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不可能用手枪自杀？

【编者按】这本《梵高传》在出版之时，引起了轰动，因为该书的两位作者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经过缜密的研究发现，梵高死于自杀是制造出来的，这位伟大的画家更可能死于一场小镇青年恶作剧式的枪击意外。一个世纪以来，自杀是梵高传奇的一部分。除了提出梵高并非自杀的观点，这部传记为我们描绘出梵高充满英雄主义的传奇一生。

《梵高传》收录了近200幅代表画作及照片，珍贵图片首次发表；20余位梵高研究专家参与幕后创作，评注超28000条。本文系书中为读者梳理梵高自杀传说流传的内容，由译林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文森特之死是由一次未遂的自杀导致的，这种传闻流传了70余年。对于枪击最早的报道——事发之后的几天内立即写成的——没有提到过自杀。文森特的主治医生之一保罗·加歇7月28日写信给提奥让他来奥威尔时， 对于文森特伤势的具体情况和性质都只字未提，只是说他“弄伤了自己”。

在提奥守候在文森特病榻旁边给乔作的那些汇报中，他也没有暗示说他的哥哥曾试图自杀——或提奥自己怀疑哥哥意图自杀。他把哥哥描绘成一个虽然悲伤（“可怜的家伙，他没有享过多少福”）但没有自杀倾向的人。他的房间或画室里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有自杀的意图。他没有留下遗书。连画室他都没有整理一下。他最近的信中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情绪，以及对奥威尔的新家引人入胜的描绘。事实上，在事发前几天他订购了大量的新颜料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这些行为完全不像一个打算要结束生命的人会做的事，尤其是一个对花弟弟的钱如此敏感的人。

另外，提奥清楚地知道，文森特向来都用极其激烈的言辞来反对自杀行为。他将其称为“可怕的”或“邪恶的”行为。在他看来，自杀是懦夫的行为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因此，哪怕1881年在博里纳日时他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但他依然向提奥保证：“我真的不认为我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德伦特时期也一样，在他的另一个情绪的低谷期，他依然清楚地明白他对自杀的感受。他说：“就避世消失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和我永远不该那样做，更不该自杀。”

提奥足够了解哥哥，因此他知道如果梵高想自杀的话，他不会选择枪这种他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自杀工具。而且，梵高很懂毒药，所以如果他想自杀，他大可以利用他对毒药的了解来减少自杀带来的麻烦以及要承受的痛苦。文森特认为，在各种不同的自杀方式中，溺亡是最“富有艺术性的”，也是他唯一曾经威胁过要使用的方法（只在生气的时候提过一次）。

第一个提出文森特可能试图自杀的评论家既没有亲眼目击他中枪，而且在文森特去世时也不在场。7月30日，爱弥尔·贝尔纳来到奥威尔参加文森特的葬礼。两天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批评家艾尔贝·奥里耶——两年前在阿尔，贝尔纳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戏剧化地讲述了割耳事件。这封信包含了中枪事件的第一个记录以及表明梵高试图自杀的第一个证据——“周日晚梵高走进奥威尔的乡间，他把画架倚在干草堆上，然后走到别墅后面拿一把左轮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

这一解释的根据是什么呢？贝尔纳称，他从镇上的人特别是文森特去世的那家旅店的老板古斯塔夫·拉乌那儿了解到了一些细节。但是贝尔纳是一个极其擅长杜撰的人，拉乌也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因此直到葬礼举行时，奥威尔仍然充斥着毫无根据的谣言。警方开始调查中枪事件并讯问目击者。很快，那些知道文森特曾暂住精神病院和那些见过他的畸形耳朵的人将梵高的自残行为和自杀行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被之后的调查推翻了。人们越来越怀疑文森特死于自杀，以至于当地的修道院院长不允许用教区的灵车运走文森特的尸体，也不答应将他葬在教堂附近。

一周后（8月7日），当地报纸《蓬图瓦兹报》上的一篇报道反驳了耸人听闻的自杀谣言，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这次事件报道为一场意外，这一观点明显地由文章的开头体现出来：

7 月27日周日，正暂住奥威尔的37岁荷兰画家梵高在田间被左轮手枪射中，但万幸只是受伤，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两天后在那儿去世。

事实上，在调查这起案件时，警方开始肯定并认为他们处理的是一起意外中枪事件。从多方面的访谈中，他们很快了解到文森特不习惯使用枪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拿枪），他有时会酗酒，甚至在外出作画时也随身带着酒，他的举止笨拙而又鲁莽，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根据后来的调查所显示的结果，他们肯定知道：在所有开枪自杀的案例中，绝大多数人（98%）都会朝自己的头部而不是胸部或腹部开枪。而且梵高在中枪后立刻就医的行为也表明他是意外中枪。一个真正下定决心要自杀的人会再开一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像梵高那样在腹部中枪后艰难地冒险回到拉乌旅店去。显然再开一枪要轻松得多，承受的痛苦也要少得多。文森特的主治医生或许已经告诉过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致命的一枪是“从远处”一个奇怪的角度射出的，前者说明是枪意外走火了，后者说明扣动扳机的另有其人。

事实上，警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枪击是自杀或是意外，而在于有没有其他人牵涉其中——手枪和文森特所有画具的不翼而飞使得这个可能性很高。白天的全面搜索没有找到任何失物（当地人也没有上交任何东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假设：无论是在枪击发生的当时或是之后，有人马上藏起了证据，或是将证据给处理掉了。

但是贝尔纳杜撰的艺术家被迫自杀的戏剧性故事，已在文森特传奇里埋下了种子，任何合情的推理或证据的缺乏都无法将其根除。即使是那些有1890年7月27日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的人们，也被这一杜撰的魅力深深影响。在文森特受伤的当天，23岁的荷兰艺术家何西格恰巧在拉乌旅店投宿。1912年，当何西格在22年后第一次回忆他在1890年的那个晚上的所见所闻时，他并没有提到自杀。他只记得文森特说：“去帮我找个医生……我在野地里把自己弄伤了……我用左轮手枪向自己开了一枪……”——这和加歇的表述一样，既适用于一次存心的意外事件，也适用于企图自杀的行为。

直到1934年——这一年欧文·斯通通过《渴望生活》一书将贝尔纳所描述的悲剧故事定格了，何西格才证实了文森特在44年前，即1890年7月那天的自杀企图。“我看见他躺在那狭小阁楼的小床上，攥紧拳头，十分痛苦，”他告诉一位来访者，“‘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朝自己开了一枪。’他说。”

由贝尔纳的那封信而开始的故事——企图在麦田里自杀的故事—— 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变得更为翔实，因纪念文森特诞辰100周年而触发的长达十年的画家生平及作品的庆典也由此开始。将贝尔纳单薄的故事变成对文森特最后日子的明确叙述主要是由艾德琳·拉乌完成的，她是旅店老板古斯塔夫·拉乌的女儿，枪击发生时她13岁。在五六十年代，艾德琳不断地接受关于文森特之死的采访，并为其添枝加叶，每次讲述都会提高故事的戏剧化程度。

艾德琳的描述与贝尔纳的故事大致相同。如贝尔纳那样，艾德琳表示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她信息的根本来源。至于旅店老板没有亲眼所见的那部分——如枪击过程本身，艾德琳声称，文森特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里，向她父亲道出了真相。就这样，被迷雾笼罩了长达60年的事件瞬间变成了内容丰满翔实的记录。例如，以下是艾德琳在1956年对枪击当天的描述——这是她的第一次讲述：

文森特走向他之前画过的奥威尔城堡后的麦田。住在巴黎墨西拿街的戈瑟兰先生是这座城堡的主人。城堡离我们家有500米的距离。爬过一段边上有大树遮阳的但相当陡峭的山坡，就能到达那里。我们不知道他距离城堡有多远。那天下午，就在沿着城堡外墙铺就的路上——按照我父亲的理解，文森特向自己开了枪，然后昏了过去。直到夜晚的凉意袭来，他才苏醒。他趴在地上想要找到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怎么也找不着。（即使第二天也没有找到。）后来，他站起来爬下山回到屋子里。”

艾德琳·拉乌的表述之所以难以让人信服，原因有这样几点：（1） 根据她自己说的，她的自述大部分都是传闻：这些表述都是对她父亲的所见所闻的回忆，而非她的亲身经历。（2）她许多的讲述经常有内在的矛盾，不同的讲述之间也存在矛盾。（3）由于艾德琳决心要证明她父亲与知名艺术家关系亲密（这一计划也成了她的终身事业），她的讲述被扭曲了。（4）她后期的描述比前期的要详细得多。尤其是她经常增加对话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有时甚至出人意料地描述整个场景。（5） 她似乎时常调整以往的讲述，以便回应评论家的说法，或者纠正自己描述中的矛盾之处。

艾德琳常常顺应不同时间和场合改变她的描述，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最后几次的采访中（20世纪60年代）惊人地承认了杀死文森特的那把左轮手枪属于她的父亲——这是在过去的70余年里，无论是艾德琳还是她父亲都从未主动承认过的事实，尽管人们对文森特获取这一致命武器的地点和动机展开过深入调查。

艾德琳的新描述证实了雷内•萨克里顿的故事中手枪属于艾德琳父亲的部分，但并没有证实雷内所说的文森特从他的帆布背包里偷走手枪这一不在枪击现场的证明。反而，她告诉采访者（特拉包特），文森特向她父亲借手枪“为的是吓走乌鸦”——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文森特并不怕鸟，他尤其认为乌鸦是好征兆。然而在她讲述这一故事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文森特的最后一幅画是《有乌鸦的麦田》，这样的认识给艾德琳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同时也为这幅画增加了深度。如今我们知道《有乌鸦的麦田》绘于7月10日左右，也就是致命枪击的两周前。

我们对于1890年7月27日事件的复原，基于对所有公共记录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分析，同时也是在比对了所有与当天事件有关的证词后得出的，其中涵盖了从艾德琳·拉乌的多次讲述到雷内·萨克里顿的临终坦白。

我们重构的事件经过也正是约翰·雷华德在20世纪30年代采访文森特死后一直居住在奥威尔镇的居民时所听到的故事。雷华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正直而缜密的学者，最终成为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终极学术权威。他著有两份权威研究报告和许多其他书籍，其中包括有关塞尚和修拉的书。他所听闻的故事是“年轻小伙子意外地射中了文森特”，“由于害怕被指控谋杀，他们不愿意说出事实，文森特决定为保护他们而牺牲自己”。

50年以后（1988年），雷华德向一位叫威尔弗雷德·阿诺德的年轻学者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后者将其写入了于1992年完成的《梵高：化学品、危机和创造力》一书中。阿诺德公开声明这一故事应归功于雷华德，后者于两年后去世。除了明显没有“纠正”阿诺德的报道以外，据我们所知，雷华德从未直接证实或者质疑他在奥威尔听说的关于文森特之死的讲述。然而，雷华德的确曾修订了他那本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后印象主义的概述，在书中他引用了维克多·杜瓦托对雷内·萨克里顿的访谈，第一次披露了那把杀死文森特的手枪是年轻的雷内从古斯塔夫·拉乌那里得到的。

雷内·萨克里顿谈到他如何戏弄甚至是“折磨”这位画家，并给了他那把置他于死地的枪（无论是否有意）。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学者，雷华德意识到，这个负罪感深重的故事恰恰证实了雷华德20年前曾听到的关于两个年轻人无意间造成了文森特·梵高之死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