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瞿骏：近代史研究怎样走出麻木的状态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三场引言人分别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国史：沈洁、瞿骏、唐小兵；党史与当代史：阮清华、徐进、刘彦文）。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瞿骏：怎样走出麻木的状态

这篇小文是根据我在“新文化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的，当时只在纸上写了两三条提纲，并未成文。蒙编辑好意，要见诸澎湃，应当说实在惶恐，因为发言拉杂，面目可憎，更不成系统，仅仅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稍与新文化、现代中国等关键词沾边的史学工作者，因尚未摸着门径而产生的很多困惑和疑问。不过大概亦有同人或多或少和我有相似的困惑和疑问，因此将此文看作是野人献曝而求教之，大概就不过分了。

中国近代史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算起，应该算一很年轻的学科，现代史和当代史则更年轻，但正如章士钊所言：“历史为活动的，整片的，如电影然，动动相续，演成一出整剧，从而指定一点曰，此某时代也，此某时代与某时代之所由分也，是皆权宜之词，于理论未为精当”。因此这几年治近代史有成者多会思索与考虑融会前后左右的贯通问题。不少大家如王汎森、罗志田、杨国强、许纪霖、茅海建、杨奎松、桑兵等均在用其精心撰构来展现示范中国近代史如何做到融会和贯通。但对相对年轻一辈来说困惑正在于历史学大概是一个要从种麦子做起，最后贡献出蛋糕的工作，即前述大家们的著述可作为起点和参考，但却不能当既有定理而用之。那些基本书和史料老师辈并不能代替学生辈去读。相较一些学科大概能从买面粉开始做蛋糕，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尚且还是限于历史学科内部的讨论，若是将问题延展到“跨学科”则麻烦更大。在这一基本难点之下，如何才是历史学研究的“推进”或就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秦晖在其新著中说辛亥革命的研究是“演员越来越清楚，而舞台越来越模糊”。他所说的舞台在我的理解就是那些衔接和贯通中国历史的大叙述。这些大叙述正因其壮阔恢弘，而致其特点基本是大率、大约和大致，但同时亦不可忽视凡是能立得住脚的大叙述基本都灌注着提出者数十年乃至一生读史的心得，由此也代表着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气象。但在现行学术规范之下，一些新人的作品其下之者或只知填补某处空白，以获得其写作的意义，而基本不问填补这一空白对于大的历史拼图究竟是何用处。而稍上之者则努力质疑、改写前述的大叙述，如质疑“皇权不下县”之类。这种质疑和改写除少数天赋异禀者外，大多恐怕还是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方能知道其立不立得住。对整个学界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或在假使每个人的关注均在如何往历史的大关节处踹上一脚和戳上一刀，则狭窄意义上的学术推进或有之，而“中国”历史的叙述则可能越来越无所凭借。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而言，曾有一位治明清史有成的专家向我提到：治宋史者见明清史之论文会说此类现象宋代早已有之，而治明清史者见近代史学者之论文亦常有类似感觉（大意），这遂使在融会和贯通的要求下，中国近代史似乎成了食物链的底部，任务是如此的艰巨——从三代到明清似均是我们所要贯通的对象；材料是这样的繁多，单是我们自家范围内的材料就已多至溢出你我的想象范围之外，若按照许纪霖师的说法，除了“古今”，还要加上“中西”，再构成一个沉重无比的十字架的话，初治近代史者若能不心生绝望，则只能说其内心真是无比强大。

当然提出种种困难并不意味着路就可以不继续走了，但如何走法在今日或有必要停下来，歇一歇，议一议。新文化、现代中国等等的提法都在告诉我们虽然实际上人类在“新”和“现代”里的时间并不长，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已对进入“新”和“现代”的状态之中感到麻木，因此以下三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离麻木的状态远一些。其未必能让我们彻底解惑，但至少能提供给我们“火星上的土豆”，以维持到有向前可能的那一天。

第一个可作的尝试是重回学科的源头。这一点启发来自于周锡瑞、叶文心、白杰明、齐慕实、董玥等美国中国学者发起的“重读列文森”的尝试。“重读列文森”的原因当然有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对于这些学者而言，经过后现代史学冲击的美国中国学如何前行已成为一个大的问题。目前虽找不到解决之道，但回到自身学问的起点处或许是一个可能性。由此返观大陆学界，以我个人极其有限的认知，学生们或对蒋廷黻、陈恭禄等启中国近代史之端的人物略有所知，但基本局限于这些人写的，近年来重印的《中国近代史》。对郭廷以等开创的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传统就稍有些隔膜，对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人的作品是否读过则更可怀疑。不过既往的印象是学生们借助旁人翻译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美国中国学译丛而对特定的“他故”相当熟悉，但今年（2015）董玥教授至华东师范大学开讲列文森，我才突然发现目前的状态真的是“既疏国故，又疏他故”，不少听众几乎对列文森一无所知，因此听得一头雾水，多少有些辜负了董教授精彩的讲座，由此想到大概我们在新地奋力打拼的间隙，或应该回到“故乡”好好看一看，走一走。

第二个是形成读基本史料的共识与氛围。中国近代史相较其他断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史料多，且目前的状态是史料多而犹嫌不足，继续要去挖掘更多的新史料。这当然是和近代以来希望能“史料尽量扩充”的风气有密切关联。理想状态当然是“史料的尽量扩充”与“读二十四史”并行，但考虑到个人生命和精力的有限性，这样的理想状态恐难以达到。因此在回到前述的学科起点的同时，亦需要尊重前人整理史料的成果，这正是前辈学者为后人精心磨制的面粉，如李文杰兄前面所提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还有其它各种史料。但今人却经常过粮仓而不入，反要自己去种麦，实有些可惜。当然这里所言大致针对初学者，成熟史家自可融新旧史料于一炉而灵活用之。

第三个是重视不完整性问题。进化史观给当下治史者带来的最大影响恐怕是自信心的极度膨胀。有些学者自信的程度经常可以达到“认识过去，引领未来”的“大巫”的程度。而这些年如彭慕兰说“要为不完整性而奋斗”；王汎森则提醒我们“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仅是有创造性地转化，而且有消耗性地转换”。这些说的其实都是历史学者的前进或要先努力摆脱自己能够总结规律，全知全能的僭妄。前面唐小兵兄说当下的历史作品有“提升”则曲高和寡，“启蒙”则缺乏史感的矛盾，而在我看来目前那些意在“启蒙”的作品并不怎么令人满意，正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认为自己能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然后才能“批判”之，“反思”之，并进一步夹带上自己认知中的“启蒙”的那些私货。因此历史学能带来的最大“启蒙”大概正在于：通过历史的讲述来告诉人们，作为读史者的我十分有限，作为读史对象的前人，其所做、所知、所想和所感亦有重重叠叠，远超今人想象的限制，而且作为今人的我，其有限性在大多方面都超过前人。此正所谓“天大极了，人小极了”（这句话出自洪峰的小说《极地之侧》，我读到则来自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当年的震动一直延续至今），大概若能多那么一点对“天大人小”的敬畏，我们做出的历史才会有些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