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2015-11-18 07: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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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香港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的重庆大厦,你可以看到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步行十分钟到达香港地标天星码头,或者每隔几分钟就感知一班客船渡过维多利亚港。
也是在这里,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国际难民、性工作者、瘾君子、游客等千姿百态。在嘈杂的讲价声中,这里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手机交易的20%。
2006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开始对重庆大厦进行人类学研究,并于2011年出版了英文版《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在他看来,只有十七层高的重庆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没有大型企业、办公大楼、律师或财政预算,只有那些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的人们用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主宰自己的金钱世界。今年10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1月15日,麦高登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他表示自己现在就算不做研究,也会每周六都去重庆大厦转转。“那里的人知道我之前做过学术研究,很多人知道我出了这本书,并喜欢这本书。”
麦高登
“违法却不危险”
1994年王家卫拍摄的文艺片《重庆森林》讲述了发生在重庆大厦里的后现代爱情故事,让不少人对这一大厦充满了黑暗想象。在这里,华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白人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女人或许还要面对周围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其实过去几年里,香港本地人对重庆大厦的态度变了很多。”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虽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依然对重庆大厦充满恐惧,但很多年轻人开始对重庆大厦有了好感。“他们意识到那也是一处可以待得心安理得的地方,没必要害怕。”此外麦高登表示,对一些香港人而言,重庆大厦还是“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一种存在。
电影《重庆森林》
不过,由于种族或者贫穷的关系,麦高登坦言“看不起”或许依然存在于香港人打量重庆大厦的目光里。
而2013年,一则“来自北京的某女大学生在重庆大厦遭遇强暴”的新闻让重庆大厦被不少大陆媒体贴上了“鱼龙混杂”、“治安黑点”等标签。“强暴一事是事实,确实很糟糕。”麦高登提到当时女大学生沐浴后没有关紧房门,同时强暴她的南亚裔人是送货工人,本身并不住在重庆大厦。“我并不是说这位女生自己不好,而是说这件事不能说明重庆大厦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麦高登还表示香港警察除了打击毒品交易、抢劫和暴力争执,有时逮捕逾期逗留者,并不追究其他方面的违法行为。只要没有人投诉,很少香港警察会为非法劳工、仿冒商品、卖淫等费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大厦为何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麦高登的答案是:“因为来重庆大厦的很多人,是来做生意的。很多人只想把东西卖出去,并不想惹出什么事端。”亦有香港警察向麦高登坦言,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
而重庆大厦里大量的非法劳工,在麦高登看来反而还是重庆大厦赖以生存的关键。“因为这里的物价、人力成本都很便宜,而便宜的一大原因就在于非法劳工的雇佣成本远远低于合法劳工。”而且相比内地,麦高登认为香港社会对这些非法劳工更加包容。“很少有非法劳工真的被香港警察抓住,他们的赚钱过程也很难被发现。”
同时,麦高登强调这些劳工的“违法”,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法律技术问题。“他们做的是香港人本身不愿意做的工作,获取的报酬却少得多。”且他提到,雇佣者压榨贫穷的劳工,不仅仅发生在重庆大厦,还存在于香港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
“钱才是最重要的”
重庆大厦里的人可谓之“杂”:这里有尝试结识香港女孩但甚少成功的非洲年轻商人,有曾作为政治选举发言人出现在CNN但逃到香港还不能打工的难民,有计划三年后攒够资本做生意甚至成为中产阶级的性工作者,有穿上漂亮紧身衣、渴望每周至少有一次被人看作魅力女性的家庭佣工……
神奇的是,这些不同国籍、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的人,却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相安无事”。他们有人来自互相发动战争的社会,特别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或者信仰冲突,有穆斯林和基督徒,还有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然而麦高登表示,这些人没有像家乡的人那样相互打架,也许有时磕磕碰碰但都不会发展成一个事件。“语言沟通在重庆大厦也不是问题,因为他们通用英语。”
当然不可避免地,大厦里存在着种族成见。比如南亚人认为非洲人“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说南亚人“只会计划和思考怎么做生意”;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人“总是喜欢打架”;东非人则说尼日利亚人不可信:“如果你发现有尼日利亚人住在你隔壁房间,赶快换房。”
但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种族成见”在这里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基本上,重庆大厦里的人之所以有交集,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生意和赚钱对他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麦高登记得一个巴基斯坦人曾当着印度人的面说:“我不喜欢他们(印度人),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在这里为了赚钱,他们也一样,我们可没精力打架。”
在麦高登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香港社会能够如此,就是因为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强调对金钱的追求。

“重庆大厦位于香港,但不属于香港”
两年前,麦高登针对广州的全球化现象做人类学研究,现在正打算将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他表示重庆大厦不同于广州,因为在重庆大厦里卖东西的往往不是中国人,而在广州常常是中国人在卖东西。“但广州依然和重庆大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重庆大厦里的人会出入广州,进行买卖。”
对重庆大厦里的人而言,中国内地就像是聚宝盆一般的廉价商品基地,从内地“进货”可以赚上很大一笔。有意思的是,麦高登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低端全球化”中,中国目前常扮演的角色是以低价出售“中国仿造”、“中国复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对于一些南亚、非洲人而言确是喜讯,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些高档用品。”
在书中,麦高登把“低端全球化”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不同于诸如“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在这种“低端全球化”下,非洲商人会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会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重庆大厦虽然地处香港,却成为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世界的人获得更好生活的平台。
“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在麦高登看来,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或许会因为租金、政策等不确定因素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重庆大厦会“留下来”。未来世界上会有更多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的交点,越来越多发展中世界会出现在发达世界。
“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文化多元化。”他感慨,“在以后,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也会变得越来越文化多元化,这是任何因素都无法避免的。”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香港重庆大厦》(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重庆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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