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士绅为何敢上奏弹劾李莲英

赵思渊

2015-11-22 16: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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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玮日记》前年终于点校出版,此文献由“清史工程”资助,整理有年。《日记》所记自1894至1940年,时间连续,又与近代政事、江南社会关涉甚多,已受到史学界不少关注。《徐兆玮日记》中关于戊戌政变后江南地方的记载,刚毅南巡一事颇值得注意。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七月间刚毅南巡江南,当时对外宣称的目的是清理田赋与检查保甲,其实是为了设法增加财源,以应付甲午战败后越来越艰难的中央财政。所以刚毅甫到江南,便与刘坤一、盛宣怀等谈话,希望轮船局、招商局能够增加对朝廷的报效,此事王尔敏、何汉威等先生有专门论述,不再赘笔。
当时翁同龢尚幽禁在常熟,所以刚毅来江南,常熟地方士绅尤其紧张。这样的气氛中,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五《徐兆玮日记》中提到:
沈北山上疏攻荣禄、刚毅、李莲英,称为三凶,辞甚切直。徐荫轩掌院事格不为上。翁弢夫闻之,恐其波及常熟相国,电致又申,嘱叶茂如强挟之归,闻已旋里矣。
胆敢上奏弹劾荣禄、刚毅、李莲英,即令不考虑戊戌政变这一层,这在清末也绝对是骇人听闻的言论,沈北山(鹏)何许人也?
上奏弹劾荣禄、李莲英,沈鹏是谁?
民国时期编纂的《重修常昭合志》中,沈鹏有一小传。其中也谈及他“劾三凶”因而被斥革在本乡看管,其后疯癫郁郁而终。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先后由丁祖荫、徐兆玮担任主纂,他们与沈鹏都颇有渊源。徐兆玮与沈鹏年齿相当,中科举时间也相差不多,属同一代人。这一代常熟士人中,还有两位留名文学史的,一个是曾朴,一个是张鸿。前者写《孽海花》,成为清末社会小说的代表作;后者则以诗词著称,颇为钱仲联、祁龙威等文学史家推崇,且在1930年代还曾写《续孽海花》,又可见两人关系莫逆。
曾朴也是沈鹏的至交好友。沈鹏幼年家境贫寒,曾经寄住于曾朴家中,他们又一同受学于常熟著名学者潘欲仁。这位潘欲仁,不仅教过曾朴、沈鹏,也是张鸿、徐兆玮等人的老师,差不多都在1880年代科举成功的这一批常熟士人,在少年时已经形成一个朋友圈子了。
曾朴
这个朋友圈子进一步凝聚,与中西学社事件关系密切。光绪二十三年(1897)常熟的年轻士人潘任、徐念慈等在常熟兴办“中西学社”,参与其中的还有丁祖荫、季亮时、曾朴、张鸿、徐兆玮、徐念慈、殷崇亮等人。
清末兴办西学的浪潮中,这一学社是较早成立的。但此事遭到常熟大族的阻碍,主要的冲突是,县中各项公共事务原本均各有固定捐助经费,成立一新学社,则要重新分配地方经费,这是“邑中大族”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县中本来的书院爱庐精舍由庞氏资助,不论就书院的影响力或经费重组两方面考虑,当地大族都难以让步。经过曾朴、张鸿等人力争,县中将本来资助编纂方志与维护佛塔的米捐转用资助中西学社。这一过程中,以上诸人互联声气,凝聚为关系更紧密、观念也相近的交往网络。
沈鹏在这个朋友圈子中,并不突出。他给朋友留下的一般印象,是木讷且有些天真。之所以这样说,容后详细道来。先来看这个朋友圈子的核心人物,就当时人的议论来看,最受瞩目的是张鸿。他是光绪十五年举人,中举人后,为了备考,跑到京城长住,中进士后又任户部主事。
沈鹏身处的常熟士人圈
在京期间,张鸿是常熟乃至苏州同乡中的活跃人物,他当时住在西砖胡同,毗邻法源寺,与曹君直、徐少逵等人诗歌酬唱,同乡朋友戏谑称为“西砖体”。张鸿的诗词似乎的确是不错的,以至旧居京城的常熟前辈翁同龢、庞鸿文等人也注意到他。张鸿留下的《蛮巢诗词稿》中,有他送给翁同龢、庞鸿文的酬唱诗:
送翁叔平相国
西京父子相,东海帝王师,刚节显恭忌,高门平韦推,凤雏称绮岁,豹采郁奇姿,骥足黄金阙,龙头白玉墀,风标秋岳峻,文藻彩霞披,诚谨修臣范,端严结主知,张皇濂洛绪,辅导舜尧资,圣学求黄发,中兴定赤眉,同光神武远,启沃大功垂,慎密司枢务,精详判度支,两朝崇柱石,一德镂盘彝,巨鳄东溟起,贪狼北地窥,老谋忘曲突,急劫值残棋,忍谤忧疑日,沈机险厄时,孤忠天可鉴,劳绩后方思,独立温公惧,群谗伯纪危,优崇汉几杖,闲退宋宫祠,萧洒归田赋,高寒水调词,长安云眷眷,故国月迟迟,此去江南晚,荷香献寿巵。
送庞綗堂银台
高卧西湖湖水滨,逍遥山泽作闲人。试看蜡屐聊成癖,无复缁衣欲化尘。百果桑麻尽地力,一编文献述先民(垦荒修志,公之素志也)。大臣自有居乡度,报国无分出处身。

功力如何,笔者无能判断,只是看得出张鸿对常熟两位前辈颇为尊重,且这种尊重不全是源于对方的权势地位。据说翁同龢得到张鸿之诗后,颇为赞赏,且为其改韵。张鸿送别翁同龢,当是翁同龢被发还家乡幽禁之时;送别庞鸿文,则是戊戌政变之际后者避时事回乡时。这都不是两人权势鼎盛之际,所以说张鸿的酬唱送别,多少是有道义的成分在。
《徐兆玮日记》
戊戌政变后,张鸿仍然留居京城,此时他获知家乡新闻的渠道,主要是好友徐兆玮,相应地,他也将其京中见闻源源不断向徐兆玮汇报。徐兆玮是张鸿的妻弟,又性情相投,关系一直密切。
刚毅此行,以扩大财源为首要目的,清理田赋是办法之一。所谓清理,自然只能增加,绝不会减少。所以刚毅清赋的结果,是增收江南田赋二十余万两,当地士绅一片怨声载道。徐兆玮与张鸿的通信中,也可见到不少对清赋的议论,徐兆玮认为当年六月“催科之严厉,求之史册亦不多得”。这虽然是夸张之语,但此次清赋给江南士绅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回到我们的主角沈鹏。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沈鹏写奏折要弹劾“三凶”。此时沈鹏只是一个翰林,当然没有直接上奏的权力,要请翰林院掌院徐桐代奏。看到折子的内容,徐桐已经要昏厥过去,哪里敢代奏。然而彼时的媒体已经无孔不入,遇到这样的话题新闻,必欲曝之天下,可是这样做给当事人造成什么后果,就无人去管了。
彼时《国闻报》知道沈鹏此文后,即邀去发表,即《编修沈鹏应诏直言折》,一时京城舆论大哗。不论看客诸公私底下怎样议论,场面上总要说此事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一定要惩处沈鹏,但似乎也不愿深究,只是将他发回原籍看管了事。倒是已经幽禁在家的翁同龢生怕此事牵涉自己,天天在家紧张得不得了。翁家三代谨小慎微,遇到这样的事真是躺枪了。
《轰天雷》《续孽海花》:小说里的常熟“故事”
沈鹏一案,随着他被遣回常熟看管,尘埃落定。但此事在常熟文人圈中却继续发酵,促成两部小说的创作,一是《轰天雷》,一是《续孽海花》。
《轰天雷》的作者署名藤谷谷香,于1903年出版,又于1904年再版,可见当时颇为流行。文学史家中,阿英最早注意到这一小说,将其收入自己所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中。不过,阿英并不知道此书作者是谁,对小说影射之人、事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推测应当来自常熟,熟悉当地的人情掌故。至1986年沈缙提出《轰天雷》作者为常熟人孙景贤,小说主人公“荀北山”即沈鹏。沈缙为沈鹏后人,他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
到1997年董文成、王明琦点校《轰天雷》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对孙景贤的身世已有详细交代。此公字龙尾、号希孟,曾留学日本,写《轰天雷》时仅二十二岁。他伪托一个日本名字发表小说,避世人的耳目。
小说开篇说常熟晚近出了三个大人物,“一个是位极人臣,尊为师傅的老中堂;一个是倾国倾城,第一无双的都老爷;一个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太史公。这三个人都与觉罗朝很有关系的,一个立朝无疵,是个纯臣;一个扭转乾坤,是个能臣;一个披肝沥血,是个忠臣”。
“老中堂”自然是翁同龢,他在清末常熟士人中,声望无二,孙景贤在后文中,还说要以翁为中心创作小说,题作《缙绅领袖记》,也可见其人望。“都老爷”是都御史杨崇伊,他是戊戌政变中的关键人物。戊戌政变前,慈禧太后本在颐和园,于八月三日下午接到杨崇伊奏折,奏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八月四日慈禧太后即回到宫内,于八月六日训政。所以杨崇伊的奏折可视作戊戌政变的导火索,他的关键作用,历史学界中1990年代以后才由孔祥吉、茅海建等揭出。但由孙景贤描述可见,此事当时在常熟士人中尽皆知晓。小说中的“荀北山”更说道:“常熟既出了一个巨奸大猾,罪魁祸首,必须再出一个为国忘身的大忠臣,方给吾常熟人争争气!不然,吾们的脸子都辱没尽了。”孙景贤且交代要以杨为中心创作的小说将题为《魑魅魍魉》,可见当时常熟一般年轻士人对杨的态度。
最后一位“太史公”便是沈鹏,小说中他是个书呆子样而又以惊天动地为追求的人。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沈鹏中进士前后的故事,极能体现其刚正又迂讷:
谭老爷回去,唤厨房备了几样菜。北山来了,二人对酌。谭老爷喝了一回酒,捋了两捋胡须,对北山微笑道:“北山兄,我与你一个人似的,说话不怕你怪。我听见城里几位老先生说,当翰林衙门,须要考了差,或者开了坊,才可以得志,不然就是一个苦京官罢了。那十余年在京的费用,倒不省呢!你要想想法儿才好。”北山答应不出来。谭老爷道:“我教了你一个法儿。在本乡包仓米,管闲事,可以弄钱的,你如肯出面,我与你牵线。”北山听不明白,道:“什么叫做包仓米,管闲事?”谭老爷道:“你小时候就进京,怪不得你故乡的时事一样不懂。我告诉你罢,中了举人,自己的钱粮可以不完,自己如没有田产,亲友们及一切不干涉的人,只要将田过了你的户,你在衙门里招呼一声,也只要完二三成好了。只要户头多,一千、八百块算不得什么,这不是白用他的么?这就叫包仓米。譬如人家有词讼,请你到衙门里去说情,你只要看哪一边送的礼物多,就帮哪一边。那县官见翰林先生说的话,比爷娘还灵,没有不依的。你不看城中几个绅士么,都是靠这两样金饭碗的。这是官面的弄钱,还有那不官面的。”北山问道:“不官面的是什么?”谭老爷道:“就是聚赌抽头。”北山又问,谭老爷道:“譬如你做了东家,约了许多赌鬼,或摇宝,或牌九,看押主的多少,每挡抽几块钱,这是下等弄钱法儿。寻常人做了,衙门里要访拿的,有些功名,就不敢捉了。你看徐市苏家尖,不是常有几个绅士在那里聚赌么?”北山方晓得天下还有这些事情,心中决断不来,嘴里不做声。
孙景贤创作《轰天雷》,以本乡人写本乡事,同乡士绅都是知道的。《徐兆玮日记》中就提及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孙景贤将《轰天雷》带给徐阅览。而沈鹏的挚友张鸿写《续孽海花》,第五十五、五十六回专写沈鹏,开篇就说明沈鹏与自己总角之交,所以要专写一回驳正《轰天雷》中描写过甚的地方。无独有偶,张鸿的笔下也专有一段写沈鹏中进士后的世情:
《续孽海花》
北山次日动身到了天津,搭乘海轮直达上海,然后又坐小火轮一径回到家中。见了兄嫂等自然悲喜交集。接着开贺祭祖,家乡人见了这个少年太史公,自然钦慕的不在少数。北山不免出来酬应,从前听见北山来了,躲避着不见的人,都来欢迎北山,唯恐请不到他。北山回想三四年前一肩行李,匆匆北上的时候,哪有一个人送他。当时有些亲族背后说道:“他冒险北上,将来要由北京同乡打发回来,一切盘缠恐怕仍要我们拼凑出去。他此次的盘费不晓得从那里来的?其实他安分守己,处一个馆,能够中了举人,替我们完的钱粮帮帮忙,那时我们再帮帮他到北京去不好么?”后来北山中了北闱的举人,他们已经变了论调,说道:“他从小是很聪明的,所以年纪很轻就中了。此次何妨回来开开贺,两漕上自然应当送一份礼,我们合族的钱粮,他只要说句话,一定可以卖帐的。我们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得些实惠。他不回来,可见他还有些书呆子的气息哩。”不料第二年又连捷了,点了庶常,他们就天天望他回来,从前恐怕拼凑盘缠的思想是一概消灭了。所以北山回来,他们就排日备着筵席,请他赏光。北山的性质本来是忠厚的,也不去计较从前的形状。
两部小说都谈到当时常熟的“故事”,即士绅包仓米。本来清代江南士绅包揽赋税,并不是新鲜事,乾隆之后的记载不绝如缕,事态到太平天国战前最为严重,因为包揽造成纳税户的负担极为不均。太平天国战后,经过冯桂芬的推动,江南的赋税征收不公有所减缓。而到光绪中后期,则如小说所述,颇有一些高层士绅包揽赋税,甚至开设赌局,虽则获得实利,但人望坠落,也是可以想见的。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刚毅就被委派南巡,虽然清理田赋并非“工作重心”,但以此为契机,刚毅将矛头指向江南士绅。刚毅列出影响田赋征收的三方面因素,官员、胥吏、士绅。但最后着重说,官员与胥吏的问题,都可以有办法惩戒,只有士绅的包揽,地方官是拿他们没办法的,所以要重点处理。刚毅在奏折中说:
三弊相因,举国家每岁应征熟田钱粮,合计不下数十万两,暗蚀于无形。顾弊在官可撤可参,弊在书差可斥革惩办,独弊在绅户,大半缙绅望族,其中洁清自好,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倚此为生,声气广通,奥援遍树,欲图整顿,倾陷随之,官斯土者遂不敢议及清赋。
刚毅上奏是在七月一日,而在当年下半年及第二年初,仅在常熟就有三个举人因抗粮被斥革,还有若干士绅被调查。曾朴甚且为躲避追查而出逃。刚毅的这一套办法,江南士林很不满,所以后来曾朴创作《孽海花》,专门有一段嘲讽刚毅南巡。但当时的常熟士林,则气氛肃杀,或明哲保身,或声望不足,无人敢与地方官有所拮抗。
常熟年轻一辈的士人,对这种情形是不满的,但他们当时多数不过三十上下,资历、人望不够,只能腹诽。七月间徐兆玮就在日记中专门写了一组《清赋末议》,并给张鸿写信说:“近日拟为《清赋末议》一篇,专就二邑立论,以冀廓清弊窦,成后当寄俟鉴定也。”
《清赋末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徐兆玮对“士气”的重视,他认为士绅在赋税问题上作弊,遭到官府的打压,又受到地方社会的轻视,由此丧失与官府对等议事的尊严,影响是很深远的:
凡在缙绅各宜争先输纳,为民户倡,州县不得以声色相加遗,总书不敢以尔汝相轻侮,庶几为吴中延一线之士气,而不至荡焉澌灭也。
吾邑士气斫丧已极,其实如包揽词讼,开场聚赌,授人以口实者屈指可数,徒以拖欠额外钱粮以杜塞其口,遇有一二公事辄噤若寒蝉,喑若仗马,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则我之额外钱粮将因此发动也。
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刚毅清赋而讲的,虽然是谈赋税问题,重心却在维护“士气”。所谓“士气”,包含了几层不同的含义:士绅对地方社会的责任、士绅的自我认知、士绅对地方官对等议事的权利。由此可见,刚毅清赋对士绅心理的冲击,甚至要超过赋税方面切身利益的损害。
沈鹏何以敢上奏?
这些议论,对“荀北山”有相当的刺激,这体现在“劾三凶”时,他特别指摘刚毅清赋一事。此外,沈鹏当时娶常熟世宦之家费念慈之女,但新婚后不论妻子还是外家,都对其非常冷漠。沈鹏也不解风情,因此愈发郁结,新婚不久即负气回京。各种精神刺激下,想要以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做一了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幕,沈鹏写下洋洋洒洒的《应诏直言呈请代奏折》,其中说道:
若今三凶在朝,凭权藉势,上托升慈之倚畀,隐与君上为仇雠。而其余之以世仆而怏怏于少主,以党阉而窃窃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贵之计。核其情状,往往而然,而三凶又为之魁。三凶者何?大学士荣禄、大学士刚毅、太监李莲英是也。
奏折中罗列荣禄等三人罪状很多,其中对于刚毅,特别提出他在江南清赋,荼毒士绅:
迨皇太后训政之初,刚毅首以杀戮士人,钩稽党籍为务。幸而皇太后聪明仁恕,只戮数人,不事株连;若允刚毅之居心,不至尽杀士类不止。夫士与民,国家之赤子,圣主所爱惜者也。乃刚毅之筹饷江南也,则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闾阎惊扰,而又裁撤学堂,摧伤士气,省数万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纪诵圣德,一闻中外之讹言,辄用怵惕而忧疑,其用情虽愚,其爱君则挚;刚毅必指为汉奸,摧彝挫辱。夫人一念爱君,即为汉奸,则必仇视皇上,腹诽圣德,而后为大清之良民、中国之良士。是则率国人而叛皇上者,刚毅也。
这一论调,显然与徐兆玮、张鸿等人是相同的。“劾三凶”虽然激烈极端,但其中的一些话,未始不是当时不少江南士绅想说的。所以《轰天雷》中安排了一段议论:
幼标道:“此段说刚毅,却也痛快。我们正是被他清赋,弄得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论起罪来,刚毅是首,彦秀是从。只是北山参刚毅,不及彦秀,也算是遗漏了。”鹣斋(黄谦斋)笑道:“他这个折子,倒不为清赋起见;若为清赋起见,自然要参及彦秀了。”琼秋道:“据我看来,食毛践土,包仓米究竟不是正道。”幼标道:“这是腐儒的说话,你怎么也讲起来?”琼秋道:“宁为腐儒,勿为文士。腐儒还有些骨气,文人无行不成了轻薄子弟么?”幼标不服,二人争论起来
《轰天雷》是小说题材,孙景贤在其中也做了不少虚虚实实的处理,不过,就表现当时常熟士人圈的世情、掌故来说,甚且要比一般史料所见来得更真切。这个士人圈,有自己一套烂熟的行事规则、利益关系,甚至可称之为一种“文化”。性格刚直木讷的沈鹏,与这套“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苦闷而求解脱,但解脱之道,却是极端惨烈的。另一面,当刚毅所代表的那种权威压向这个士人圈的“文化”时,他们也无力反抗,张鸿、徐兆玮等人,也感受到了这种无力,他们所寻求的解脱之路,则走向了与沈鹏不同的方向。
张鸿在写给徐兆玮的信中说:
弟意中国必君民共主,方可富强,能借此会以为倡导民权之用,尤善。自由独立,世上公理,此弟之微志所在,然此时尚愿秘之,恐闻者骇异也。
这条路,已经将历史引向不同的逻辑了。
(本文原载《上海书评》11月22日,原题《赵思渊:清末常熟的士林生态》,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士绅,李莲英,翁同龢,曾朴,沈鹏,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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