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不只有青蒿素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几乎一夜之间，“五二三任务”这个名词也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很多人把“五二三”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等号。其实，“五二三任务”作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不单单只有青蒿素研究。而且，这一科研工程的开展涉及全国诸多省市和行业，上海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忧外患”的疟疾

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系经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它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虫媒传染病。上世纪20年代起，我国老一辈寄生虫学家对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台湾、江西、四川、浙江、河北等21个有疟疾流行的代表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人体全部四种疟原虫——间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在我国均有存在。据估计，在解放前，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死亡率也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前后经历四个时期。1950年代属于第一阶段: 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控制流行阶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属于第三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00年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阶段。“五二三任务”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第二个阶段之中。

“五二三任务”是如何诞生的呢？19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升级，疟疾成为交战各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据说当时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100%，而且由于疟疾抗药性的问题，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差，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有关部委、军委总部直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军区领导及有关单位参加的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议，讨论确定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为保密起见，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五二三任务”。因此，很多人认为，“五二三任务”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重要的军事目的。当年“五二三”的很多文件上，有着诸多此类表述。比如当年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有效地解决东南亚地区恶性疟疾多，发病率高，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成立了抗疟研究协作领导小组。”

通过对当年国内疟疾防控资料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五二三任务”绝非只是为了“抗美援越”。1950年代，国家出台《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和《疟疾防治规划》等多份规划方案，组织卫生工作队、防疫队、医疗队进入高疟区，抢救疟疾患者，进行预防工作；设立疟疾防治所，进行疟疾防治科研和培训技术骨干等工作；同时举办疟疾训练班，培养专业技术队伍。一系列工作之下，我国的疟疾防控工作开始得到了系统的管理，疟疾发病率一度由1955年102.8/万下降到1958年的21.6/万。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因素的关系，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范围的疟疾爆发，全国发病人数多达1000至2000万, 1960年和1970年全国平均发病率分别高达155.4/万和296.1/万，其中197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疟疾发病率最高的一年。196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这句话含义深刻。在那个时期，疟疾问题已属于“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不可小觑的“海派力量”

上海地区并非高虐区，不过从近代起上海地区的科研院所在疟疾防控方面一直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从“五二三任务”一开始，上海就成为该研究工程体系内的主要力量之一。1967年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制定了三年研究规划，组织了七百余人的抗疟协作队伍，其中有很多人来自上海地区的单位。1968年4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成立。

1969年3月，全国“五二三”座谈会会议秘书组印发了《抗疟研究协作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这份通知中，明确了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南京、北京等6个地区“五二三”协作组的任务分工。其中，上海地区的任务分工有5条（其他地区多为三四条），任务是最多的：“1、新机构类型防治药物和长效防治药物的研究；2、合成药和中药抗疟药的临床验证、化学、药理、剂型、设备的研究；3、合成（按蚊）趋避剂和中药趋避剂的化学、效价、毒性、制备的研究；4、药物制剂包装的研究；5、抗疟针灸等疗法的研究。”同时，在4个主要专业口（抗疟药的研制和试用、中药抗疟药的调查验证和实验、抗疟针灸等疗法、趋避剂的研究），分别指定了少数的负责单位。而这4个专业口的负责单位中，均有上海地区的单位。

1971年，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来说，都是“五二三”研究部署的重要年份。这年3月，“五二三”上海地区领导组进行重组，组员单位变为8个：市革委会科技组、警备区后勤部卫生处、第七军医大学（后改称“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局、化工局、医药工业公司、医工院、寄研所。4月，上海选派36名科研和医务人员进驻海南、云南、浙江的高疟区进行现场研究。

6月初，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制定了《疟疾防治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表》，共有7大类15个项目的任务。其中上海的任务很重，共参与6大类11个项目。在原来的工作任务的基础上，上海又接受了预防类药物研制、免疫制剂研制、以及动物疟疾模型建立等任务。之后，上海马上于6月中旬组织了贯彻广州会议的学习班，共有21个单位的152人参加，将上海地区承担的任务具体分派给各个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制药和日化企业。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之下，上海革委会把“五二三”任务提到极高的政治高度，要求各家参研单位将“五二三”列为重点项目，并切实保证稳定的科研队伍。

从1971年起，上海的“五二三任务”协作体系相对稳定、运行有序。“文革”后期，上海根据全国“五二三”小组的指导精神，先后于1973年和1976年分别下达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上海地区疟疾防治研究主要任务》《一九七六年上海地区五二三研究计划》。这些任务计划，非常细致地指导了当时上海地区的抗疟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疟疾防治研究工作规划》，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并组织了四个专业协作组。其中三个组由上海地区的单位担任组长或副组长：“防蚊灭蚊药械专业协作组”中，上海昆虫研究所担任组长；“疟疾免疫人疟猴模专业协作组”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组长；“化学合成药专业协作组”中，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担任副组长。工作规划还非常详细地提出了1977至1978年的工作进度要求，并细分到各个研究单位。例如在当时已经成为研究重点的青蒿素领域，上海药物研究所承担了“1977年完成青蒿素的绝对构型研究”“基本完成青蒿素的吸收、分布、排泄和化学转化的研究”“初步阐明青蒿素的作用原理”“改造青蒿素的结构，找到更优越的新化合物供临床验证”等4项任务。在这份规划中，领到任务的上海地区参与单位达到15个，是全国最多的。某种意义上，这份工作规划是当时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一份综合实力分布图。

特殊年代的科研

“五二三任务”的实施经历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科研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诸多政治活动不同程度地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但也必须指出，对于“五二三”这种近乎“举国体制”式的科研工程来说，当年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下，也形成了一些简单有效、令人难忘、且如今难以复制的特殊工作模式。

“五二三”研究中，高疟区现场工作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危重病例救治、以及药物临床观察等。高疟区多是偏远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在那些地区开展为期数月的工作，需要参与人员能够吃苦耐劳，克服诸多困难。例如，1960年代末，上海派出40人的现场工作组到达海南岛。当时岛上条件极差，工作中需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工作组闯过了“生活关”“爬山关”“怕蛇关”等各类困难。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那时的生活条件。一位组员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同吃同住。一次吃饭时，该组员竟然直接从饭里夹到一只小青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为了表明对农民兄弟的感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那位组员还是把青蛙吃下去了。这种现场工作，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中，一直非常强调“献身精神”。在各个专业组中，也都能看到这种“献身精神”。“五二三”研究规划将雷式按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工作分配给上海的科研单位。当时国际上开展按蚊的交配繁殖研究，都要求有恒温恒湿的椭圆形饲养室等一些较高的科研条件。但是国内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饲养室里工作，甚至长期用自己双手供蚊子吮吸，成功地培育出实验用蚊。上海第二制药厂研制某种气味趋避剂时，需要开展模拟实用观察。有26位解放军战士自愿参加。他们在双脚踝部和枪带上固定趋避剂后，于晚上伏卧于蚊虫密集的河滩草地中，统计被蚊虫的叮咬次数，以验证驱蚊效果。而在那个时期药物研究中，科研人员“以身试药”的情况亦不少见。

“五二三”研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协作”。地区之间，同专业的研究组及时、且密集地相互交流。以上海领衔的“疟疾免疫科研组”为例，各地区的研究组相互交流计划、终结、简报，及时通讯，互通有无，还相互给予工作建议、进行分工协作，并很快印制了疟疾免疫研究的内部交流专集。这种做法，被全国“五二三”领导小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可以说，在当年“五二三”这个特殊的体系中，诸多成果都被及时、且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全国同行参考借鉴。

1981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至此，“五二三”这一全国性科研工程宣告结束。1980年12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了《疟疾研究：1967-1980年成果选编》，收录了青蒿素等89项研究成果。其中由上海地区单位担任主要研究单位的成果有20余项，占四分之一以上。

这本《疟疾研究：1967-1980年成果选编》的封面上，印有一枚勋章。回顾上海疟疾防治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尽管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疟疾防治事业最终取得了成功。而这种成功之中，凝集着全国各个地区、凝集着无数人的心血。

（本文作者供职中山医院，由《档案春秋》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