记载在这一段时间前后跳跃，使得本雅明的年表变得极为令人困惑（比起如实记载这些事情来说）。甚至如果本雅明原本的文章清晰透明的话（显然并不是），结果也会变得异常难以领会。

只有在本雅明在接受了他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份学术工作的现实，并开始以另一种风格写作以后，上述传记才从浮夸的不可理解性中被拯救出来。搁置了高深莫测的对语言的反思，1924年的时候，本雅明开始进行关于当代文化的写作，尤其注重它比较大众的那些形式。在一些其他主题之外，他的笔端谈及电影、摄影、儿童文学、赌博和色情文学。这些文章未被寄往学术期刊，而是到了报纸和一般的出版商那里。自1927年起，他开始写作和交付一些广播报道的稿件，今天这些稿件被收录在《本雅明电台》一书中，这些作品多以儿童为受众。这样的转型是非比寻常的。突然，他的写作变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变得可以为人理解了。人们禁不住要觉得，发生在这个男人身上的一切事情中，最妙莫过于他未能找到一份教职。

他也开始发展出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形式——思维图像（Denkbild）。这是一种以简短的观察和反思取代曲折论证的写作形式，它产出的是某种类似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风景速写”的东西。人们不会惊讶于发现本雅明尤其热爱、并且精擅在风景明信片上的写作。“您若仅仅收到一封明信片而非一份信件，千万不要以之为我的冒犯”本雅明对他的一位通信者写到，“我的特长准确来说就是（写）这样的古玩式的明信片”。《本雅明的档案馆》逼真再版了一份这类明信片的精选集。

在1924年，本雅明遇到了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日后成为了本雅明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以及对本雅明思想最重要的影响者之一。通常来说人们会把本雅明描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很难辨识出在他作品中马克思著作有何巨大影响，甚至是本雅明对之抱有的任何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他思想中的样子，看来多半经自布莱希特的“滤镜”。阿伦特，这位任何时候都极具洞察力的观察者，评论到，“本雅明很可能是那一场运动产生过的最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这里有多怪异”。

在二十年代晚期一直到整个三十年代，本雅明产出了极其丰富、各式各样的文章和著作。这一时期，其作品一项可圈可点的特征是其对当时智识和文化潮流的广泛介入，涉及学科领域之广泛只能以令人瞠目结舌来形容。他1931年的作品《摄影小史》就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就什么使得早期摄影作品如此吸引人的问题，给出了细致入微的和技术方面极其到位的讨论。就我看来，这本书远远优于他1936年更为知名的、收录于《启迪》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后者是为当时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内刊《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uer Sozialforschung）写作的，人们可以感受到他正在努力写作某种契合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批判理论的东西。

希特勒在1933的掌权使得本雅明不再可能继续住在德国，从那时起一直到1940年逝世，他一直是居无定所的学者与记者，他在伊比沙岛、里维埃拉、丹麦居住过，多数时候他住在巴黎。他持续地写作随笔、著作与电台的广播稿，但是获取稿酬日渐成为难题，多数时候他处于赤贫之中。他得到过来自马克思·霍克海默与西奥多·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的急需的支持，但多数时候，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拥护这一辩证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分支，看起来太高了。然而，到了1940年，由于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他几乎不再有可能继续生存和工作下去，他唯一的逃脱的希望来看起来就全部仰赖于霍克海默（他把研究所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美国）给他担保的进入美国的签证了。

几近48岁却看起来远远老于实际年龄的本雅明并不热切地接受了他必须离开欧洲的现实，五月，他决定自巴黎取道南法、抵达里斯本，在最后一站他可以坐船前往美国。然而，在法国边界，西班牙官员拒不许可他与他的旅伴在这个国家进行中转。本雅明为这个终局做好了准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的，是他与绝望的搏斗及对自杀的惯常谈论。在他为预期中美国之行打包的为数不多的随身物中，他携带了15片吗啡——“足够杀死一匹马了”，在他最终出发前，他向亚瑟·库斯乐（Arthur Koestler）如此谈到。

1940年9月27日凌晨，他使用这些吗啡终结了自己的性命。他留下这样一段遗言：“在这样没有出路的处境下，我别无他能，只能选择终结。在这样一个比利牛斯山脉的小村庄里，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的生命即将迎来终结”。两国边界于次日重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