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崔健：加盟选秀节目不是走下神坛，而是走上地面

崔健参加《中国之星》，和窦唯坐地铁一样，令外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也好理解。

原因一：节目制作方灿星的总裁田明是摇滚老果儿，情怀赚钱两不误，幸福加倍，必须得干！一边佩服他的坚持，一边替他闲操心，台上都是四个二俩王，这牌不好打。

原因二，崔健自己说，摇滚乐也要话语权，要“给你们一点颜色”。他指的你们，是那些原来不了解摇滚乐、在门外徘徊的观众们，你们将在电视里看到，原来老崔和他带来的这些人不光是有A面（理想性），还有B面（现实性）和C面（智慧感），且近些年，他越发感受到三面缺一不可。

原因三，也是最重要的。老崔从来没有嫌弃电视。因为在屡次试水电视节目失败后，他还在等机会。等一个能给他“足够的话语权”，在音乐上也“更重视制作”，无论从灯光、音响各方面都在做一个“全新的尝试”。他挺满意，《中国之星》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

崔健的老歌迷们为这件事儿争得脸红脖子粗。气性大的，说要是这场秀换汤不换药就退出组织；心宽的，说发扬自己门派才是关键，音乐要有传承，不管老崔干啥都挺；还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复杂心情的，说老崔不应该参加娱乐节目，老绷着脸，自己也难受，别人看着也别扭！

回看他在《歌声传奇》里点评弦子翻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摇滚乐在另外一个风格上和你很接近，因为摇滚乐是很性感的，所以，你的舞姿也很性感，在这一点上和摇滚乐很接近……”

还确实让人有点担心。

被叫摇滚教父，“十年前就难受了”

“我（在《中国之星》）第一场录得不太舒服，好像你不说也不合适，人家等着你呢，但我觉得我说出来还是有点假。”崔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略显尴尬地谈到首期录制，但他很认真地讲，“后面我要调整”。

他还很难受主持人介绍他为“摇滚教父”，十年前就难受了，可以叫老崔，哪怕叫崔老师，但最好别“教父”。在记者采访时，还没言及“神坛”，崔健就先表示，自己不是“走下神坛”，而是“走上地面”，准确地说，是从音乐节走向电视台。

“那个神坛是在遥远的山上，我想要的东西不应该在空中，应该就在这儿。对于我来说，摇滚乐是不太在意是否能坚持在神坛上多久的，我们要感受自己的存在，这才是关于摇滚乐的气质。”在杨乐彩排完之后，他看起来神清气爽。

原定下午3点的采访改成5点，5点多了，他还在彩排，记者悄悄走进前台，观众席坐下来。舞台是原样按格莱美舞台打造的，很炫。各种设备乐器扑扑啦啦占据了十分有七，台下老崔戴着标志性的红星鸭舌帽双手抱头，仔细盯着台上的杨乐，杨乐大概忘记了什么，老崔手舞足蹈地提醒。

工作人员跟记者低声耳语：我们都觉得杨乐会是匹黑马。

台上，曾经的七合板成员杨乐，已花白头发，一把吉他，民谣唱得很镇定，嗓音相当迷人。

说到七合板乐队，互动百科是这样写的：七合板乐队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尽管当时他们的音乐很难被称之为摇滚，但乐队中某些人已经成了中国摇滚的代名词。乐队名“七合板”取乐队中七个人都粘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之意。成员有文博、刘元、崔健、杨乐（杨乐强）、安少华、周晓明、李秀利。乐队中的七名成员皆为北京歌舞团演员。仅出过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中国乐队文化的第一张专辑。

虽然一切都还满意，崔健仍有些不安。

一是他的角色定位。“如果节目重点在比赛上，我就好像一个主持人，如果重点在音乐上，我就是推荐人，现在这两个角色有点模糊。”

二是节目看点。电视节目中，竞争和淘汰是最能创造收视率的，但崔健认为这一看点恰恰降低了音乐的重要性，“比赛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怎么通过这个比赛去关注音乐，而不是更多的去关注名次，所以我觉得我更愿意做一个推荐人。”

看惯选秀节目的观众无法客观评判音乐

崔健还笑着吐槽综艺节目的悠久传统项目：先录观众鼓掌。

槽点在：常去音乐节的观众都知道，观众不需要煽动，甚至要保安人员压制，听高兴了可以鼓掌甚至可以站起来呐喊，不喜欢也可以发出嘘声，为什么要提前录鼓掌？

他还看到一个人边鼓掌边打哈欠，“太可笑了，让人会误以为打哈欠是呐喊”。崔健无奈表示，我能够感受到观众是真实的，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互动，否则会削弱艺术家在台上的信息传递，伤害音乐本身，这一点我还会和节目组商量。

那什么样的观众才适合录制《中国之星》？

“要有常去音乐节的观众，让他们开始信任电视，让他们来踊跃报名参加，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应该属于这样的观众，才公平。否则大家（普通观众）看惯了所谓的选秀节目，大家都把自己放在歌迷和配合拍摄的位置上，已经对音乐评选的理性做出了妥协，他们并没有客观评判音乐。不适合在这么高（水平）的音乐竞赛节目。”

从当导演做电影、排舞剧能很清晰的知道，崔健热衷于一切和音乐相关的“制作”。

“我们帮这些歌手、音乐家做一些配器、改编，这个过程我很享受。能够把我在自己的音乐中做不出来的，不能做的一些想象通过别的音乐做出来，非常有意思。”

而在音乐风格上，他认为《中国之星》真的没有必要求大同。“换个角度重新审视熟悉的歌曲”让他感到很新鲜。

当然也可以，换个角度重新审视熟悉的人，比如他推荐的谭维维。

早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崔健就为谭维维助过阵。

《鱼鸟之恋》不算新的了，但崔健和谭维维在《我是歌手》上一唱，让谭维维变成新的了。对于这一点，“忘年交”表示你们不懂！

“她也许在人们心目中，长期活跃在比较温馨时尚的领域，但是只有我，或者他的亲朋好友能发现，她内心有非常非常红的颜色，充满对现实更多期待的一种欲望；谭维维的一面是黄色的，我认为黄色一面代表的是温馨、阳光。但是我通过接触她以后，我发现她内心有一面是红色的，是非常非常摇滚的。同时也有黄色红色之外的另一面。”

不到节目播出，谁也没办法下定论。至少崔老师认为，谭维维这次有点儿冒险。或许展现那一面是大众“最讨厌”的一面，但他俩对此都高度默契统一。

选秀节目故事可以有，但是要真实

歌唱类真人秀一直被诟病“讲故事”，选手讲故事、导师讲故事、幕后还有各种故事，几年下来，把观众教得和鉴定专家似的。这个貌似最敏感的问题，老崔是这样理解的：电视需要故事，需要啦啦队，因为是放到一个小的画面，通过这样一个小喇叭放出来。（电视观众）热炕头上抽着烟、喝着茶抱着心爱的人，不需要大老远跑过去买票进场。故事可以有，但是要按真实的故事。“我们本来就有真实的故事，故事不是导演编造的，而是由导演捕捉到的。我们团队里三个人的故事如果能抓的到都是很好的故事，他们写的歌举世无双，他们的故事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对于曾经最让导师们头疼的“大众评审”，对崔健来说是个“鞭策”和“动力”，“只要公平，就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我有个疑问，很多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态度的人已经放弃电视，不看电视，甚至家里没有电视，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记者问。

崔健愣了下，想了几秒说，“所以我们是三面派，我不知道我们第一场录制你去了没有，我当时在台上也说了，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但是我们经常被传统指责，你只能挡一面，所以我们就会放弃另外一面，我们团队叫‘给你一点颜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哪怕我们特别现实，特别诡辩，那也是我们。”

电视应该为摇滚乐敞开大门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腾空而出”的那一代，是能让张培仁抱着柱子痛哭的一代，现在经常被“致敬”的，但走过了风吹日晒，自然生长、硕果仅存的不多。对于行业现状，崔健显得十分理性。

“大量的摇滚歌手可能写了二三十首歌，却依然没能获得关注。好多一直坚持做摇滚乐的人，他们真的比我苦，我是踩着‘狗屎运’了，《一无所有》一首，就火了，但大量的摇滚歌手还是得努力，还在磕。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当时突然开放，政策带动文化开放，但是内心里并没有做好文化开放的准备，包括到现在。不是常有那句话‘戏子无情、婊子无义’，有时候他们觉得艺术家是非理性的。”

“有很多人也在批评我，我很多时候都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他们也觉得我不够坚持，觉得我是妥协的。但这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理想是什么，是让我们的生活一天天美好起来？还是我们真的想看到这个世界一夜之间改变？或者我们先毁灭后改变？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发现自己和社会完全不是同向时，他们就希望先毁灭再建立，这就不代表我的观点，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合作的机会。”

大众一谈到摇滚乐，那些和性、暴力、反政治有关的敏感词就会浮现眼前，崔健却把音乐当成“神”。他走到吧台往杯子里倒了杯酒，用孩子般的语气兴奋地说，“像我们没上过学，真正学的东西都是从音乐里学到的，音乐给予我们的东西难以想象。甚至我觉得音乐是有神的，就像丘比特，你会发现音乐爱你的身体，它教你如何去做，当你喜欢这个音乐的时候，你是不在乎它是谁的，哪怕是你最讨厌的一个国家里产生的音乐，但你发现它就是好东西；做音乐的人其实没有暴力倾向，他会把暴力倾向都放在音乐里，真正爱音乐的人都会友好地对待别人。”

不过老崔不批判感觉始终少了些什么，对于电视和摇滚乐的关系，他是这样表述的：“电视不应该不为摇滚乐敞开大门，换句话说，（不应该）不为真实的音乐敞开大门，我不希望电视如此堕落，希望通过我们的到来，和他们的努力能把电视音乐节目做得高质量真实一些。杨乐并不是做摇滚乐的，他对电视的抵触比我们还有过之。不是摇滚乐对电视不信任，所有对虚假、炒作和包装不屑的音乐人都在认为电视没希望了，我不希望如此，我希望大家重新去换个脑子，打开电视。在某种程度上，观众对一个虚假的才华的反应，上纲上线地说它有点新闻欺诈，和那些唱片公司花钱买歌迷去机场夹道欢迎某个歌星的到来是一样的，它会给年轻人造成虚假的偶像存在，他们能够把假的做成真的，他们同样也能够把真的做成假的。”

“会有一种假象，真的才华就是过时了，很多人会认为有才华的音乐人岁数大了，甚至近期没有作品，他们甚至不关注他们近期的作品，这些人就会认为他们过时了，这种时尚也是假的。”

在前几年来上海开演唱会时，崔健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市场完全放开，摇滚乐三年就能成为主流。”那他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没有预测权威性，我也不在乎这个权威性，大家会认为在电视里演出，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不敢说，真正能让摇滚乐得到市场的支持。”

他喝了口酒，说，“你只能给我这个机会，咱们试试，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