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诺夫，不仅仅是中国观众的一段苏联往事

2015年11月29日，刚满88岁不久的俄罗斯电影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因急性心脏衰竭在莫斯科第一医院去世。对于经常关注俄罗斯文化界动态的读者来说，这一消息来的并不十分意外，因为近两年来，有关他住院、病危、好转、出院的消息不断占据新闻头条，只不过这一回，医生终于没能再从死神手里夺回大导演的生命。

国宝级导演逝世的消息传出后，独联体各国政要都表示悼念，当然大家各有各的侧重点，比如阿塞拜疆媒体强调“埃利达尔”是一个阿塞拜疆名字。文化界，尤其电影界的唁电纷至沓来，值得注意的是，大诗人叶夫图申科甚至当即为导演写下一首悼亡诗。各地官员承诺将为梁赞诺夫修建雕像，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甚至数年来争论不休的莫斯科地铁沃伊科夫站改名问题也有尘埃落定的迹象——该站可能将被改名为梁赞诺夫站。

当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不安分的反对派作家爱德华·利蒙诺夫认为梁赞诺夫的电影将关注焦点从英雄转向小人物，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电影里那些醉酒主人公，“三十年后才会出现醉鬼叶利钦”。也有评论家出于同样的理由，将梁赞诺夫称作“苏联人民反苏家”，而支持导演的评论家则因此将梁赞诺夫称为“苏维埃欧洲人的塑造者”。当然，这些意见相左的评论所言说的其实是硬币的两面，而这枚硬币本身便是梁赞诺夫的创作所具有的非凡意义。

埃利达尔·梁赞诺夫1927年生于萨马拉一个俄罗斯—犹太家庭，他的父母是苏联驻波斯的商务官员。30年代初，埃利达尔的父母离异，小埃利达尔是母亲和继父带大的。但这对他来说很有可能是因祸得福，因为1938年他的生父在大清洗中被捕，坐了17年冤狱，如若当初的家庭维持下去，那么家人多少都会受到牵连。因为德国入侵的关系，原本想成为海员的埃利达尔阴差阳错考入电影学院，而且幸运地进了大导演科津采夫的班级。

这种幸运几乎伴随了梁赞诺夫的整个导演生涯。他第一部独自指导的电影《狂欢节之夜》（1956）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苏联票房：4900万人次）。60年后的外国观众在看这部电影时，可能会非常诧异它为何如此受欢迎，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部蹦蹦跳跳的歌舞片，而如果对苏联电影史有所了解的话，观众还会发现它在风格上完全沿袭了斯大林时代那些欢快的歌舞喜剧。唯一的差异，但也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电影对人物的表现上，当时走进电影院的苏联观众一定会感到震惊：在过去电影中用千篇一律的伟光正形象表现的领导，在这位导演的处女作中，竟然成为了一群年轻人嘲笑、戏弄的对象。可以说，《狂欢节之夜》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电影界打响的第一炮。

梁赞诺夫之后的几部电影保持了类似的体裁，也取得不俗的成绩，比如1962年的《骠骑兵之歌》取得了4860万人次观影的票房成绩。这时的梁赞诺夫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喜剧导演，但远远还谈不上“伟大”。又是命运的垂青让他得以跻身不朽者的万神殿，这一次上天赐给他一位天才搭档——编剧埃米尔·布拉金斯基。梁赞诺夫最优秀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与布拉金斯基合作的产物（唯一的例外或许是1984年的《残酷的罗曼史》）。

有了布拉金斯基极富文学性的剧本，导演也能在手法上突破过去单一的歌舞片模式，其成熟期作品无论在风格还是取材上都远比早期作品来的严肃、深刻，即使电影中出现歌曲，也往往是由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叶夫图申科、彭斯等大诗人作品改编的抒情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在当时仍处于危险的灰色地带，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些名字是需要不少勇气的）。

对于每一名中国观众都耳熟能详的“3+1”——《命运的捉弄》（1975，电视放映，最初3年预计有2亿5000万人次观看）、《办公室的故事》（1977，5800万人次）、《两个人的车站》（1982，3580万人次）三部曲，以及《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1973，4900万人次）——我们似乎不必多谈，因为何必向读者复述他们已经感受过的东西呢，更何况其他评论家们已经抢先于我们复述过了。而且作为在网络时代观影的后辈，我们在看这些电影时获得的印象，与上一代人在80年代通过译制片看到这些电影时内心的震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不如谈谈在中国较少为人所知的两部同一时期杰作。

1966年的《看好你的车》（2900万人次）是梁赞诺夫与布拉金斯基的初次合作，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位模范保险推销员，可是每到夜晚，他就变身侠盗罗宾汉，专门偷窃贪官污吏的汽车，将车变卖后，把钱款捐给孤儿院。梁赞诺夫在这部离经叛道（在苏维埃国家竟然存在贪官污吏！）的电影中，挖掘出了因诺肯季·斯莫克图诺夫斯基身上的喜剧天分（在此之前，这位“苏联演员之王”在苏联观众的心目中能且只能是梅诗金公爵和哈姆雷特王子）。

而1979年的《车库》（2850万人次）是导演进行的一次大胆实验，电影在形式上几近于话剧，全片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场景中，剧情完全靠演员的台词和动作来推动：一个学术团体集资为自己的成员们建了一个车库，却因为外部原因不得不削减四个车位，因此需要集体讨论剥夺哪四个人的资格，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互相攻讦批判、检举揭发，闹到最后才知道，这些平时高风亮节的文化人其实和凡人一样，不仅可以为五斗米折腰，还可以干出更为人不齿的事情。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梁赞诺夫给十九世纪以来以道德权威自居的俄国知识阶层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后，随着电影审查的逐渐放开，梁赞诺夫的创作变得愈发尖锐。《被遗忘的长笛曲》（1987）触及了许多之前的电影无法触及的敏感话题，而《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青春禁忌游戏》）（1988）和《应许的天堂》（1991）则揭示了改革给人的道德和物质生活带来的灾难。

苏联解体后，梁赞诺夫依然算是个幸运儿，在90年代经济崩溃、其他导演都无片可拍的时候，身为国宝的他依然能保持相当高的产出率。尽管如此，梁赞诺夫在苏联解体后拍摄的作品无论口碑还是票房都让人非常失望，直到2009年那部毁灭性的《狂欢节之夜2》为他的导演生涯画上一个难堪的句号。

俄罗斯电影网站Kinopoisk上对梁赞诺夫历年作品的评分。

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来解释梁赞诺夫后期作品的滑坡。最直观的原因是其御用班子的老龄化，与此同时新人在艺术水准上完全无法达到老一辈的层次。编剧布拉金斯基最后一次和梁赞诺夫合作是1987年的《被遗忘的长笛曲》，他本人也于1998年去世。

而在梁赞诺夫的御用演员中，柳德米拉·古尔琴科和尤里·雅科夫列夫近年相继去世，奥列格·巴希拉什维利和阿丽萨·弗雷因德利赫垂垂老矣，已经无法在电影中扮演大型角色（不过两人至今仍在圣彼得堡的话剧大剧院不断演出，笔者有幸观摩过二老主演的《舅舅的梦》，体验可谓终身难忘），安德烈·米亚科夫由于对俄罗斯电影的好莱坞化极其不满，近年来基本拒绝出演电影，还有莉亚·阿赫扎科娃似乎把自己大多数心思都扑在了政治上。

安德烈·米亚科夫（1938—），尤里·雅科夫列夫（1928—2013）（《命运的捉弄》）

然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作为一名苏联导演，无论他对苏联体制抱持何种立场，他的创作却是完全苏联的：是在苏联的条件下，拍一个能让苏联观众欢喜的（同时又不是媚俗的）苏联故事。但是如何才能在后苏联的条件下，拍一个能让后苏联观众欢喜的后苏联故事，梁赞诺夫和他大多数的俄罗斯同行（无论辈分）一样，并没有掌握这一技巧。在导演去世后，许多电影从业者在悼词中说，“一个时代结束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赞诺夫的时代早在1991年就已经结束。

然而梁赞诺夫依然是幸运的。在苏联庞大电影工业中，他远不是最优秀、最叫座的导演。即使在同时代的喜剧导演中，他在票房上比不过盖代（对观看人数动辄千万的苏联电影来说，梁赞诺夫电影的票房并不算什么大数字。由于《命运的捉弄》系电视首播，无法折算成票房，所以在苏联电影史票房二十强中，梁赞诺夫只有《办公室的故事》一部作品入围，排名第十九，而盖代则同时有四部作品入围），在艺术水准上不如达涅利亚，但他或许最好地平衡了这两者，用他的一位中国导演同行的话说，就是“站着把钱挣了”。至少，梁赞诺夫的国际知名度（至少在中国）要远胜过盖代和达涅利亚。

在中国，梁赞诺夫或许是唯一一位普通观众能叫出名字的苏俄导演（文艺青年时刻挂在嘴边的塔可夫斯基、帕拉杰诺夫等小众艺术片导演自然是另一回事）。然而即便如此，观众对他的了解依然相当片面。在他总共28部电影中，大多数中国观众可能只知道5部。而他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为年轻一代所知晓，就更难说了。在豆瓣上写给这些电影的短评中，很多都包含了“童年的记忆”、“爸妈爱看的片子”之类的语句，从这些话里有时能读出让人不安的潜台词，仿佛梁赞诺夫的电影小时候看看还不错，但对成年人来说就只能用来怀旧，而不宜用来欣赏，仿佛他的电影只是某个物质匮乏年代的精神食粮，而在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

然而当我们说一位导演的作品是在某个特定年代拍给某个特定人群看的时候（哪件艺术品又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并没有暗示说对别的年代、别的人群而言，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恰恰相反，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梁赞诺夫的那些杰作向我们揭示的问题是普世的、永恒的。

在俄罗斯，各家电视台至今仍会在除夕夜滚动播放梁赞诺夫、盖代和达涅利亚的喜剧片，而在中国，根据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改编的话剧也即将在京沪上演，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热心的爱好者正在慢慢地为梁赞诺夫那些不为人熟悉的杰作翻译、制作中文字幕，以便更多观众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导演。这或许是对大导演最美好的纪念方式了。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就不仅是他创作不朽的证明，也是它未来生命的保证。

作者感谢微博网友@面人渣斯基 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