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日本学者谈抗战：飞虎队太奢侈？如何遣返战败者？

时逢抗战胜利70周年，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在北京、上海、重庆、台北、伦敦、华盛顿、斯坦福等地相继召开，成果丰硕。11月7日，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再度汇集30余名来自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近代史学者，探讨“从战乱到和平的近代东亚道路”。

在这些研讨中，外国研究者的报告无疑提供了看待这场战争的新视角，本文节选两位日本学者的发言简要介绍。

深町英夫：“美国保镖”飞虎队的奢侈生活

1941年11月17日，英领缅甸当局检查当地华人寄出的一封航空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信中说，中国政府为相继从缅甸调往中国参加抗战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安排了一切舒适的特别场所。英国当局似乎认为如下一句甚为不妥∶

最有趣的事情是政府在上海和香港征募了二百到三百个会说英语的年轻女人。据说，这些年轻女人的任务是慰安美国人的单调生活。

删除了这一段之后，该函件才被寄往上海的收件人处。

这是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深町英夫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档案中发现的一段往事。类似的信息，在一位昆明女士用英文写往新加坡友人的信件中也被英领缅甸当局删去。

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始于1941年，到战争结束时，美国驻华军事人员的总数达到四万八千人。深町英夫由此展开讨论：抗战期间的美国对华军事援助除了具有击退日军捍卫中国的战功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这么多美国军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大都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一无所知，他们过得怎么样？中国当局和人民如何对待他们？

深町英夫

深町英夫以“宾至如归”形容国民政府为飞虎队员提供的住宿。服务盟军的战地服务团在全国各地设立、经营了194个招待所，可收容人数为八万八千多人。陈纳德亲自过问起居、饮食、淋浴、娱乐等设施条件，包括“淋浴需要多少热水、喜欢食肉的美国人每月须要消费多少牛、猪、蛋、鸡”等等。深町先生认为，美方对于卫生条件最为重视，因为作战地区常常暴发痢疾、黄疸病、疟疾等疾病，且美军当局认为中国人对维持卫生的观念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饮食是大多数美国人来华前最大的忧虑。不过，战地服务团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满足美国军医署提供的伙食标准要求。这一标准规定每人每日所需∶肉类18盎司、鸡蛋4个、面粉12盎司、蔬菜20盎司、洋芋10盎司、猪油2盎司、水果11盎司、茶叶0.4盎司……凡能在中国买到的均由中方供应，至于奶酪、牛奶、咖啡等由美方空运过来。于是，昆明、羊街、沾益、楚雄等招待所增设了西菜灶、面包灶、咖啡炉等设施。

然而现实中有种种困难。仅在昆明地区即驻有美军两万人左右，每天需要鸡蛋八万个，黄牛近一百头。随着驻华美国军人的数量增多、作战范围的扩大、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战时服务团的供应压力与日俱增。

尽管有诸多抱怨，但双方各有“解决之道”。黄牛全都消耗完，改用水牛肉；水牛也供应不上了，就吃牦牛肉。“像牦牛肉这种奇妙的菜肴也被想了出来，这使得双方暂时得到了满意。”深町英夫在报告中说。而美军方面，第十四航空队的队员们“总是用休息日，扛着鸟枪，上山打鸟，或下河捕鱼”。

飞虎队来华前，战地服务团已经周到地准备了娱乐设施，网球、排球、电影放映机——影片是空运过来的。这些影片都很时髦，包括《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1944年）、《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年）、《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 （1940年）、《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9年）等等。

不过，驻扎偏僻城镇的军人就未必能充分享受。在羊街招待所，最重要的娱乐是一周或十天一次由昆明派来的巡回演出队放映的露天电影，有时还会因下大雨或刮大风而中途停止。基地有播音设备，但播放的音乐只有法国的《马赛曲》和《魂断蓝桥》。

但这都不是事儿。

对这些美国军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与异性相处”的机会。“美籍志愿队的队员们怀念曾在美国享受到的舞会等娱乐和消闲，也有军人试图将他们爱上的中国女人带到美国去。”深町英夫说，“但根据美国的法律，她们无法获得美国国籍。”

由于流连昆明、桂林的红灯区，一些美国士兵染上性病，导致不能执行任务。为解决这个问题，陈纳德派医疗人员到印度，送来十二个未曾感染的印度妓女到中国，让她们为中国航空特遣队服务。他的另一个士官也被派到桂林，挑选十三个妓女，将其空运到昆明，为队员们开办了一家妓院。但是，史迪威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随即致电他的驻印属下说：“不许送女人来中国。”他又下令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但这家妓院似乎并未关闭。

史迪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致电印度属下：“不许送女人来中国。”

陈纳德档案显示，中国政府负担的飞虎队费用共800万美元。中方基本上愿意承担驻华美军的费用，但根据陈纳德坚决要求，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即美籍志愿队队员为了食宿、洗衣及其他服务每人每天付一美元，这当然是象征性的数字，而除此之外全部费用都由中国政府负责。有数据称，从美国正规军吸收飞虎队到美国军事人员离华为止，经营四年招待所的全体费用达17亿美元，但美方认为这可能有所夸大。

美方猜测中方不愿接受美方付款的可能性有二，一则蒋介石希望以此抵消租借贷款，另一方面，“中方经常强调中美同盟的平等性质，喜欢用‘并肩作战’这句话。中方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援助，而且还有精神上的尊严。”深町英夫说。

令人唏嘘的是，同一时期中国军队的设备与条件之艰苦，曾让魏德迈也叹息：“在中国，谁都没听说过饿着肚子打不了仗”，“一般而言，伤兵被扔在战场上，不久就腐烂而死。”军队里没有医疗设施，大部分伤兵因缺乏医治而死去。“医治一个伤兵，不如征调一个新兵，这种观念使得许多中国军人被放弃治疗。”深町英夫说。

深町英夫认为，这与中美国力差距有关，也与价值观念有关。“中国人愿意为集体献身，哪怕情况危急、条件艰苦。而美军则有关注个人、重视卫生的哲学。这不但来自尊重每一个人的观念，而且还希望通过维持人员的健康来尽量扩大战斗能力。”他表示，美国人曾希望把生活方式和近代观念带到中国来，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有接受。

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黄仁霖曾回忆道：“我们情愿束紧我们自己的腰带，而让美国青年们享受到充足的粮食。”对此，深町英夫在报告中说：“可见，连这个深通西方文化的‘中国首席迎宾专使和招待专家’也似乎把飞虎队只视为‘奢侈的保镖’，而并未了解美国人为何讲究卫生与营养。”

资料来源：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镖？飞虎队的日常生活》，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报告。本文收录于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国民党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即将由三联书店（上海）刊行。

加藤阳子：日军的武装解除和复员为什么能够顺利进行？

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的报告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日本战败后，日军的武装解除和复员为什么能够顺利进行？

1945年9月13日，日军自1937年11月设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解散、废除；至11月30日前，战败时日本国内约720万官兵的武装解除和复员均完成；12月1日，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被废除。

根据日本帝国宪法，昭和天皇下令解除武装，军人必须服从。然而，加藤阳子提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昭和天皇对民众和士兵是否仍维持权威呢？”她进而在报告中分析了战争末期的天皇、军部和日本民众的关系。

1945年《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本内阁和军部曾就是否接受无条件投降产生激烈的对立，军部主张如果不能维持国体、自主解除武装、自主处罚战犯、拒绝保障占领的话，就不接受《波茨坦宣言》。而长期担任陆军大臣、对军队有巨大影响力的东条英机的天皇观念是：广义的国体可以解释为，如果对国家不利，可以违背天皇的命令。加藤阳子认为，在战争末期，“一方面明白天皇的意愿是接受《波茨坦宣言》，一方面又认为可以违背天皇意愿和命令的一部分人确实存在”。

那么，战败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解除武装的命令得以顺利执行呢？

加藤阳子

加藤阳子认为，“美军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战场上对日本兵进行的思想宣传意义重大”，她提到陕西延安的日军俘虏对美军的心理作战有积极的影响。

美军在控制制空权、制海权后用B29于1945年5月末向日本本土投放了以“日本国民诸君”开头的宣传单，传单上问军部的无条件投降给国民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答案是：1、战争的终结；2、军部权力的消亡；3、在前线艰苦战斗的陆海军官兵重返所爱的家人身边、农村、工作场所。美军借此告诉日本民众和士兵，战争一旦停止会带来利益。加藤阳子认为，美军此举成功地“把军部首脑和国民、士兵分开来”。此外，美军将天皇强化为和平的象征，作为批判军部首脑的王牌，同时“将国民和王室直接联系起来”。

昭和天皇

总体上，加藤阳子认为，德国投降后，同盟国外部的推动作用加上日本国内的呼应，使得天皇、国民和士兵、军队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部逐渐脱离国民、脱离天皇。

而军部“对军队物资的不正当处理”，是压垮民众对其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疲于战祸，粮食和物资极度困乏，看到混乱之中带着许多粮食和物资复员的士兵们，足以使国民彻底失去对军部及军队组织最后的信赖。军队趁乱贪污公用经费，侵吞军需物资，和民间勾结倒卖和隐藏，“国民对军队所怀有的最有一毫米的敬意被冲得烟消云散，军队和国民、军队和天皇之间曾有的纽带被切断了。”

最后，加藤阳子表示，“能够迅速进行武装解除和复员的原因，就在于军队完全失去了国民支持。”

资料来源：加藤阳子，《遣返战败者——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日军的武装解除》，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