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如何参与公共政策讨论|一个经济学者的视角（中）

【编者按】现下对网络预约车的讨论，已成为极热闹的话题。虽然舆论热点往往会影响制定公共政策的决策，但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学者更需要提供“道理”本身。但我们也发现，相关讨论并未深化下去，大家各执一词，却对基本事实仍然缺少认定，讨论也成了一地鸡毛。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公共政策讨论样本。为此，澎湃新闻对参与这场讨论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黄少卿进行了一次采访。希望把这次讨论，作为学者该如何讨论公共政策的一个案例，来看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当中，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以及学者应该如何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

我们将这些内容分为三部分发出。这部分主要从学界环境、社会大环境等方面阐述，当前是什么在阻碍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运用。

 三、当前是什么在阻碍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运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为什么公共政策讨论中缺乏“求真”的声音？何以专业学者未能充分地从“求真”的角度表达观点？

黄少卿：中国的公共政策讨论中，为何在“求真”这件事上做得如此不够？我觉得可能有几种原因。

原因之一是，目前参与公共讨论较多的一些学者，在专业训练方面存在缺陷。缺陷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逻辑训练的缺陷，任何一门要去“求真”的科学，其探索过程都要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

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时，经常会听到各种存在逻辑错误的观点。比如说，这次网络约租车的政策讨论中，有这样的阐述：“对出租车领域要完全放开管制、让市场充分自由地发挥资源配置的机制，这是某某专家，在这次会上，立场鲜明地表达的观点”。这种推导叫“诉诸权威”。任何一个专家，其观点在“求真”意义上是否正确，并不取决于头上顶着怎样的光环，而要回到我们上面说的几方面去看：是不是有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不是有理论推导清晰的假说，是不是有扎实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不能说，因为有名气特别大的专家支持，这个观点就天然成立。

“诉诸权威”是一种逻辑错误。权威人士并不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权威，也并非权威的所有观点都正确。我们无法从权威人士说了什么话，能推导出一个必然正确的结论。

第二种逻辑错误叫“诉诸经验”。有人会说：“下雨天我打不到车，我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谈，加二十元，司机马上就同意走。所以，加价可以缓解打车难，出租车监管需要放松价格管制。”如果简单依据个人经验，就得到这个观点一定为真，那么，最起码这个论证过程是不完整的。个人的经验有对、也可能有错，最简单的一个错误：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就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而这个经验是错误的。既然经验不是必然为真，经验本身就不能代替学理探讨，以诉诸经验来推导结论是不可靠的，用经验代替学理分析，也是逻辑错误。

第三种逻辑错误，是利用别人错误的理由，来否定可能正确的结论。譬如，有人举例说，当年汽车出现，损害到马车车夫的切身利益，引起后者不满，他们向政府提出要对汽车进行监管，安排一个人在前面打旗子，以此试图减慢汽车的速度。举这个例子的人，是想说明，这个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因此对汽车的监管本身是错误的。

但是，用利益诉求缺乏正当性来否定监管的正当性，逻辑上走不过去。因为马车车夫的利益诉求，不管正当与否，都与汽车是否需要监管的命题，并不构成任何直接联系。汽车的行驶是否需要监管，这里首先需要学理探讨。监管如果有其正当的、合理的学理基础，那么就是需要的，否则就是不需要的。这和马车车夫利益诉求的合理与否无关。

我们在讨论公共政策时，经常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逻辑错误。这些逻辑错误会阻碍我们抵达“真”，更罔论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建议。

第二类缺陷就是学术训练本身存在不足。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学者的理论训练不够，缺乏对前沿理论发展的了解。譬如，经济学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有了长足进步，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组织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内生增长理论，等等。对理论的掌握不够，会影响我们对相关政策问题的准确把握与理解。

另一个国内常见的现象是，有学者特别喜欢进行跨界讨论，从自己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学科领域跨到其他领域讨论。虽然在这个领域，他并不熟悉其理论框架，不熟悉相关公共政策讨论所需的专业知识，但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记者插入：公共政策往往需要综合学科的判定，如何判断跨界是提出新的、有解释力的视角，还是胡搅蛮缠呢？）当然，不是说跨界本身一定不对。社会科学分工过细，这有利于专业人士在一个方面深入下去，却也令视野局限，容易出现“合成谬误”。就网络约租车的公共政策讨论，的确也涉及不同学科，包括交通管理、经济学、法律、信息技术，乃至社会学等方面。从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学者的观点十分必要。

但是，就每个学者而言，跨界发言还是要谨慎。跨界表达仍然要遵循专业表达的基本要求，否则，跨界未必能提出新的解释视角。考虑跨界发言的学者，最好先听听那个领域专业人士的专业观点。

学术训练不足，还有一种情况是，缺乏进行经验分析的技巧和能力。过去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研究对数理的、计量的方法以及经验分析的方法运用有所欠缺，学者不太关注也不太会用这些方法去做分析。这就使得前面所说的“第三种层次”缺陷特别明显。

对此最好的弥补方式就是，与掌握这些方法的人士合作，或者向他们求助。否则，很容易犯一些简单的经验分析错误。比如，把两个数据的相关性简单理解为因果关系：网络约租车数量增加，道路拥堵程度同时增加，乍一看可能认为，是网络约租车数量增加引起了道路拥堵。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关系的识别是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专业技巧，需要非常好的计量模型、非常细致的计量分析。如果不能准确识别因果关系，“求真”就会出错。

澎湃新闻：您认为未来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

黄少卿：是不是中国的学者，大家都不具备在公共领域真正发表专业观点的能力呢？当然不是。

据我所知，在经济学领域，海归学者越来越多，国内教育背景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他们一般接受了非常严格的经济学训练，这种训练既包括对经济学理论全面系统的掌握，也包括在经验分析方面非常好的技巧。

我认为，一则他们经受了学术的严格训练，二则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学术声誉，不会轻易跨到自己的学术领域之外去讲不专业的话。这些学术界的新生力量，如果能更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就会提高讨论水平。当下，接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新生代学者，数量不断膨胀，这对我们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公共政策讨论的水平，是一个积极因素。

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会发现，他们目前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基本是持一种相对冷漠的态度，或者说显得不是那么关心。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和我们高校、研究机构单一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我们比较强调学者要去发表国际论文，而不太强调学者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使得年轻学者，从自己职业发展和晋升角度，更关注学术论文的发表，而暂时无暇顾及对公共讨论的参与。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也想呼吁高校和研究机构，让学术评价体系的内容多样化。这一点，不久前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特别指出过，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

在我看来，对高校老师的学术评价体系，内容要多样化，而标准要规范化。也就是说，无论做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做学术研究还是对策研究，拿出来的研究报告和成果，必须要符合学术规范。在学术规范这一点上，没有第二套标准。但在内容层面，不应该只是学术性论文才有价值，而对策研究就不能让学者得到一个好的学术评价。

学术评价体系的内容方面不应偏废，而应多样化。如果内容可以多样化，那么经过很好的研究训练的学者，就会愿意参与公共政策讨论，进而公共政策的讨论、决策的科学水准，才能提高。学术本身也是一个竞争性市场，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竞争，就会把那些并不那么专业的专家淘汰出去。如果能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中国的公共政策讨论，其学术水平的提高就是可以期待的。否则，我们的公共政策讨论就很难进步。

这次网络约租车的政策讨论，利益的诉求和专业的诉求混杂在一起；专业的诉求之中，对理论分析框架掌握准确的声音，与掌握不准确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有经验数据支撑的，和没有经验数据支撑的，也混在一起。大众很难知道，哪一种声音，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真正反映了“真”的诉求，体现专业知识的价值。这甚至也妨碍了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判断。当他们试图向专家征求意见时，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无法获得一个更准确的判断。

这次是网络约租车问题，下次是什么呢？污染治理、医疗卫生、养老护理，还有很多公共政策问题需要讨论。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对应着相应专业领域的知识，都有对专业性知识的要求。

澎湃新闻：除了上述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阻碍着学者对公共政策做出高质量、专业诉求的表达？

黄少卿：的确，有不少严谨的学者，他们严格约束自己，没有针对特定公共政策进行专门研究，认为自己研究不够，就不说话，以免自己的声誉被降低。这是对的。不发声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达。这时，当那些不怎么负责任的人说得比较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发声音的人里面，非专业性的声音就会显得更多、更响亮。

有些学者做出了很好的研究，也选择不说，当然可能有其他原因。中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崇拜权威。以经济学为例，这个学科领域很广，可以分十多个子学科。在专业化高度分工的今天，即便在经济学内部，一位学者也可能不熟悉本专业之外的其他子学科，做劳动经济学的未必娴熟于消费经济学，做国际贸易的未必会对博弈论、组织理论做深入讨论。每个领域都有非常顶尖的学者，如果不去看一个顶尖学者所在的细分领域，而泛泛认为他是经济学大家，那么，人们就很可能不在意，在另一个细分领域的经济学问题上，他未必是权威。譬如，那些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几乎总会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您怎么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他们大部分人表示，自己不懂中国经济，所以无法回答。

中国学术界这种尊重权威的倾向，在本质意义上恰恰是反科学的。科学本身没有权威。今天你的理论没有被证伪，那么继续保留，作为概率意义上的“真理”依然成立；但也许明天就被别人推翻或改进了，整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其准确度在概率意义上又提高了。权威永远是暂时的。学术、科学要往前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挑战权威，挑战已有的、被人们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在挑战过程中，不断去推翻那些不准确的假说，提出新的假说，改正已有的假说，让它在概率意义上更接近真。当然，对权威的挑战，其方式本身需要符合学术规范。

如果说，因为有一个学术界权威，已对特定的公共政策问题表达了观点，所以尽管有人对此进行了相应的专业研究，有独立的、自认更准确的看法，却不敢或不愿表达。那么，这种状况显然对整个学术界的水平提升会构成障碍。要提高讨论的专业水准，恰恰要去挑战权威，挑战错了也没关系。因为学术讨论就是一个试错过程。如果挑战错了，权威的观点继续成立，是好事；挑战对了，把权威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对全社会也是好事。缺乏合乎专业规范要求的学术争论，不利于知识的增加，不是好现象。

不少学者回避做这样的挑战，可能是因为中国缺乏真正规范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年轻学者可能担心，如果挑战某位大家，会导致对方对自己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受到打击报复。这种考虑十分正常。这也是中国当下的一种状况。在这样的压力下，有时学者选择回避，我认为可以理解，但这也是很遗憾的现象，事实上不利于我们社会专业知识的生产。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学术共同体，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学者不愿发言，并非出于对权威本身的恐惧，而是担心受到不正确的评价。对此，学术共同体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黄少卿：假如你对某个公共政策发表了和其他专家不同的观点，如果你们的观点表达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那么，这种分歧大体会有两个来源。一是理论假设上的差异，二是对既定事实判断的差异。

还是拿经济学来说，人们经常拿经济学家开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对某个政策问题，往往会提出11种观点。其实，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没有这么严重，因为经济学没有两套理论范式。经济学家共享同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其分歧往往在细节上，反映的是假设条件的差异。基于不同的假设前提，经济学家会推导出不同的理论假说。另外，对于客观事实的度量，不同的经济学家可能也不尽相同，因为存在数据来源和测度方法的差异。

如果存在学术共同体，当学者的观点有差异时，没有关系，你摆出你的理论假说，我摆出我的理论假说；你摆出你认定的事实，我摆出我认定的事实。在这两个层面，大家可以充分交锋。学术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会基于自己的专业训练，来判断谁的假设，更加逼近相关现实问题的约束条件，谁提出的事实判断更准确。

但是，假设不存在学术共同体，而我们更愿意相信权威，那么，后来者就会天然处在弱势地位，会担心自己的观点被大众评判为错，从而影响自身职业前途。一个社会，一旦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到底后来者和权威谁对谁错，谁的假设更接近现实的约束条件，谁对经验事实的认定更经得起质疑，这是由共同体其他专家来判断的，而不是基于权威来判断的。由学术共同体来给出对专业争论的评价，这个评价就会更加客观、公正、更加符合科学本身的要求，而好过对权威的服从。

澎湃新闻：似乎，一般听众还是会认可一个人的头衔，因为相应的识别成本更低。他会本能认为，这个头衔也是一种约束，让专家不能随意说不够专业、谨慎的话。但现实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

黄少卿：所谓头衔、专业称呼，它们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声誉机制。如果缺乏学术共同体，声誉机制往往就不能起作用。

我们会看到，总体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专业人士发表专业观点是很谨慎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存在比较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当学者跨到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发表并非真正专业、不负责任的观点之时，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就会对其声誉产生怀疑，或直接挑战其言论，或者降低对他的声誉评价。在这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多边惩罚机制之下，当每一位学者从维护自身声誉的角度考虑，从自身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考虑时，就不会轻易跨界，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说不够专业的观点。

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学者跨到自己熟知的领域之外，表达了不专业的观点，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反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收益。出场次数越多，越能在普通受众那里得到名气，而名气又和出场费挂钩。这就难免诱使学者走出自己的领域。在我们这里，因为声誉机制失效，“诉诸权威”这件事更需要非常谨慎。不能够完全相信，所有专家在所有领域说的话都是准确的、具有相应专业水准的。

澎湃新闻：如果强调专业知识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作用，那么您是否可以总结一下，这样的专业讨论该遵循何种程序要求？

黄少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个字：“讲道理，摆事实。”

学者如果要强调自己的观点是专业观点，首先要讲出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什么，基于这个理论分析框架得到的相关假说是什么。其次，要用经验证据来支撑这一假说。有不同观点者，可以进行质疑，但如前所述，这种质疑不能诉诸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不能诉诸权威或诉诸个人经验。

相应的质疑，也需要基于这三点：理论分析框架是否完整、假说推导是否准确、以及经验数据的支撑是否充分，比如整个计量分析、数据度量的准确度、模型的准确度、分析方法的运用、经验数据本身和公共政策的相关性，等等。而不能基于其他维度来质疑。其他维度和专业讨论没有关系。

我主张在公共政策领域应有充分的学术论辩，这样才能把正确的东西凸显出来。如果没有这种充分辩论，我们也不知谁的东西更加准确。这种辩论需要基于一种规范的框架和程序来进行。如果脱离了规范的框架和程序，就会失去交流的基础，鸡同鸭讲、不知所云，最后不但达不到共识，反而导致学者之间更大的分裂。

现在存在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大家在讨论中似乎都不喜欢摆事实，却说自己掌握着事实。这样你就不知对方观点的依据在哪里，所以，也很难评判观点对错。在我看来，不摆事实的观点，就会失去讨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