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韦力谈寻墓中国:访了两千处文人遗迹和古墓,还在继续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15-11-08 10: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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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黄叶村的曹雪芹故居
惠栋墓
班固墓
【编者按】
“富而好书”的韦力,近些年来,书出了一本又一本,都围绕着他所热爱的古书展开:《古书之美》《古书之媒》《得书记》《失书记》……接下来,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人文遗迹,靠着自己的双腿,走遍全国,一一寻访、记录。其实,据他自己介绍,十多年前他最早出版的《书楼寻踪》,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文遗迹了,只不过集中于其中的特定部分——古代藏书楼。由此延伸开来,去寻访古人墓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一寻墓之旅当中,困难不断,有的受自身学力所限:要补读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方面的书太多;有的来自外界环境: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地方政府的官僚作风,都常常让他败兴失望;更残酷的是,一次偶然的意外,让深山访碑的他断了一条腿。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气馁放弃,而是努力将这一人文寻踪之旅坚持了下去。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得其乐,而是有着大关怀与大抱负:保存、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澎湃新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寻访古人遗迹的计划的?
韦力:这件事的缘起,来自一本书,就是大概十六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寻访遗址不是我的念头,记得是一本叫《书窗》的杂志,上面连登三期南京藏书家徐雁先生寻访藏书楼的文章。我当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徐先生的图片和实物对不上,因为其中一座藏书楼我去过。我就给他去电话,他也很直率,坦然承认说,他其实没有去过,是一个当地的朋友帮他找了张照片,配上他写的文章。于是,我就想到,既然如此,是否应该正正经经地访一访藏书楼,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跟徐先生谈到这个想法,他倒是很鼓励,说如果你有工夫的话,能这么实地寻访,比坐在书斋里写写文章好。这样一来,我就开始制定计划,准备去寻访藏书楼了。但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古代文献上记载的藏书楼地址都语焉不详,另外,即使有的记载很详细,但是古地名与现在的地名对不上,这让我光查资料就下了很多的工夫。历史上有那么多藏书家,他们的名声都很大,但是这些人当年建的藏书楼究竟在哪儿,很难确切地知道,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两可的,比如说叶德辉,他在近代的名气很大,人们提到他,都会按照郡望、籍贯,说是长沙,你会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藏书楼双梅影庵坐落在长沙。结果,经过一番查考,我才知道,他的藏书楼其实建在苏州。这种情况非常多,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才理解徐先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他已经在大学做了老师,没那么多时间在全国到处跑。这件事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澎湃新闻:这样说来,您一开始远远低估了寻访遗迹的难度。
韦力: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徐雁先生抽不出时间去实地逐个探访,因为有些藏书楼他也去现场勘查过,有的是他请朋友代拍了照片。后来自己下了工夫,才算真正地理解,这件事原来这么难。但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既然把这个事情做了起来,而且突然发现又是这么的难做,反而就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越挫越勇。我还非得把这件事情给弄出来不可。然后,我就开始查地方志,四处找渠道。渠道就是通过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现在很多地方还设有这个机构。我挨个打电话或者托人问:我有一个地址,能不能帮我查证一下,这个地方今天叫什么,还在不在。等于说,通过他们来“换算”古今地名,当然,不能确保所有地方都找到,但有了他们帮忙,能找到五六成。在这五六成里面,有一半已经没有了,旧城改造的时候早拆平了。但这依然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最终确认某座藏书楼已经不存在,本身也是一个结果。再然后,我开始规划路线,确保自己尽量别走重复的道路,比如说,先到南京,再到苏州,再到常熟,每次跑个十几天,把能跑的地方都跑到。
当时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因为网络不发达,不像今天,搜索引擎可以查很多信息,非常方便。当时我要翻大量的书,比如地方志,看看上面大致记载了些什么。但这个过程也很受挫。因为大家经常去的、挂在嘴边上的,也就那么几座有名的藏书楼,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天一阁、铁琴铜剑楼什么的。你真正想找的,九成记载不详,对我来说,相当于是第一次把这些藏书楼的地址落实下来,探究清楚,它们究竟在哪儿。有不少朋友鼓励我,说这件事做得很伟大,其实,刚开始我并不觉得伟大,心态就好比写游记,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因为爱古书,所以爱古代的藏书家,出发点很简单,爱屋及乌而已,只不过别人都来夸我,自己也越做越深入,觉得这是件值得去做好的事。
这一跑,陆陆续续就是五年。跑的过程中,所费的劲就不用说了,然后,就出了第一本书《书楼寻踪》,那是十一二年前的事情了,得益于徐雁先生的帮助,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属于“书林清话文库”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大家可能觉得好玩吧,把它排在了首位。
澎湃新闻:很多人是“劳心”,坐在书斋里面写文章,您是“劳力”,不辞辛苦地四处去跑腿。
韦力:对。到今天为止,搞文献学研究的大部分学者一直在书斋中搞研究。对我来说,我是后知后觉,在跑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因为,慢慢地我就能总结出来,某个地方的人文到底有多发达,某些藏书家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文献中读到一些藏书家来往很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实地探查以后发现,这两家离得这么近,他们的来往是自然而然的。只是,这些关系没有人记载。在我的探求过程之中,像这样的发现,比我想象的多得多,一多半是意外的发现。我一直说自己的期望不高,那么,既然得到这么多的意外之喜,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特别的意义,形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把这件事做下去了。
澎湃新闻:后来这本《书楼寻踪》怎么样了?
韦力:这本《书楼寻踪》要再版,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十五六年前的寻访用的是胶片机拍,照片没有电子文档,河北教育出版社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也调走了,底片也没有了,当时还没有备份这个概念。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藏书楼我没有跑完,而且我有意撇开了三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因为这些地方人最多,完全可以单独成书。所以后来就跑续集。在这个过程中,又查资料,又有新发现,又写出来两本。一本几年前就交给了中华书局,叫《书楼觅踪》。本来想叫“书楼寻踪二集”,书局编辑觉得不太合适,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了。另一本叫《书魂寻踪》,就和墓有关了,寻访藏书家之墓。一探究我就发现,近些年拆迁的速度很快,各地都在大搞城市化,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被抛弃的就是古文化,因为它最没用。这就促使了我加快地跑。慢慢地我明白过来了,只谈书楼,只谈藏书家之墓,这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在大的拆迁运动下,荡然无存的不止藏书楼,还有很多其他文化遗迹。有些古人比藏书家更伟大,他们是不是应当也要留下遗迹呢?如果有人跑,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我自己跑了十年多的书楼,并没有什么人跟进。你知道,咱们这儿某本书、某个专题引人注目了之后,会有人迅速跟风,出一系列的东西,藏书楼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说:你这种做法,没人跟你这么学。我所下的工夫,跟所得不成比例。比如跑藏书楼,折腾这么久,写了一本书,各类开支恐怕达到一百万了,出版所得稿费却不到花费的十分之一,很少人愿意干这种赔钱的买卖。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在乎真情与真气,我就是真心喜欢这个,花多少钱是另一回事。就像去环球旅行,还能指着把钱赚回来吗?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就系统地寻访古墓。我发现,除了一些有名的景点,百分之七八十依然没人梳理。因为有跑《书楼寻踪》的经验,我系统地开始做功课,准备了一年半。
澎湃新闻:这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韦力: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这种人文寻踪涉及的知识太广,而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涵盖这一切。今天回头看,我太过理想化了。当时怎么办呢,就是买了很多通史著作,先确定古人的历史地位。人本能地会认为自己熟识的人重要,客观来说,其实未必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我的设想是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来。我原本想大而化之地以“儒、释、道”来涵盖中国文化。但我藏书偏好经学,认为经学代表了中国人文精髓。既然我熟悉经学体系,那就系统地通读近现代专家学者所写的各种经学史,将这些著作提到的人物提炼出来,开出名单,再用这些名单查找今日可能存在的踪迹,确定这些踪迹的方位坐标,而且根据这些人物的历史影响力以及在每个专史中的价值地位,按一星到五星,定出相应的星级来。
澎湃新闻:您评分的标准是什么?
韦力:就拿经学来说。经学的源头是孔子,孔子就是五星。然后是曾子,曾子是孔门弟子,地位自然低于孔子,那么他就是四星。但是曾子的弟子孟子反而是五星,因为他对中国“人性本善”这种思想学说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与之相对的,荀子也是五星,“性恶说”由他发端。性善性恶作为两条线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儒法斗争所争论的问题,也无非就是这些。确定了思想学说的源头人物,然后再产生后世的中心人物,比如董仲舒,他几乎是今文经学的鼻祖,因为他的谶纬之学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后世。与他同时而不同观点的,比如说数术之学的代表人物京房,也定到四星。我的思维方式就是,先看有没有某个人物,如果有,再看在哪儿。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把框架搭起来。
再举释家为例。隋唐之间产生了八宗一派,但是在八宗一派之前,还有很多高僧,一种是西天取经,一边是佛法西来。大量的高僧来中国,这些人是最早的传播者,如果没有最早的传播,也没有中国宗派的产生。这些人,是不是都比宗派伟大呢?这倒未必。于是我就分了两个体系,前头叫部派时期,后头叫宗派时期,分别单独论述。如果不区分不同体系的话,最后等于说争论孔子伟大还是鲁迅伟大,这个题目做不下去了。
澎湃新闻:这样做的前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了然于胸,您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太高了。
韦力:有一阵子天天读书。为了客观,我会尽可能地参考不同学者不同观念的著作,比如说释家,我买了不同的《中国佛教史》,赖永海系统的、任继愈系统的,还有各种佛教专史,例如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这种专史有许多,有的站在唯物角度谈,有的站在宗派角度来谈。我必须知道关于每个人物不同的评价,才能保持客观,不会以偏概全。原来准备一年半跑完,结果跑了三年半的时间,还把自己的腿跑断了,然后停了一年,从今年开始,又开始边跑边补,而且更加有侧重,因为现在我爬不了山,也下不了水了。很多人问我,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跑啊?我说,我不跑,我能咋办呢?这得有结果啊,否则的话,前期付出这么多年,不是白扔了吗?尤其是体系都弄出来了,并且跑了七八成。于是现在就开始写,写到哪里断环了,再去专门补课。
对很多问题,我也只是点到为止,我感兴趣的只是文化的普及与记录。若要深入探讨学理,每个专家都会比我写得深入。我做的事情,用一种带有贬义的说法,叫“横通”,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反思,我认为今天的专家专到已经完全自说自话了,社会是一套语言系统,学者是另一套系统。我总是试图把这两个糅合起来。不管成功与否,至少我希望自己能起到一些作用。
澎湃新闻:您是怎样产生走遍中国、寻访古人遗迹这种想法的呢?
韦力:近几十年,各地搞了各类人文景点,这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当然是好事,至少是一种“富而好礼”的表现。问题是,哪些人物值得纪念,在我看来,很有斟酌的必要。至少现状是,有很多为我们民族历史,尤其是在人文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被完全忽视了。一说到中国历史,我们特别有民族自豪感,五千年文明史灿烂辉煌。但是,对那些构成传统文化基础的历史人物,比如我感兴趣的经学家、藏书家,却少有人去纪念,这种做法客观上其实是把民族文化给截断了。我身处江湖之远,无法左右由庙堂决定的大气候,但是我可以纪念我认为有价值的人物。我寻访到这样的人物的墓,再把结果发表出来,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对我来说,我已经尽己所能了。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些人,做过这样一些事。
澎湃新闻:您这样不计成本地四处寻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肯定损耗很大,您方便谈谈吗?
韦力:说实话,损失是很大的。比如这次受伤,有很多朋友来看我,都会把我的受伤跟我的寻访联系起来。但是,如果以宿命解释这一切,其结论当然是一种颓废,但颓废就能挽回自己的遗憾吗?如果不能,这种无穷的懊悔除了折磨自己,还能有什么用处呢?大家都关心花了多少钱的问题,这其实涉及整个社会大环境,文化人应该这么穷吗?从历史上来看,真正有作为的文人,并不必然跟“穷”字联系在一起。我们都说顾炎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者,他的经营之道我们却常常不谈。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每到一地都会带弟子开荒,然后出租有价值的土地挣钱。你要是去谈学者的这一面,很多人会觉得太俗气,其实,解决了身体这副臭皮囊的生存问题,才能让思想飞扬。不过,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您的寻访古墓之旅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吗?
韦力:上个月还在跑。比如说跑净土宗,我先写到三祖,又写到七祖,还有几环断了,我就继续深入查史料,看在哪儿能找到更多跟净土宗有关的遗迹,然后接着去跑。10月22日,我在复旦开会,去之前我就会筹划,复旦附近有哪些遗迹可以寻访,记在自己的小本上,开会的时候带上,把东西拍回来,然后接着写。
澎湃新闻:您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去之前满怀期望,去了之后非常失望?
韦力:失望的情况占七成。这种失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某位古人在历史上的伟大名声,跟现在的劫余反差太大。比如说,我做的史学之旅当中的班固,太伟大了,仅次于司马迁的人物了,当时后世,有太多关于班固的记录了,经学史上,他也是重要人物,当年在白虎观,记录白虎通的人就是他。找到班固的时候,墓小到半米高,就是一个小土堆,比平常农村的小坟都小,看见以后极为失落。我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呢?班固不比今天很多人伟大千百倍吗?这种心理落差是极大的,接着就是愤恨,这个社会的思维方式成什么样了!我去寻访佛教的祖庭,名气很大,去那儿一看,发觉简陋得很。三阶教也很重要,它的院落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就是一间小小咖啡馆的面积,而今新建的寺院常常是层层山门次第开,不知大到哪里去了,但是历史地位根本就不能和三阶教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下,让我愉快的遗迹没几个,大部分都让我感到失落,甚至愤恨。
不过,寻访古墓的过程当中,也让我发现了不少一直以来层层相袭的错误,文人们只是在不断地转录,但是几乎没人去实地勘察。你读了不少书之后,再去实地一看,会发觉书上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地理位置上有误记,人物姓名上有混淆,比如,佛教人物有很多重名的,从唐代史料开始就弄错,后来就一路错了下去。
话说回来,我的寻访不是为了考据,这么多年下来,访了大约两千处文人遗迹及古墓,越是寻访,我越是感到,自己这么做是有意义的。这就像是朝圣,历史上存在过这么多的伟大人物,我第一次走到他们的墓前,鞠上一躬,这是我的福分,让我成为一个知敬畏的人。
澎湃新闻:寻访的古墓的真实性问题您考虑过吗?现在这方面的争议屡见不鲜。
韦力: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一些古人的遗迹确实不在了,所谓古墓不过就是一个衣冠冢。我的寻访是个由头,用这个由头让大家记住,曾有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至于古人的尸骨是否在里面,跟我的寻访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那么,我的寻访是不是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可以随便乱写了呢?也不是这样。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寻访的古墓要有文物部门的认定,要有市级、省级、国家级的文保牌,不管哪一级,要有认定。至于这方面的争论,在我看来,不是争论学术,而是争夺名人,要把名人抢到自己那儿去。我尽量不掺和这种地方上的争斗,在文章中我会把各家说法、各方观点都摆出来,极力保持客观。拿曹雪芹来说,我去了樱桃沟,找到了当地立的碑,还有那块顽石,拍照作了记录,至于围绕曹雪芹的争论,这是一本专著的话题,不是我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该去触碰的,我能够做的,就是将我见到的当地情况说清楚。这是一次人文寻访,不是考古鉴定,我的目的只是通过寻访古墓来纪念古人的历史功绩。
澎湃新闻:看得出来,您还是想在学术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之间做到兼顾,但是,您不担心两头不讨好吗?同为人文寻访,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然文笔讨喜,却总是被人诟病硬伤太多。
韦力:我并不担心。其实,我对围绕着《文化苦旅》的非议不以为然,我认为大家太过苛刻。《文化苦旅》刚出版的时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读书渐渐多了,从考据角度来看,发现不少内容并不确切,但我并不以之为非。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个人、这本书挺了不起的,在那个时段、那个社会,影响了一大批的人,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任何学问都是前疏后密,我如果处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家做得好呢,作为后来者,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尽可能地既有人文色彩,又保证学术上的严谨客观。
澎湃新闻:您为自己定下的寻访目标,哪些达到了,哪些还没有完成?
韦力:有很多目标没有找到,大概占到五分之一,我列的单子上有两千多处目标,差不多四百处没有。有的是我到那儿才发现,几个月前拆了。比如说释道安的墓,大家都知道《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他和习凿齿的故事,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去寻访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彻底被夷平了,现在是一个工地,人家告诉我说这里以前被改为监狱,现在监狱迁走了,又要重新规划建成新的旅游点,我眼前所见,就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黄土空地。好在这片空地上还能有些许的遗迹,比如还有两棵古银杏树,而这两棵树,就是当年谷隐寺的标志所在。所以,我是怀着一种迫切的、抢救遗迹的心情在寻访古墓,因为我知道,城市化运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些遗迹会妨碍别人的开发,立了文保牌,拆起来很麻烦,所以开发商要尽快在文物部门立起文保牌之前,将其拆得了无痕迹。我是在跟城市化运动竞赛,尽可能地留下文字和图片的记录,再过若干年,等到大家醒悟过来,还有修复和还原的可能。
有些遗迹,即便已经访到,但是得知它们被拆,我还是很难受的,比如,在我心目中,黄丕烈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去寻访他的士礼居,发现是在一个丝绸厂里。当初通过江澄波老先生的关系,我找了当地的一位文化局副局长,才得以进去,又是拍照,又是做笔记,折腾了一番。几年前我再去,那里已经建成一个花园洋房小区。连黄丕烈这个级别的人物都无法幸存,其他的可想而知了。
澎湃新闻:藏书家的墓,应该是您的寻访之旅重点关注的对象了吧?
韦力:最开始是这样,后来逐渐越来越宽。其实,我喜欢的藏书家的墓大部分都没有了,能找到的是少数。比如,黄丕烈墓的原址是马骥先生通过几层转折关系带我找到的,这本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件事,然而到了现场一看,黄丕烈的墓已经完全没有了痕迹,旁边只有一个大水塘。一番辛苦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站在水塘前,会是怎样的心情。铁琴铜剑楼主人也就是瞿家的坟原来在虞山脚下,也被彻底荡平了。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墓我倒是找到了。一般说来,越偏僻的越容易保存,红卫兵去砸的话太费劲;离城市越近的地方,或者是古墓越集中的地方,越容易被破坏。
这里面有个规律,子嗣越繁盛,保留下来的概率越高。某个家族没有断后,香火旺盛,历代有人维护,墓就能够保留下来。如果没人管,不用砸它,就彻底的没有痕迹了。还有就是门生众多,哪怕子嗣凋零,门生也会去寻找祖师的墓,善加维护。好多墓其实很早的时候已经荒掉了。比如说毕沅,每到一个地方任职,就会探访古墓,探访出来之后,他掏钱让当地人刻大碑,然后撰文记录。他做了很多这种事,让我觉得很伟大。我很想效仿,但是往往做不成,比如说我到嘉兴,由范笑我带着在一片荒地中找到朱彝尊的墓址,然而眼前所见就一块残碑,连坟都没有,碑上文字已经看不到了。我说,我出钱,请人立一块碑,结果找了当地很多部门都不行,因为我不是相关部门,没有权力在这里立一块碑。还有一次,也是马骥先生带着,我在苏州兴福寺山上找到了惠栋的墓,我特别激动,因为惠栋太重要了,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汉学派中吴派的创始人嘛。我一看墓碑,题字的是李根源,回头一查资料,才知道他在《吴郡西山访古记》中谈过,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李根源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好多人,才确定这里葬的是惠栋,为了防止这一处遗迹湮没,他自己掏钱刻了碑。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也很感慨,我想效仿前贤,却连资格都没有。很多地方找不到关系,连拍照都不行,必须让有关部门开介绍信,有的当地人甚至斥责我,没有文物局批准,怎么可以拍照呢?
澎湃新闻:您对藏书家之墓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受自己喜欢的藏书家影响?
韦力:性格的作用更大,就是本能的喜欢,就是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很多事情,书读多了,总想知道为什么。读古人的书,有很多的情趣在,但是真正有情趣地来写书跋的却很少,除了以前特别喜欢的黄丕烈——他的书跋写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时代,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他所写的书跋不够学术,但他却获得了绝大多数爱书人的喜爱,大家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藏书不止是严肃正经地做学问,还可以包含这么多的情趣。黄丕烈这个写法很重要,今天所说的书话,我想就是从他的书跋中脱胎而来。而后有许多藏书家都效仿黄丕烈,也写出了许多有情趣的书跋,当代这方面最成功的,应当就是黄裳先生了。黄裳在写法上,以我的愚见,就是古代情趣书跋的现代版。但黄裳更贴近版本之外的人文情怀。他会写今天的心情感受,写天气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他就不说今天的版本怎么回事,而是直接下断语,这版本如何稀罕,我就本能地反应:您为什么没有推论的过程,就直接得出结果呢?我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一步一步的推论,某个版本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其中道理需要一一交代清楚。我想自己是不是理科思维,文人不会这样的,喜欢就是喜欢,没什么道理。
我总是想把学者跟文人融合起来。像何焯、钱大昕、戴震这些学者,他们写的书跋几乎无可看,但是学问却如日中天。还有一类,就是像黄裳这样的,写得很好看,但是版本方面不着一字。两者能不能结合呢?我写东西追求这种写法。我知道这很危险,会两头不讨好,学者觉得你没有学问,文人觉得你没有文采,也有人提醒过我。但我还是愿意以自己固有的偏执实施下去。
澎湃新闻:在您寻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国内外类似的著作启发?
韦力:我的这种做法,我自认为是前无古人,这样说,倒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因为,从谢灵运开始,历代都有很多游记,今天还有很多人写游记,写写探访过程的曲折,发发感慨。但是,系统地、有目的地去跑中国的人文遗迹,把它们都梳理一遍,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谁这样做过。当然,前人的著作我会大量地去阅读、借鉴,比如《徐霞客游记》,里面写到的他本人的心态、所经历的细节,都很动人。这提醒我不要遗漏寻访中遇到的细节,看似闲笔,说不定会对人家产生触动。
比尔·波特这位美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黄河之旅》写得很好,不过我更喜欢《禅的行囊》。他这本书其实就访了禅宗的初祖到六祖,切入口特别好,就这么一段,也少有历史的回顾,多是个人的描写。我很羡慕他这种写法,但我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访了六处遗迹,按照我的设想,这样来寻访的话,三百年也弄不完。但我觉得他的写法好看,值得借鉴。
前面谈到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我都读过,觉得文笔不错,但我也没法写成那样,虽然难免流露情绪,我还是想尽量保持客观,通过事实向现在的读者介绍古人的历史功绩,而不是抒发个人的情怀。■
责任编辑:马睿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韦力, 寻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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