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马会”采访记：“同胞兄弟”和“一甲子的历史”

从新加坡海皇大厦到香格里拉酒店的距离大约是7公里，从“汪辜会谈”到“习马会”却隔了22年。

1993年4月27日，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时任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海皇大厦会面，那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

2015年11月7日，还是新加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以互称“先生”的方式在香格里拉酒店相见，实现了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我很幸运，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通过一台摄像机的取景框。作为文字记者，实在无法也不好意思在已经拥挤不堪的现场，去和上百个急需记录珍贵画面的摄影、摄像争抢有利位置。

也还好有取景框，让我第一时间看到万众瞩目的一幕：

下午2点58分，习近平和马英九分别从会场右边和左边走出。前者打红色领带，面带微笑，稍早一步走到中间位置并且先伸出手。后者打蓝色领带，笑容更加外露，与习近平紧紧相握。

时间就此定格。

之后将近两分钟，两人握手80秒，共同挥手25秒，快门声和闪光灯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这一刻等太久”的急切。他们身后，黄色背景映照出两个影子，似乎也在凸显着同为炎黄子孙的“同胞兄弟情”。

握手结束，两位主角走向另一个房间，记者们绷紧的神经终于可以稍加放松，现场甚至有人发出小小的欢呼。可是屏幕前，全世界还在关注习近平和马英九发表谈话以及闭门会谈的内容。

也是那一刻，我在想，大家到底在关心什么？比如我们这些前方记者，风尘仆仆从不同地方赶来，就为了一次历史性的握手？

答案当然并非如此。

“习马会”开始前，前来报道的同行也有一些私下沟通。大陆媒体显然更关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和平统一等话题，台湾媒体在关注两岸关系走向的同时，更热衷讨论“习马会”是否第二次成局等话题。

可是对另一群人来说，海峡有着更深厚的意味。

我曾认识一个叫茅君瑶的女人。1949年，她的恋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虞维濂被派往台湾，一分别就是近半个世纪。1996年，两人再度取得联系，却因为害怕太过激动不敢相见。

我还采访过一个叫钱青的男人。1949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他抱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念头留在大陆，之后历经沉浮。作为曾经的抗战老兵，他依然会说：“国家危难之际，我不打仗谁打仗？”

我也记得有个叫美君的姑娘。1950年，她坐船去台湾，以为很快就回来了，没想到所谓“很快”是45年后。美君有个女儿，叫龙应台，台湾文化名人之一。她在书中写道，美君后来生病，不认得女儿，却一直记着老家在浙江淳安。

这些人，都是最普通不过的百姓，被历史的洪流推着往前走。对他们而言，大陆和台湾之间那片海，是牵挂、乡愁，也是被改变的命运。他们会老、会死，积攒一辈子的情绪，还能遗传多少给后代？

这也让我更加确认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必要性。

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位法学博士，一个祖籍陕西、一个祖籍湖南。他们都出生于距离1949不远的上世纪50年代，连接过去，活在当下，也面向未来。

也只有今天的他们，可以在现有身份下说出这样的话：“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在我们背后的，是两岸分隔超过一甲子的历史。”

“同胞兄弟”和“一甲子的历史”，也只有这样的共识，才能让两岸关系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