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虚就实︱徐进：当代史研究需与民国乃至明清史贯通

【编者按】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杨国强先生的召集下，上周末（11月28、29日），沪上一批青年历史学者在青浦区朱家角开会交流。与会者还有王家范、程念祺、周武等先生。这次讨论会分作四场，28日为晚清史和民国史专场，29日为党史与当代史、综合讨论。这次会议主题较为松散，但在开放式的交流与争鸣中，大家兴致颇高。应编辑之约，几位引言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三场引言人分别是：晚清史：戴海斌、李文杰、周健；民国史：沈洁、瞿骏、唐小兵；党史与当代史：阮清华、徐进、刘彦文）。这组稿件大都说的都是青年历史学者的困惑和疑问，在同辈中或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编发出来，以期进一步讨论。

徐进：如何培养贯通的眼光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尤其需要与民国史乃至明清历史贯通起来。我们上一代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优秀者大多从民国史乃至明清史领域转来，所以多还具备贯通看问题的眼光，而我们年轻学者则需要有意识培养。

在我看来，培养贯通的眼光，大致有以下两个途径：

第一，通读基础文献。在中国当代史乃至中共历史中，毛泽东当是一中心人物，熟读毛泽东的相关文献，或有可能培养年轻学者关于这一研究时段的贯通眼光。杨奎松教授就是以毛泽东这一人物为研究中心，通过比对毛泽东选集文章多个版本等方法来厘定相关史事，在这一基础上进而探求中国革命胜利的因果问题。也借由这一研究，其培养了较为贯通的研究眼光与素养。除去毛泽东相关文献之外，新出版的《建党以来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两套大型文献集如能熟读，也可助我们养成贯通看问题的眼光，并可发现诸多研究主题的史料线索。

第二，借助研究著作建立问题脉络。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农村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必须由民国乃至明清的历史贯通起来审视。比如研究新中国农村问题，如通读黄宗智、铂金斯等人著作，即可了解自18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基本处于“糊口经济”状态，即通常所谓“瓜菜半年粮”。而1949年的中国仍在这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了解上述前提，研究者就可了解新中国所面对的历史实际难题究竟为何，不会被档案材料中的政策论调所迷惑。再举一例，孔飞力在其著作中关注现代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其研究从清末税收中间人包揽问题，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合作社问题。这提示我们虽然时代各异，但国家都是要处理如何在基层政权降低中间人的“政权成本”问题。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每个主题皆有大量未刊档案，因此如欲开展深入研究，搜集档案必不可少。但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在开展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通读基础史料，尤其需要注意与既有研究论述相异的信息。比如既有研究通常以薄一波的重大事件决策与回顾的论述为依据认为1952年农村口粮消费量增大，尤其是细粮的消费量增多。但新出邓小平文集和邓小平年谱则屡次提到邓对此时农民生活到底是好还是坏颇有疑问。

由此我们就可循此路径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农民的口粮是否得到增加。再进一步联想到18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始终处于“糊口经济”之中，并且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和肥料等条件并未有根本性变化，那么粮食产量怎会飞跃式提高？而农业税又大幅度提高，由上面论述可知，农民的消费量是否增加大成疑问。这样的例子也特别提示我们研究者要注意常见史料中不一致乃至矛盾的史料信息，这或可称作“从史料中读出问题”。

再举一例。研究者还需要特别注意今人不太容易理解的论述。比如前举薄一波书中就提到邓子恢曾讲：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伟大成果。这一与既有研究相异的逻辑，研究者要特别关注并可循此问题搜寻档案，打开这一“相异的意义体系”。可见关注相异的逻辑亦会产生问题，由问题导引我们搜寻档案，就相当于研究者在档案史料丛林中佩带了一枚指南针。

其次，现今中国当代史研究因为大多依赖基层档案，因此研究者也群趋基层社会史。由此带来的问题，正如有论者所谓“细节了解的越来越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这也需要我们更加注意高层政治和政策的基础文献。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中国当代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不应在西方理论的既有框架内看中国历史，甚至照搬西方理论，使中国历史沦为西方理论的投影，虽系统清晰但已被高度简单化。

最后我希望援引王汎森教授的话，他曾指出：西人以多学科治史，但往往会牺牲史料的多层次信息。上述看法也提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重要史料往往非一读即懂，而是蕴有多层次含义，需要史家结合“语境”仔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