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下的水彩画

Sandrine

乔治·巴特勒（George Butler），英国画家，称自己为“插画记者”。多年以来，他一直前往阿富汗、叙利亚、马里等地以绘画的形式记录当地寻常百姓的生活。他最近又重返土耳其难民营，用画笔记录了当地妇女和儿童的故事。用他的话来说，“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有勇气的人了。”

你是如何开始自己的插画之旅的呢？你总是前往这个世界上最动乱的地方，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插画记者”。

我第一次前往阿富汗，是以英军客人的身份，我在那儿画了许多英军的生活，他们的军营、整顿枪支的士兵。我呆在那儿，是个局外人又是一个局内人。亲眼看到这一切时，“生命的意义”就不再只是一个庞大的哲学命题，它具有一种切肤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再前往那些危险地带，一再接近那些人，一再反思 “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阿富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会回去那里，画下阿富汗人的生活。这些平常人那么友善、那么坚韧，他们总是懂得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也有对未来的某种希望。

2014年10月，英美正式从阿富汗撤军。几周后，我就再次前往阿富汗，打算用画笔记录下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我在阿富汗呆了3周时间。

危险吗？

当然。那时英美都在离开阿富汗，他们已经无法保证你在那儿的安全了。几乎是每一天，那里都会有爆炸发生。

但在你的阿富汗系列插画里，几乎看不出来啊。

是啊，比如我在阿富汗北部与伊朗交界处画下他们的集市。我看着那些阿富汗百姓来来往往，打开店铺，日子普普通通，根本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我想要记录的正是这样的画面，在动乱地区的平静场景。这些都是被新闻记者所遗漏的。没错，它们根本就称不上是新闻，但这些寻常日子才是最真实的，才是具有人性温度的。

所以，当你称自己为“插画记者”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摄影记者相比，你想要做的其实是另一种猎奇。

对，电视新闻里，媒体报道里，几乎都在说同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世界有多么危险，或者说那些特定的地方多么危险。他们总是在诉说苦难、灾祸、可能的苦难以及可能的灾祸。没错，这些瞬间都不是画画可以记录下来的，不得不由数码相机、电脑来捕捉。但是，画画却能捕捉到这些祸难背后的另一面。当你在战区坐下来，把你眼前的场景画下来，你就必须亲身去感受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进入叙利亚时所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废墟，以及废墟前的一辆旧坦克。再往里走走，就是一个被炸毁的加油站。那里到处到是残瓦、弹壳和被弃置的坦克。当地孩子们就在废墟上玩耍，我坐在那儿把这幅图景画下来。抬头和落笔之间会有一个独特的落差，比如落笔时就会更在意孩子的渺小和坦克的庞大。这个对比给了我强烈的心理冲击，随后，你也会看到孩子们的生命力以及旧坦克那死气沉沉的样子。你会想到在不久前，这个大家伙摧毁了许多东西，也夺走了许多生命。你也会想，生活依然在继续，依然有生命活跃其上。

在那些动乱之地，很多时候你就是在街头画画，这样很容易引起注意吧，没有人上前阻止你，或是给你捣乱吗？

也不是没有吧，但美好的经历总是胜于困难。还是在阿富汗街头，我站在那儿打开画板，不一会儿，就有许多孩子们上来围观，他们的好奇心如此具有感染力。不出意外，警察很快就被吸引来了。但他并没有阻止我，而是拿着AK47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希望我把他画下来。我这么做了，他的神情即骄傲又有尊严。

画画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对象完全能看到你在做什么，他们可以看到你的每一笔。

我想当你开始画画的时候，你的情感投入会更多。你确凿地知道，有人在你面前，那是你的亲眼所见。而你是要用画画的形式，去讲述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想法。这样一来，画画就不仅仅只是记录一个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人物了。

你害怕吗？当你在每天都有爆炸发生的阿富汗，或是任何一个动乱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都不怕。这并不是因为我胆子有多大，或是多么不怕死，而是周围的人都对你很友好。他们知道你在画画，而他们不构成威胁，所以他们也就照旧过他们的日子，这样以来，你也就不会失去安全感。当然也有过一些危险时刻，甚至差点被绑架，但我真是不想谈论这些。首先，我总是尽量不让这些偶然事件来破坏许多其他不错的经历，再者，如果总是想着这些，也就无法前行了。

我想你并不会愿意与我们分享你所经历过的最紧张的时刻了。

在这一点上可以这么说吧，真正危险的时刻很少很少，我也尽量将这些事抛诸脑后，而且有些紧张还是我自己造成的，与那些地区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些战乱地绝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90%以上的情况下，那里安全得很，另外10%才是新闻里所报道的。人们也就总以为这个10%就是100%了。

那么你印象最深的经历是什么呢？

我觉得正是当地人的友善，每一次，我都被这些人的友善打动。因为你总会猜想，在这样的地方，人们一定会彼此设防，彼此冷漠。但事实绝非如此，他们如此友好，甚至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敞开怀抱。

你最近又画了一套叙利亚难民营的插画，这也不是你第一次画叙利亚了。

2012年8月，我买了一张飞往土耳其的机票和一张从那儿去叙利亚的车票。我在行前想象了许多次在边境可能发生的对话。但事实上，我把一切都想错了。我向边境官递去护照，然后，他就直接放行了。我穿过走道，在右手边就是挤得满满当当的难民营，而左手边，则是灯火明亮的免税店。然后，我见到了我的翻译。我用缓慢的英语向他解释自己的来意：想要去一个附近城镇画一些当地平民的生活。我的翻译则用比我还流利的英语回应：当然，除此以外，你还想要去哪些地方，做些什么，是否需要一辆车等。

这一次，我再次落笔叙利亚，主要是想讲述那里妇女和儿童的故事。他们令人敬佩。我曾画过一个地理老师的画像，她因拒绝加入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而饱受折磨。她有3个儿子，都与反对派斗争。大儿子被杀害了，二儿子在发射导弹时牺牲，小儿子则在试图救他哥哥时也随之而去。整整15分钟，她坐在我面前，描述一个属于她的叙利亚，她的人生，她对下一代叙利亚孩子的怜悯。她始终直视着我，双眼含泪。那时，我觉得画画所需的时间正是了解个人故事的好时机。最后，她告诉我，你可以说我的花园里有3朵花，一朵被野兽吃了，另外两朵则是被野兽的脚践踏了。而这个地理老师的伟大之处、人性之处更在于，她在难民营里收养了一个孤儿。这个11岁的男孩父亲在家中被杀，母亲带着她逃亡土耳其难民营。他们成功跨过边境，但还是被叛军发现。母亲意识到情况不妙，就将男孩放下车，告诉他快跑。他这么做了，但就像所有的孩子会做的一样，跑了一段之后，他停了下来，转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目睹了自己母亲惨死。这个11岁男孩依然拥有勇气，在埋葬了自己的母亲之后逃到难民营，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也告诉我，长大以后，他想要成为一名医生，救助所有那些在战争中负伤的人们。

我听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正是这些人的勇气、人性始终打动着我，感染着我，让我能够坚持相信，不论发生什么，生活都能继续下去。这也就是人生、也就是“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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