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十个边境——一个叙利亚难民的艰难逃离之路

上周匈牙利关闭边境、大量难民改道蜂拥至斯洛文尼亚，本周一克罗地亚开放与塞尔维亚的边境，近3000名被困难民入境……欧洲难民问题仍然严峻。

《纽约客》近日在其网站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叙利亚难民、22岁的法律系学生盖斯（Ghaith）的逃离之路。

邻居被炸死、朋友被抓、哥哥逃离叙利亚

2012年，叙利亚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大马士革的郊区，军队动用坦克对古塔地区的反政府者进行镇压，炮弹在德拉雅的土地上爆炸。当年5月的一天，一个汽车炸弹在首都西南部吉戴德·阿托斯（Jdeidet Artouz）地区的一个小镇上爆炸。

据《纽约客》描述，当时，和母亲住在一间两居室公寓里的盖斯，被从床上震了下来。他父亲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过世了，他的4个姐姐和1个哥哥结婚后也都搬出去住了。

盖斯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他看到一辆轿车正在对面的街上燃烧，尸体残肢就撒在路上。而死者是盖斯的邻居，一位什叶派阿拉维教徒，“他显然是被谋杀的”。

据报道，爆炸发生的那周，政府的镇压越演越烈。盖斯的一个侄女——当时只有十几岁，被关进了监狱，因为她在Facebook上发文，谴责叙利亚空军在霍姆斯的平民区使用油桶炸弹。盖斯还有两个朋友在大街上被抓走。

2012年8月，叙利亚军队进入吉戴德·阿托斯地区，杀了十余人。

据《纽约客》报道，盖斯在大马士革大学学习刑法。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法官，但仅仅是去上学都要经历很多风险。

他要乘坐的公交车会驶过一条曾经作为政府管辖领域和反叛军占领领域的大道。敌人的狙击手打出的子弹常常就打在公交车的外壳上。盖斯回忆道，“经过那条路时，我们都要藏起来，不能露头。”

那年秋天，他的哥哥、理发师盖里布（Ghalib）在妻子的同意下，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逃离了叙利亚。盖里布先搭飞机去了土耳其，然后再乘船前往希腊，最后，再坐卡车前往瑞典，当时他们藏在一个木箱中。在哥德堡，盖里布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找到了工作。

在叙利亚，有成千上万人都想逃离。那些有钱人直接去了欧洲，但大部分人只能去去约旦、黎巴嫩或者是土耳其。在这些地方，他们通常被困在难民营中。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似乎并没有为大批逃离的叙利亚人感到担忧。就在他的几名顾问也离开叙利亚后，他把他们的逃离称为“国家的自我净化”。

《纽约客》称，为了养家，盖斯要打两份工。2013年，他跟自己在高中时就在一起的恋人结婚。有这些关系和责任在身上，离开叙利亚似乎不是他的选择。

但是，就算毕业后符合征兵资格，只有5英尺高（1.524米）的他对自己的作战能力感到怀疑。最近，他对《纽约客》回忆道，“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者，更可怕的是，成为战争的杀手。”

当时，他的妻子和母亲都希望他效仿哥哥，到欧洲去。但通过申请去欧洲几乎不可能。而在叙利亚人不需要签证就能前往的土耳其、黎巴嫩，欧洲国家领事馆已经被大量的移民请求淹没，几乎不会再发签证。盖斯还可以选择申请避难，根据欧盟基本人权宪章的规定，前往欧洲的任何一个叙利亚人都符合留下的资格。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据报道，1990年，欧盟通过了被称为“都柏林规则”的法案，要求申请避难的人必须要在第一次进入欧洲国家时进行登记并留下指纹。

“不管在哪儿，一旦你被登记后，你就必须留下。”盖斯告诉《纽约客》，一些难民在到达意大利后，会立刻烧伤自己的指头，让自己的指纹不能被辨认。

第一次逃离失败，被禁止进入黎巴嫩

《纽约客》报道称，2014年5月，盖斯在Facebook上收到了哥哥的留言。

“你也许可以在20天内离开。”盖里布写道，“在一切安排妥当前，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做好准备，如果通过的话，可以随时离开。”盖斯回复：“会的。希望你一直都在，哥哥。”

在盖里布的安排下，他踏上了离开叙利亚之路。离开前的晚上，盖斯的母亲给他准备了一顿告别晚餐，吃的是阿拉伯鸡肉饭。

当时他母亲对他说，“与其在这失去你，痛不欲生，还不如让你走。我不想像乌姆·卡勒德一样。”盖斯告诉《纽约客》，乌姆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她的丈夫和4个孩子在军队第一次扫荡吉戴德·阿托斯时，全部被处死。

第二天，盖斯跟他母亲和妻子告别。他告诉妻子说：“我们不会分开很久。我不会变心，也不会忘记你。”他下定决心要给她更好的生活，“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做。”

他带着3000美元现金启程了。他把钱藏在自己缝在鞋舌背后的口袋里。

盖斯的叔叔开车把他送到距离叙利亚西部国界只有10英里（约16公里）处的巴·伊莱亚斯（Bar Elias）。在当地一家餐馆，他向走私贩支付了500美元后，拿到了机票和假护照。在抵达瑞典后，他还要支付剩下的250美元。

他回忆道，护照上是一名19岁的意大利人，令他印象深刻。走私贩提醒他在机场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得很自信，因为“任何的犹豫都会让人怀疑其中有问题”。

盖斯在离飞机起飞前3小时，抵达了黎巴嫩贝鲁特的国际机场。

他对《纽约客》回忆道，当他把护照递给入境管理处时，检查官员的动作很流畅。忽然，官员准备盖章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他盯着那张意大利人的照片，然后看了眼盖斯，说：“护照不是你的。”

当时，盖斯假装听不懂阿拉伯语。这名官员用英语问他要他的意大利身份证时，他也假装不理解。但是当一名说意大利语的官员过来之后，盖斯“什么都做不了，只好投降”。后来，官员在盖斯的背包中发现了他的叙利亚护照，逮捕了他。

之后，他被带到审讯室。盖斯向一名穿便服的安全局交代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但也没有多说。

“当他看到我的大学学生证时，他说，‘看看，你还是学法律的，你知道法律是什么吗？看看你在做什么！’”盖斯回忆道，他被扇了好几巴掌。在送往监狱后，被要求全裸并被搜身。“当你麻木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状态。”他说，“当时我一丝不挂地站在那，我觉得当时自己似乎都不再是人。”他和大约50名外国人被关在一家黑暗的牢房里，在地板上睡觉，在水桶里大小便。盖斯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又是谁在管理他们。

据《纽约客》报道，2013年，黎巴嫩人权中心揭露，在贝鲁特，之前的几个地下停车场被用来关押外国人，那些地方又丑又挤。人权观察研究员那迪恩·侯瑞说，在被驱逐出境前，很多难民被关在那，“几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盖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他在6天后就被释放了。但是他必须要在一个朋友位于贝鲁特郊外的家中等上两个月，直到法官把他的叙利亚护照还给他。在归还的护照上印着法院的禁令，他不得再进入黎巴嫩。

2014年8月9日，他回到了叙利亚。阿萨德刚刚赢得了再选，他获得了88%的选票。

报道称，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中，这么高的得票率显然很难让人信服。他对叙利亚人许诺，他会保持稳定，还把他的胜选比作“一颗直穿恐怖分子胸膛的子弹”。过了没多久，“伊斯兰国”发布了叙利亚士兵阵亡的视频。

在前往意大利的打折行程中，“被救生衣出卖”

盖斯把那场战斗看成“两败俱伤的战争”。

他对《纽约客》表示，“每一方都认为，你要么支持他们，要么就是反对他们。我们家并不支持任何一方。我们只想过活。”在吉戴德·阿托斯，生活好像每天都在变得更糟。所以每天晚上，盖斯和妻子都会“哀悼刚过去的一天”。只要离开屋子，他就会感到危险。

阿萨德政府在该区设置了几十个检查站，盖斯经常被拦下来，问他为什么没有开始服兵役。当他解释说自己是个学生，军官会很生气，一个军官说：“就是年轻的学生对这个国家危害最大。”

就在盖斯试着做新的逃离计划的时候，走私者提高了价格：从叙利亚把一个人带到意大利，要收至少4000美元。盖斯当时所有的积蓄只有2500美元。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份兼职——处理汽车保险索赔，并且周末也到餐馆工作。

“我挣的每一分钱都让我离逃离更近一分。”盖斯说。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逃离。在法律系的一个同学去了瑞典。一个被拘留的朋友被释放，但是背后全是被烟头烫的伤疤，几颗牙齿被拔掉，这个朋友最后也去了欧洲。盖斯另一个被关押的朋友死在了监狱中。

每次环顾四周，盖斯都感到孤独。“我的朋友要么死了，要么就是逃走了。”他说，时间所剩不多了，那年的12月，他就要从大学毕业，到时候，他的名字将会被上报给军方。

盖斯向叔叔借了1500美元，再次把钱装到鞋舌的口袋里。2014年11月29日，他背着装有他妻子亲手织的围巾的包飞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坐地铁到了伊斯坦布尔靠近欧洲的一个社区：阿克萨拉伊。CBC在报道中称这里是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走私中心”。

他是通过Facebook上的一个私人群组——“要庇护、要移民、无走私”，在那里找到了住处。这个群组里有很多叙利亚难民，他们在上面分享那些会欢迎难民的旅馆、不值得信任的走私者，以及最新的海况。

《纽约客》报道称，社交媒体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影响十分深远。2012年，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丽安·德克和霍德弗里德·恩伯森两位教授发布文章称，社交媒体不仅通过帮助人们与远方的亲人联系，从而“降低了移民的门槛”，而且还通过“对严格的移民管制的无声的反抗”，使得这一过程更加民主化。在今年夏天，这一群组已经有了超过6000名成员。国际移民组织的发言人乔尔·米尔曼说，当叙利亚人到达意大利或者希腊后，“他们就消失在码头上，登录Facebook以后，他们知道要去哪儿。”

盖斯在阿克萨拉斯的旅店登记入住，和另外7个人挤在一个上下铺的房间里。他的室友证实了他在网上读到的那些信息：走私人现在的收费是5000美元以上。“我没有那么多。”盖斯说，“我曾考虑过用那些钱把妻子带到伊斯坦布尔，到最后还是算了。我真的很喜欢学习，但是土耳其没有好的教育机会。”

在Facebook上，他发现一张广告，一个名叫阿布·伊玛德的走私贩提供一个前往意大利的打折行程。这艘船很快会从土耳其南部的沿海城市梅尔辛出发，穿过塞浦路斯去往意大利。盖斯坐了14个小时的大巴前往梅尔辛。第二天早上，他根据在Facebook上的广告信息找到一家保险办公室。在那儿，他把4000美元存到一个账户中，并设定了4位数的密码。在他抵达意大利后，他会把密码告诉阿布·伊玛德，支付就算完成了。

盖斯告诉《纽约客》，在那间挤满了难民的保险办公室，他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人叫奥萨玛，23岁，是来自巴勒斯坦的一名记者。在等待船来的时候，他们一起拼酒店的房间。奥萨玛后来说，盖斯很受在一起的难民们的欢迎，因为他可以诙谐地模仿阿布·伊玛德和他的伙伴。几天以后，土耳其的人口走私者把盖斯和其它人一起赶上一辆大巴。盖斯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关于他们分工的介绍：像阿布·伊玛德这样的阿拉伯人一般是销售员或者中介，来自土耳其或者前苏联的混混才是实际的走私者。

据报道，土耳其人把难民们运到码头边的一家仓库里，那是渔民储存捕捞物的地方。盖斯站在一台巨大的冰箱旁边，等待土耳其人把他装上船。忽然几个警察闯了进来。他们问为什么这200个外国人要聚集在这个冷冰冰的仓库里。土耳其语还凑合的奥萨玛告诉警察，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摘果工，在找工作。警察问为什么一些人还穿着救生衣。

“那些救生衣出卖了我们。”盖斯说。

盖斯察觉到，警察更想抓到阿布·伊玛德而不是处理这些难民。虽然如此，据奥萨玛介绍，他们并不想被拘留，因为“有传言说，新的法律规定，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要被迫在此定居”。

奥萨玛告诉盖斯，在土耳其的文件上留下指纹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溜到人群背后的奥萨玛把一根烟揉碎，在手指上的纹路上擦着。

“‘我是学法律的。’我对奥萨玛说，并告诉他土耳其和都柏林没有签订协议。”盖斯回忆说，“最后，奥萨玛的谨慎没有发挥用武之地，警察让移民们自行散去。”

被困土耳其，盖斯“完全崩溃了”

《纽约客》称，几周以后，盖斯打听到在梅尔辛的另一笔走私行程，由一个名叫阿布·萨伐尔的人主导。

阿布·萨伐尔对外称自己有一艘200英尺的船，能容纳几百名难民。阿布·萨伐尔打算就把船停在土耳其的海域上，以躲过海岸警卫队，然后以小船把难民装上船。盖斯和奥萨玛喜欢这个策略，他们到保险办公室把自己的账户和阿布·萨伐尔关联起来。

两周以后，他们的行动开始，第一艘小艇载着约100人出海，等大船到来。第二艘小艇出海的时候开始下沉，不过大船的船长开进了土耳其海域，拯救了他们，但是却被海警抓住了。

盖斯本应该在第三艘小艇上登船。他听说船长被抓后，赶紧跑回保险办公室，取回了存在那的钱。

报道称，当时，土耳其的海上警察开始频繁地在梅尔辛的海域上巡逻，所以盖斯和奥萨玛只能考虑另外的选择。

日渐流行的路线中，有一条是走海路到希腊，然后步行穿过巴尔干半岛，最后进入中欧。

“能离开让我很兴奋。”但是哥哥警告他说，步行穿越欧洲可能比从海上走更危险。“当时是冬天，那边常常下雪。”盖斯说，“我听说有人死在路上。”但是奥萨玛毫无畏惧，他决定要冒一次险，于是先盖斯一步出发了。

2月，盖斯了解到另一条海上的路线。这次的中间人是一名叙利亚人，叫贾米尔，他在梅尔辛的高档消费区经营一家小型超市。见面时，他戴着飞行员眼镜，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古龙香水味。

贾米尔说，他有一艘游艇，能够在36个小时内把人带到意大利。但通常这样的行程一般都需要一周。

盖斯问贾米尔他的船怎么躲过海警的巡逻。“他吹牛说，他跟海警有‘特殊的关系’。”但是乘客得事先向贾米尔付钱。

盖斯的一个姐姐从2010年开始就住在沙特阿拉伯，她给盖斯寄来1000美元。这样，加上此前的4000美元，盖斯才得以支付船票的价格。

贾米尔通过手机软件Whatsapp跟盖斯和其它人保持联系，贾米尔在whatsapp上的昵称是“教父”，他向乘客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出发，但是却一直在拖延。

巴哈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叙利亚的霍姆斯大学念工程学，他已经等贾米尔好几个月了。

最近，他向《纽约客》透露了他与走私者对话的信息记录：

12月30日：“今天有情况吗？”（“看天意”，贾米尔回）

1月3日：“我们该为出发做准备吗？”（没有回复）

3月17日：“什么时候出发？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我回头找你）

当一位叙利亚的医生要求要回自己的钱时，贾米尔直接用铁棍打在他脸上。“在他被打后，我见过他。”盖斯说，“他戴着太阳镜，因为眼睛太肿了。”盖斯也想过要回自己的钱，但在那之后就放弃了。

“贾米尔告诉我‘如果你要走，你会损失1500美元，算是罚金’。”盖斯说，“我没法再损失那么多钱，而且他也暗示我，会打人，就像那名医生一样。当时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我的钱没了，我被贾米尔困在那儿。”

2月中旬，奥萨玛打电话给盖斯，说他已经到了奥地利。他们没有聊多久。“盖斯情况很糟。”奥萨玛说，“他十分沮丧。他试了好几种方式都没成功，但是忽然看到其它人，比如我成功了，他肯定不好受。”

盖斯在Whatsapp联系他嫂子诺尔时完全崩溃了。他说他每个夜晚都会醒来，“冒着冷汗”。

“我发誓，我不干了。”

“就这样。我的人生就这样完了。”

“我今天唯一的食物就是一个白面包。”

“我心灰意冷。我想要结束这一切。”

“我准备去死。”

“你们为什么要我来这？当时我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刚刚结婚并且准备毕业。现在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他的嫂子劝他别太沮丧。 “上帝是慷慨的。”诺尔说，“一切都会有的。上帝保佑。”盖斯的哥哥盖里布觉得自己该对盖斯的倒霉负责，“我给了他坏的建议。”

坐船逃离遇到风浪，最后又回到了梅尔辛

但是，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据《纽约客》报道，5月末，贾米尔在Whatsapp上宣布，船终于准备好了。154名乘客坐上大巴要花一周的时间从一个旅馆转移到海边的另一个旅馆。但是最后，在一个夜里，他们在阿拉尼亚附近的一个加油站被放下，那是土耳其里维埃拉地区的一个旅游小镇，梅尔辛以西240英里。

盖斯下车后跟着其他乘客一起走进加油站后面的树林中。有人跟他说，前方有一条河。当时周围一片漆黑，他努力跟上大部队。

其中一个难民叫比拉尔，是一个30岁左右的伊拉克人。在被什叶派的军队用电砖折磨后，他逃离了巴格达。比尔拉说，在树林里，“狗在嚎叫，听起来像狼。”蝙蝠在树林中穿梭。一个男人用手捂着自己孩子的嘴，因为孩子一直在哭。人们开始恐惧地跑起来，盖斯冲在了前面。

是不是后面有警察在追？是不是因为船长发现来的人太多了，所以决定只带一部分人走？盖斯想起了自己叙利亚的生活。“在上班的路上，我们都能听到狙击手开枪的声音，所以我们要跑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过去，我们不管到哪都要跑。那晚，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为生命而奔跑。”

盖斯带头跑到了一个堤岸旁边，前面就是一条河。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到窄窄的码头上停着一艘船。盖斯说，“没人在乎（这是不是一艘游艇）。我们只想离开。我们只想登上船，然后离开。”

在上船的时候，盖斯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名叫法耶兹，他一直回头问他妈妈瑞恩，他们要去哪儿。瑞恩是英语老师，来自叙利亚的哈塞克地区。在法耶兹的幼儿园附近连续发生了几起爆炸以后，她决定带着孩子逃离。瑞恩的丈夫是一名牙医，最近已经从大马士革飞到了杜塞尔多夫，用的是学生签证。“最终，我们会在德国见到孩子的爸爸。”瑞恩笑着说。当时她已经怀孕7周了。

据《纽约客》报道，瑞恩回忆说，在登船时，她感到“震惊”，要前往意大利的话，这艘船显然太小了。船舱内几乎没有通风的地方，很快就变得闷热起来。本来她和法耶兹都要穿救生衣，但是不得不脱下，才能凉快一些。在漆黑的黎明前，船开进了地中海。

就在日出后不久，船长宣布他们已经进入国际海域。乘客为这个消息欢呼。但是这时风浪变得很高，船长在努力让船平稳下来。盖斯和其他许多乘客一样都晕船了，他吐到了塑料袋中并把呕吐物扔到了海里。

瑞恩晕船很严重，可能是因为怀孕的原因。她回忆道：“我觉得胃都要吐出来了。”一个乘客用水拍打瑞恩的脸，让她保持清醒。

船长担心船会倾覆。他通过卫星电话打给贾米尔，并通过船上的对讲机把对话传达给大家。“如果我们还要去意大利的话，我们会死的。”船长吼道。但是贾米尔坚持让他们继续航行，他说：“这些人都是孤注一掷的人，哪怕只有一根木头，他们也会穿过这片海域。”

他们保持着既定的路线，直到几个小时后，到了塞浦路斯北部的一个地方，船长违抗了贾米尔的命令，把船掉头了。盖斯松了口气，虽然在回去的时候，海面也没有更加平静。海水漫过船舷流了进来，船舱内也开始闻到了汽油的味道，盖斯听到木头分裂的声音，他很怕船会解体。

最后，在午夜刚过不久，他看到了土耳其里维埃拉的地平线。就在船靠岸的时候，船长跳下船，以防止被抓，让船慢慢滑向浅水区，船的螺旋桨击中了岩石。船舱只有一扇门，根据盖斯的回忆，人们蜂拥到门口，“每个人都在哭喊和尖叫”，一些人跌倒，脸上挂彩，还有人骨折。有人打破了窗户，他爬出去，跃进海浪中游到岸上。

《纽约客》表示，在海滩上，盖斯和其它人集合。没有人为此丧命。盖斯松了口气。法耶兹绕着人群转圈，不断地问瑞恩，“爸爸在哪？”

警察来了，打开摄像机拍摄那艘已经被破坏的船，盖斯和其它乘客被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室内篮球场，作为临时避难所。救护车把瑞恩送到了医院，她当时已经脱水了。政府送来了几箱捐赠的衣服。盖斯挑了一件绿色的卫衣和一条白色的短裤。他的手机进水了，但是他借了别人的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平时，他们每天都会互发信息，但是这次他们已经失去联系72个小时。 “她一直不断重复‘谢天谢地，你很平安。谢谢老天让你平安。”他说。

盖斯、瑞恩以及其他几个人回到了梅尔辛，凑钱租了一套便宜的公寓。盖斯睡在地板上。再一次的，他们被困住了。生活很无聊，很折磨人。盖斯下载了一个叫Fabulo的软件学习瑞典语，让自己忙起来。

“不管怎样，爬也要爬到瑞典。”盖斯说道。他会不时带法耶兹去附近的公园玩。贾米尔许诺说还会有另外一次航行，但是拒绝退钱。那个叫比拉尔的伊拉克人说：“当时我想杀掉贾米尔。”

抵达希腊，但“这趟旅行才真正开始”

据《纽约客》称，在6月中旬的时候，比拉尔认识了另一个人口走私贩，名叫阿布·奥马尔，他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和希腊的莱斯博斯岛之间开橡皮艇。这两个地方距离有15英里，过去只要几个小时。阿布·奥马尔说可以带比拉尔和他的朋友过去，价格是900美元每个人。“其它人的要价是1200美元或者更多。”盖斯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姐姐又给他寄了1200美元。他当晚就去伊兹密尔了。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和阿布·奥马尔见了面。广场上挤满了拿着橘黄色救生衣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在喝咖啡时，盖斯还吸了烟，这是他在土耳其才养成的习惯。他们一伙人每个人都付给阿布·奥马尔现金，最后他们决定当晚就出发。盖斯把身上还剩下的400美元拿去买了一双鞋子和一件救生衣。

当天晚上8点，土耳其人把他们赶上一辆大巴，在路上又接了另一批难民，一些人不得不坐在过道上。“我们一人抱着一个人。”来自叙利亚的工程学学生巴哈说。阿布·奥马尔并没有在大巴上。

几个小时后，车在一个森林前停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土耳其人带着盖斯和其他人走向沙滩，那儿另外3个人口走私贩正在用手动泵发动一个25英寸长的黑色橡皮筏。筏上还挂着一个舷外发动机。一个走私者用蹩脚的阿拉伯语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掌舵。没人会。但是年轻的巴哈主动承担这个工作。

土耳其人指着前方的地平线。“看到那些灯光没，”他说，“直接开到那。”随后他要求大家关掉手机，因为海警会根据信号来发现偷渡者，并给了巴哈一把随身小折刀。到了希腊后，毁掉这个筏子，他跟巴哈说。

盖斯对《纽约客》说，“我听说，如果你到了希腊但是你的筏子还是好的话，希腊的海上警察会给你的发动机灌满油，让你开回土耳其。”

盖斯在船舷边找到一个座位坐下，橡皮筏开了。海面很平静，起初的几个小时没人说话。“我们的目光就聚集在远方的灯光上。”盖斯说。随着他们逐渐靠近莱斯博斯岛，盖斯在晨光中隐约看到了山上种着的橄榄树。

他们关掉了发动机，让橡皮筏飘向岸边。巴哈用小刀毁掉了橡皮筏，然后把发动机扔到水里。盖斯开心地拍了张自拍照，爱琴海在他身后闪闪发光。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游客。常常为自己的长相感到骄傲的盖斯当时穿着干净的红色polo衫。在离开土耳其之前，他去剪了头发和胡须，他给妻子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女人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盖斯和他的朋友们向最近的警察局走去。在希腊，在警局登记的难民可以获得6个月许可，让他们可以不用受到都柏林规则的限制，以防止难民跑掉，但是也不会要求他们留在希腊。

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走了一个小时。当他们最终到达警察局的时，瑞恩问警官他能不能登记。警官咆哮道：“回土耳其去！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国家？”他告诉难民们，最近的移民中心在南部40英里，需要越过陡峭的山脉。

据《纽约客》报道，在希腊，任何人在没有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搭载难民的，但是，有一对亲眼目睹了警局里的冲突的荷兰夫妇暗中提出载瑞恩和法耶兹一程。其它人则继续走路。一些骑摩托车的人会减速，给他们递几瓶水。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把自己院子里摘的杏子给了难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希腊会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采取更为严格的紧缩政策。盖斯回忆到：“他们自己正处于危机当中，但是他们仍然对我们很友好。”

午夜过后不久，盖斯抵达了移民中心。但是中心已经关门了，所以他走到了一个旧的游泳池，游泳池已经被改造成避难所。他睡在瓷砖地面上，用背包做枕头。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感觉。”他说，“多年以来，我第一次知道，我不会在汗水和恐惧中被吓醒。不会有炸弹忽然在身边爆炸，没人会想要把我抓起来……在欧洲，睡两个小时也比在叙利亚睡15个小时好。因为，在叙利亚，在每一个沉睡的60分钟里，你都要做上百个噩梦。”

第二天早上，盖斯和大部分的难民被安排搭乘大巴前往山下小镇莫瑞亚。在一个像监狱一样的难民营前，他们被放了下来，那里有高高的栅栏、警戒塔、铁丝网。第一晚，盖斯和他的同伴就睡在外面，但是不久的大暴雨把地上变得很泥泞，他们才在一个帆布帐篷里找到了睡觉的地方。

第四天的时候，盖斯收到了他的临时居民许可。又过了一天，“我乘坐一艘夜间渡船去了雅典。我和巴哈站在甲板上，看着日落。”盖斯对《纽约客》说，很庆幸自己走到了这一步，但是他知道最困难的地方还在后面，他需要安全到达瑞典，不会被抓捕也不会被遣返。

巴哈说：“这趟旅行才真正开始。”

渡船第二天早上抵达雅典。瑞恩的母亲已经安排了一个名叫阿布·海德的走私贩来港口接他们。瑞恩和法耶兹计划用假的护照飞往杜塞尔多夫。阿布·海德说他可以为其他人提供相同的服务，价格是3500欧元每人。盖斯、巴哈和比拉尔都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他们跟着瑞恩和法耶兹去了瑞恩的母亲为她租的一套公寓，休息了一天。当天晚上，他们分开了。

“这就好像要跟家人说再见一样。”盖斯说，“我们都不确定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

徒步前往马其顿以南小城，露宿街头被警察驱赶

《纽约客》说，盖斯和他的朋友买了睡袋，然后前往塞萨洛尼基。在火车站旁的咖啡店里，他们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此时，盖斯也在等待着他哥哥给他寄1500欧元，通过西联汇款。他们计划一直往北走，进入马其顿。他们不确定自己会遇上什么，所以给自己准备了巧克力棒、罐头和小面包干。

下午6点过后，他们登上了一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没有找座位，盖斯和他的朋友挤到厕所里，躲过检查。他们中有人听说，希腊官方会把难民赶下火车，不管他们有没有票。在盖斯用手机拍了张集体自拍后，他们关掉了手机，锁上门，并关掉灯，在有人转动门把的时候保持安静。

在这段旅程开始30分钟后，一个抱孩子的男人使劲砸厕所的门。后来他叫来了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觉得里面有人，便在外面喊，让他们开门。盖斯和他的朋友们挤出来，脸上挂着汗水。让人意外的是，管理员让他们呆着火车上。后来的几个小时，他们和两个英国女人玩起了扑克。

在马其顿以南2英里的Evzonoi，他们下了车，步行前往盖夫盖利亚——一座边境线以北的小赌城。当他们走上横跨Konsika河上的大桥时，看到十几个警察正在把难民驱逐回希腊。巴哈对盖斯说：“现在这么多人，他们肯定不让我们入境”。随后他们钻进树林中。比拉尔没跟上，掉队了。

《纽约客》报道称，在他们确定难民们已经动摇了警方以后，他们回到了桥上，快速走过。半夜，人们进入了马其顿。在盖夫盖利亚火车站附近，他们看到几个非洲难民睡在人行道上。

“我们找不到地方睡觉，所以我们也在那打开我们的睡袋。”巴哈说他唯一知道的是，“我是被警察的红色警棍敲醒的。”醒过来后，他拿起睡袋就跑。虽然他们成功跑掉，但是巴哈的鞋子掉了。

在一个灯光暗淡的公园，盖斯和巴哈爬回了睡袋中。没过多久，警棍又敲到了巴哈的肩膀上。还是此前那个警察，他打了巴哈几分钟。

报道称，国际移民组织的乔尔·米尔曼表示，欧洲东南部的警察的目的一般都不是拘捕难民，而是吓他们。如果马其顿人也开始抓人的话，难民将会“挤爆监狱”，“要把难民都关起来，花费是一个天文数字。”

马其顿警察把盖斯和他的朋友们送上一辆警车，开到希腊边境。在树林中，几个人开始做打算。根据短信，盖斯了解到，瑞恩和法耶兹还被困在雅典；但是他们的其它亲戚已经用阿布·海德提供的假护照飞到了德国。盖斯觉得，陆上的路线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他提议返回雅典，找到阿布·海德，用假护照飞往欧洲国家。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那么做，我们必须试着步行。”巴哈说。但是几个人也很害怕盖夫盖利亚的警察会再次到小镇上来。在Whatsapp上，盖斯联系了阿布·阿玛尔，也就是Facebook上群组的创建人。

阿布·阿玛尔把自己的手机变成了难民热线。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晚，一直忙着指导叙利亚人穿越国界，并给他们发送注释版的地图。

他的主页上，有人持续在更新建议。其中有人写道：“今天和明天，还是都很危险。不要低估目前的形式。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3天之后有人写道，“风暴已经过去。今天最适合前往的海岛是米帝里尼。”

马其顿警察、塞尔维亚卫兵指明路线

盖斯告诉《纽约客》，在一个短信中，他向阿布·阿玛尔解释了自己的困境。阿玛尔给他发了一张地图，让他和同伴找到附近的一座山。这样他们能在不引起警方注意的情况下，轻松地绕过盖尔盖利亚。晚上8点左右，他们从山上下来，沿着盖尔盖利亚北部延伸出来的铁路往前走，穿过茂密的森林。他们在夜里安静地前进，野狗在远方叫着。盖斯小心地听着是否有火车要经过。两个月前，这条线上的火车撞死了14名来自索马里和阿富汗的难民。

黎明的时候，他们看到了铁轨旁边的一家便利店，便停了下来。盖斯很开心，终于找到现代化的厕所了。在商店里，他们买了水、面包和巧克力酱。在洗手间，巴哈洗了脚，穿过山林后，他的脚已经满是伤痕。他们在商店门口的草坪上展开睡袋，睡了几个小时。

回到铁轨上，他们继续往前走，在中午的时候，他们抵达了盖夫盖利亚五站远的一个小村庄。

阿布·阿玛尔发信息建议他们乘下一班火车往北走。他们和其它几十个难民一起上了车。火车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停留的几分钟内，当地的人权活动家在站台上拿着装满瓶装水、水果、维生素片和羊角面包的篮子递给他们。盖斯把手伸出窗外，接住下边的人踮着脚送上来的东西。

据报道，在塞尔维亚边境的最后一站，他们下了车。有马其顿的警察告诉他们该如何穿过国界线。看起来当地的官员很乐意看到难民离开他们国家。

天气非常糟糕。下雨、泥泞而且很冷。盖斯和妻子失去了联系。他在努力节约手机的电池，以防用到GPS。黄昏的时候，他们加入了一群阿富汗人的队伍。不过，那些人对他们说，要一起走的话，他们得付钱。于是他们自己走了。巴哈带着队伍穿过树林。在树林中，一个塞尔维亚卫兵拿着手电筒发现了他们，不准他们过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给这群人指了另一条出路。

晚上10点左右，盖斯和巴哈走到了塞尔维亚最南端的小镇普雷舍沃。路人跟他们打招呼时，两人都觉得非常意外。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一家汉堡店。巴哈问：“这是清真食物吗？”店员回答：“当然，这是一座穆斯林小镇。”

晚上，在当地的清真寺，盖斯和巴哈捐了一欧元后，在地板上用睡袋过了一夜。

《纽约客》称，第二天，他们乘大巴前往贝尔格莱德，并和比拉尔汇合。他们的下一站就是匈牙利，那是一个欧盟成员国， 接受都柏林规则，他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一旦被抓到并登记的话，他们只能选择留在匈牙利了。

在贝尔格莱德的火车站，一个男人走过来，问他们是否需要找地方过夜。他们跟着他到了一家公寓，每人付了15欧元。盖斯洗了个澡。没过多久，一对年轻的夫妇过来拜访，说他们是房主的朋友。男的叫亚历杭德罗，女的叫缇娜。

亚历杭德罗说他认识一个罗马人，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在掩护塞尔维亚人通过匈牙利前往奥地利。

缇娜说，这一趟需要花1300欧元，他们可以到维也纳后再付钱。晚上8点，亚历杭德罗在火车站接了盖斯他们，开上高速路，前往匈牙利边境。但是，缇娜最近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说，路上有很多警察。亚历杭德罗很怕，后来又返回来了。

“我拥抱的是旧时的叙利亚”

缇娜白天在一家家具店工作，她说：“偷渡是很危险的。”

《纽约客》说，今年夏天，她曾经在一周内带50个人穿过了边境，带一个人能挣到50欧元。虽然这项工作是违法的，但是她觉得很光荣。“我们帮助人们前往更好的地方，他们能拥有更好的生活。”她来自波斯尼亚，亚历杭德罗来自科索沃。他们的家都被战争摧毁，所以他们很同情难民。

3天之后，也就是6月29日，盖斯一行人又坐上了亚历杭德罗的车。这次，路上几乎没什么警察。离匈牙利边境不远的地方，亚历杭德罗把盖斯他们交给了他的罗马朋友。这个人带着盖斯等人用两个小时穿过森林。盖斯一直很担心，因为匈牙利政府对待难民越来越不友善，最近，他们宣布要在与塞尔维亚交界的地方建高13英尺的墙。

在森林中，盖斯和他的朋友们进入了匈牙利。然后他们见到了第三个走私贩，米卡。

米卡开着面包车，盖斯、巴哈和比拉尔就坐在车里的地板上，以防止被人从窗户外面看到。虽然不是很舒服，但是至少还能呼吸。在米卡开往维也纳的时候，三人在车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抵达维也纳时，天空一片湛蓝。米卡在一个车库停下，把他们三人放下来，收了钱就走了。

那天下午，巴哈试着问路人，怎样才能到德国去，但是他们只是耸了耸肩，然后走开。

“人们不想惹麻烦。”他说。三人买了车票去奥地利萨尔斯堡，并且小心翼翼地分开坐。所幸，一路上都没人来查看他们的证件。

《纽约客》说，在萨尔斯堡车站，一个出租车司机问他们要不要车。巴哈跟他谈价，最后以800欧元的价格让司机带他们去慕尼黑。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慕尼黑郊外的一座公寓。盖斯一个朋友的表亲住在那，愿意让他们在那呆一阵。几个小时后，三人要相互道别了。比拉尔去杜塞尔多夫，投靠瑞恩的家人。巴哈定了一张前往他哥哥所在城市的车票。盖斯拥抱了他们，“保持联系”，他们相互承诺道。

盖斯给他哥哥盖里布打电话：“你不想我吗？我到了，我现在要怎么做？”

盖里布问盖斯是不是在耍他，盖斯给他发了个定位的信息，以证明自己确实是在德国了。第二天，盖里布就从瑞典飞到了慕尼黑。盖斯在公寓里等他，当他打开门，盖里布亲了下他的脖子，然后哭了，他走到沙发坐下，用手盖着脸止不住地哭泣。两兄弟三年没见面了。

盖里布后来对《纽约客》回忆道，“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我知道盖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是我让他陷入了麻烦，而这个人是我亲弟弟。现在我觉得肩上压着的大山一下被移掉了。”

但是兄弟见面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当我拥抱他的时候，我能闻到家乡的味道，我能闻到妈妈的味道，”盖里布说，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拥抱的是旧时的叙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