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无抗生素的中国：滥用抗生素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新华网近日发布了一则新闻，称“中外研究人员最近在牲畜和人身上发现了一种能对抗强效抗生素的 ‘超级细菌’基因，这意味着人类所用抗生素中 ‘最后一道防线’有被攻破的风险”。一时间，大街小巷谈“菌”色变。

“超级细菌”是人们对耐药菌的通俗说法，因这些病菌对抗生素具有对抗生素的抗药性而得名，抗生素的滥用是导致“超级细菌”出现的重要原因。这里，有必要插播一段抗生素与耐药菌前世今生的恩怨纠葛。故事是这样的：

抗生素的发现曾是医学史上一座里程碑，从此人类在对抗细菌的“战斗”中掌握了主动权，利用抗生素治疗传染病曾经收获了无往不利的战绩。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抗生素在临床应用一路攻城略地的同时，抗药菌也随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抗药菌产生的机制多种多样，而简单来讲就是抗生素在“围剿”细菌时，总会有少量细菌躲过抗生素的“围剿”存活下来，不敌抗生素的细菌被杀死之后，幸存的耐药菌株大量繁殖，以至于此后的细菌都具有耐药性而使抗生素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抗生素在对抗细菌的同时，也在帮耐药菌清理门户。而当耐药菌称霸“菌界”之时，便是抗生素“功成身退”之日。因为这种抗生素已经因无法战胜耐药菌而失效了。

这次的报道重点在名为MCR-1的耐药性基因，携带此基因的细菌可以使当今抗菌能力最强的抗生素之霸——多粘菌素哑然失“效”。携带这种基因的耐药菌目前只在中国发现，广泛存在于市场上的猪肉、肌肉以及病患人体身上。而多粘菌素是目前在养殖行业最常用的抗生素，也就是说，抗多粘菌素的耐药菌的出现与养殖行业滥用多粘菌素这种抗生素脱不了干系，现在抗药菌已从动物身上扩散蔓延至人类。

那么抗生素为何会在养殖业如此泛滥？也许有人又会抬出应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丑闻的惯用台词说是“监管不严”导致，于是又要把责任推到政府的不作为身上。然而，抗生素的滥用不仅出现在中国，即使在大家认为制度健全、执法严明的西方社会畜牧养殖行业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的。抗生素滥用的罪魁祸首，就是一直以来备受人们推崇的工业化、规模化养殖机制。这种拼市场、求高效的规模化养殖模式下，无论是养殖大户还是企业都不得不依赖抗生素过活。

以养猪为例，养一头猪的成本包括购买猪苗的成本、饲料或其他食物的喂养成本、防疫抗病成本以及人工成本，再加上病死猪的成本(工厂化养殖动物死亡率高)等。如果最后屠宰卖猪肉所得的收入大于前期投入，那么这个买卖就算是赚了。但是，如果家门不幸，畜养的禽畜在生长期间得病归西，那这前期的投入就算是彻底打了水漂，哭爹喊娘都改变不了血本无归的悲惨事实。就算是有些个胆儿肥的通过歪门邪道把得了病的肉卖出去了，这肉也会因为卖相不好而贬值，卖肉的收入依旧抵不过养殖的成本，这个买卖还是亏得有点儿惨。因此说搞养殖最怕的就是禽畜生病。为了来年不喝西北风，就必须得做好防疫病工作。而防疫病最“简单高效”的办法就是给猪来一针抗生素。

此外，规模化的养殖企业为了得到最大化的效益，往往都是对禽畜进行集约式喂养，禽畜生存空间非常拥挤，养猪场里豢养猪的猪笼空间狭小得只够它们进食，连翻个身都难。且不论这种规模化集约养殖是否人道，这种密集的集约式喂养最大的弊端就是增加了疫病传染的风险，增大了抗生素使用量。

首先，禽畜排泄物多并且难以及时清扫，这导致了禽畜生存环境的污染，使得细菌滋生，埋下疫病隐患。此外，大量禽畜全部挤在一个养殖大棚之中，高密度的养殖也大大增加了疫病传染的风险。一旦疫情爆发，将会迅速传染扩散。为了规避风险，养殖企业一般都要求员工居住在养殖场内部的员工宿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防止外界细菌病毒进入养殖区。此外，员工每次进棚也都要消毒除菌，以免员工携带病原体接触禽畜。但是禽畜排泄物的污染却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企业往往采取比较简单粗暴的防疫办法，那就是给禽畜猛打抗生素。所以在养殖业，从出生到死亡，抗生素为禽、畜、鱼、虾、蟹等一路保驾护航。最后，保出了耐药细菌全国灿烂，耐药基因荣登头条。

其实，规模化、工业化农业给人们带来的生命健康威胁远不止“耐药菌”这一种。为了高产、为了效益最大化，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土地肥力下降水资源富营养化，大量喷洒农药导致食物污染、癌患率飙升等等，这些都是工业化农业给生态、给人类带来的恶果。

农业与工业不同，在农业领域，人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螺丝、一台机器，人们要面对、要改造的是有着自身完整的生命系统的生物体。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人们所培育所改造的对象会因人们的行为而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应对机制，也就使得在农业作业中，我们不能用工业领域规模化、标准化、流程化的程式对生物体进行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的处理。

说到这里，也许又有人说，现在人口这么多，不用化肥农药抗生素，怎么保证高产，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可是，难道离开化肥离开农药，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就一定会导致农业的减产吗，这种错误的印象怎么就在人们心中如此地根深蒂固呢？

今年秋天，笔者在植物学家蒋高明的山东弘毅生态农场小住一月，恰逢农场丰收，不用农药化肥的花生田的产量要比附近施用化肥农药的田亩高出近一半；田亩收割后，玉米秸秆用在制作饲料，喂养牛棚里的200多头牛。牛棚中养殖密度适中，只半年打一次疫苗，除此之外绝无其他药物之使用。他们喂养的猪，由于自制饲料，养殖密度低，通风透气，加上养殖时间长，猪基本不生病，就远离了抗生素。另外牛粪和猪粪，甚至连肥水也不流外人田，被及时清理储存，用于田间做有机肥，多样化的农业生产作业使得弘毅生态农场成为一个循环有序的小型生态系统，保证农业产量的同时，又收获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可观。其实，在古代，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就实践出了池塘养鱼、池梗种桑的桑基鱼塘模式，同样也是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促进了种桑、养蚕、养鱼行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业的发展。

最近，湖南的水产养殖户又实践出了鱼菜共生的养殖种植联合作业模式，鱼虾粪便作为蔬菜的天然有机肥料，蔬菜又为水中的鱼虾提供充足的氧气，如此而来也形成一个良好的微型生态系统。而在以上所提及的生态农业实践下，均是“鸡除害虫、鱼吃病虾、动物粪便拿来养地、种植养殖并蒂开花”的多元化高产高效的农业模式，相比靠化肥农药抗生素支撑起来的单一化专业化规模化农业，不仅产量不分伯仲，其生态效益更是远胜千里之外。

作为一项与自然打交道、与生命体谋利益的一项产业，农业的作业空间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动物、植物、微生物、自然环境缺一不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自“绿色革命”以来，工业化农业推广至今生态问题层出不穷。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饱尝工业化农业模式之苦果。如若此时还不知悬崖勒马，难道还要让这苦果世世代代永续相传，子子孙孙辈辈品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