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第27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于11月1日举行。今年咨询会议的主题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是时隔9年之后，创新再次成为市长咨询会议的话题。原因当然是因为上海正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从本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参会企业名单可以看到，制造业企业占了大半，而其中不乏拥有者顶尖技术的高端制造业企业。专家认为，上海向国际高端制造业企业取经，正与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相契合。

而企业家论文汇编中可以看到，国际企业家们不仅分享了他们在创新领域的宝典秘籍，也为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发表了大量真知灼见：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改善创新环境、文化思维转变……企业家门提出的建议包含了创新所需要的方方面面。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跨国企业巨头更是提出了上海该如何培育中小企业的忠恳建议，希望上海在引进国际创新企业的同时，更应注重本土创新企业的培育。

振兴上海制造，取经外企创新造血秘籍

在本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企业家论文汇编中，参会企业家们并不吝惜对于上海的褒奖之词，他们认为上海要建设成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备着许多优势：上海在商业和金融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多元化的产业基地、人才队伍庞大、航运和物流中心、风险投资汇聚以及各类政策优势……这些优势成为了企业家们选择上海的理由。

不过，与企业家关注的不同，在一些专家看来，上海除了具备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以及服务业发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则是具有制造业的传统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咨询会议与会者中，制造业企业占到了一大半，而其中不乏西门子等拥有大量高端技术的国外顶尖制造业企业。

对上海这个服务业贡献了巨大产值的城市来说，和那么多制造业企业一起谈创新，其中有怎样的玄机？

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恰恰认为，上海在制造业方面的传统优势正是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最需倚重的。

杜德斌说，目前上海在航空航天、造船、汽车等制造业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具备不小的优势，而这些领域正是国家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所强调的高端制造业。“在高端制造业上的重大创新突破将是上海实实在在的自主研发成果，这也意味着将在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起到标杆作用，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聚集，其中也包括服务业。”

杜德斌认为，上海必须再度振兴制造业，但是振兴的概念已经升级为了具有先进技术的高端制造业。“我们未必非要留住这些制造业企业多少生产车间，但是他们的总部、他们的研发机构必须留在上海。”

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曾先后考察了中国商飞、联影医疗与上汽集团三家制造业公司，他对上海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习近平曾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他还说：使我们自己的先进产品能推得开、用得上、有效益，让我们的民族品牌大放光彩。

“近十多年来上海在服务业方面发展得很快，现在大家谈到上海，首先想到上海发达的商业、金融等等，很多人差不多已经忘了过去上海的工业也相当辉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回忆，上海曾经有许许多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制造业品牌，可如今他们中的许多消失的消失、衰弱的衰弱，这无疑令人惋惜。

王振认为，在本次咨询会议上听取国外顶尖制造业企业的建议，分享他们的经营经验，这将对上海大有益处。尤其是其中不少企业已是屹立在市场上多年不倒的老品牌，他们能经久不衰必然是因为拥有者创新这一造血功能，这是上海所需要学习的。

万众创新，需孵化本土创业企业

上海有优势也自然有短板，上海在创新领域的短板在哪儿？王振与杜德斌两名专家首先想到的都是民营企业。

“杭州的阿里巴巴带动了杭州和周边地区的信息经济发展。深圳的华为、中兴、腾讯带动了深圳的信息经济发展。相比而言，上海的大企业，以传统行业的国企和加工组装型外资企业为主，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领域缺少民营领头羊企业。”王振直言。

一名参会企业家也明确地在论文中写道：上海缺乏叫得响的“定海神针”式的公司——它可以吸引其它企业和人才入驻周边，并形成上下游产业集群。

王振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年来大家都在反思上海为何出不了马云、为何留不住马云。归根结底，缺乏领头羊式民营企业的症结是出在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上：当马云还不是现在的马云时，上海没能让他留下。

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在公开场合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呼吁，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于“创新”二字的认识有了质的改变：创新不再只是大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事，而是走进了“草根”中。

“上海也必须要转变，过去我们总是强调引进，现在引进当然依然重要，但我们应该更多地讲培育。”杜德斌说，相比引进，培育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得到的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创新成果。

在本次咨询会议的企业家论文中，也有企业家直接指出了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对于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性，并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更多专注和支持。

例如，有参会的银行家认为，可以扩大和深化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公司层面，以及个人层面上的税收减免。

而在专家们看来，如税收减免等扶植激励政策甚至应当在中小企业、创业企业间实现更多“普惠”。“扶植更多中小企业，培育更多创新基因，我们在财政收入上少一些又怎么样！”王振说。

专家和企业家们还认为，在扶植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方面，除了优惠政策力度需要加大，还需要政府搭建好一个更为宽松的孵化企业的环境。

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本次咨询会议第一和第二专题分别为“激发市场创新活力——推动创新要素加快集聚与自由流动”，以及“营造创新的生态环境——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两个专题相辅相成。企业家们普遍认为，深化体制改革营造好创新的生态环境，方能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

作为体制机制改革主体之一的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厘清哪些该管哪些该放、如何平衡监管的松紧力度，是众多企业家在论文中都谈到的话题。

有参会企业家在论文中直言，一些现有的规则制度阻碍了众多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当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政府要放手，首先要做到放心，对市场放心。”王振评价，政府应当简化前期的审批、申报流程，给企业创新提供更多便利，但与此同时要抓好后期监管，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在论文中，不少企业家也提出，政府应当采取更加完善的方式来监管，也不防引入一些新颖的监管模式：

一名参会企业家认为，一个设计完善、透明、有前瞻性德监管体系能给予创业者充分信心，指导创新行为，促进形成充满活力的竞争文化。

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专家们关注的焦点则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体制机制改革、如何更好地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杜德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中国高校从企业获得研究经费地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高校，然而，从专利的情况来看，中国高校则明显落后于美国高校。杜德斌透露，2012年我国高校专利出售的当年实际收入相当于高校科研经费指出总额的0.45%，而同期美国则为3.8%。这足以说明中国技术专利转让应用不足的情况，许多专利是无用专利。

杜德斌称，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的考核体制：一看论文、二看专利。这导致了高校科研人员埋头做专利却根本不管这些专利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样的考核体制需要改革。

吸引人才，上海可采取更大胆的措施

在上海市政府公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中，聚集和用好各类人才成为了主要任务之一。

本届咨询会议众多企业家的论文中，人才也是普遍提到的一个话题。其中除了对于人才的引入，还包括了对于人才的培养。有企业家在论文中提出政府可以在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有更为大胆的尝试，并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

王振和杜德斌也同样认为，政府可以为吸引和培育人才在政策上有进一步尝试。

杜德斌说，对于各种人才政策可更多地向创业者倾斜，由此鼓励更多有创业意愿的年轻人留在上海。

王振则认为，人才政策可以更多地向大学生“普惠”，在他看来，大学生便是最大的创业基础人群，同时这批潜在的创业者也具备了足够的知识素养。

王振并不否认，如上海这样超大型的城市在控制人口数量问题上依然需要相对谨慎。他提出，加快做好产业升级也是吸引人才的方式。“产业升级可以自然地吸引一批城市需要的中高端人才。”

上海的文化需转变，鼓励冒险、包容失败

在企业家们对上海的种种建议中，有一条格外发人深省。一名参会的跨国公司企业家坦言，上海文化上对于失败的接受度和对创新的鼓励度相对较低。而另一名企业家则指出，包容失败和重新起步的文化是创业精神的前提。

杜德斌认为，在上海的文化中潜藏着一种对于精英文化的推崇，而精英文化却与大多数创业者所代表的“草根”文化截然不同。

在王振看来，上海给外界的印象中素有谨慎这一特征。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于谨慎也不能与勇于冒险的创业精神相融合。

如今被奉为商界传奇典范的大佬们也曾经历过惨痛的失败。马云在创业过程中变遭遇过4次失败，但他的励志故事却为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们所津津乐道。

专家们建议，上海在文化和思维上都需要对创新有全新的认识，要勇于鼓励创新的冒险精神，宽容地理解创新中的所有失败，这也是城市创新能力的一种体现。文化和思维上的转变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为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推动力。

王振还建议，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不妨业引入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代表。“参会的企业代表中没什么互联网跨国企业，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还是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发展得最好。这些企业中的许多今天也成了跨国企业，也是国际型的企业家。但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这些企业却都是刚刚创业的小微企业，经历过无数次挫折和失败。相信他们来参会，或许会给上海带来一些全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