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的不完全书单：“凡延安有的书，我几乎都看过了”

今年11月，《邓力群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年暑期，邓力群在北戴河休假，每天上午同编写组的同志谈两三个小时。从8月4日至20日，谈话十六次。编写组成员对邓力群1915年至1974年六十年经历的自述进行了整理。

邓力群在新书后记中写道：“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革命的大熔炉，怎样把一个青年学生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老一代革命家的教育培养下，又怎样成为中央领导同志的助手，怎样经受住‘文革’的考验。”

宋平在为新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读力群的自述，老一点的同志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年轻同志会从他的一生中看到，一个从旧家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怎样成长为一个党和人民需要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邓力群自述》的出版已是邓力群身后之事。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宋平说，邓力群在五七干校五年半，白天挨批斗、劳动，每天晚上三个小时读书。“他的自述开了一个书单，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历史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一部《资本论》，一字一句读了三遍。”

邓力群自己则谈到，“我这个人从上小学开始就爱读书，一生离不开书。”

在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上，邓力群有过大量阅读。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邓力群自述》一书，也披露了不少他曾经读过的书目。

从旧文学到新文学到进步书籍

邓力群的祖父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父亲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还是个在家乡湖南省桂东县流源乡兴办初等小学堂的维新派。1915年出生的邓力群是父亲最小的儿子，俗称满仔，乳名叫焕修，学名叫邓声喈。

邓力群的阅读从旧小说开始。

小学期间，“在我的课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看旧小说。”邓力群回忆。

“第一个介绍我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的是我的姐夫胡昭明。能够读遍中国的旧小说，则是得益于大姨妈家的藏书。我到大姨妈家的次数最多。她的大儿子即我的大表哥，同时也是我的堂姐夫。在表兄弟中，他待我最好。他家藏有很多旧小说，中国的旧小说，木刻的，石印的，铅印的，他那里几乎都有。我每次去，都要看个够。回来后还想去，再接着看那些没看过的小说。我对旧小说的了解和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

1929年，邓力群考入长沙兑泽中学。在长沙，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邓力群转向了新文学。

他谈到，“印象深的有三本：蒋光赤的小说《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冰心的《寄小读者》，很受感染。也读了郭沫若的新诗集《星空》《橄榄》，印象深的是那些爱情诗，诗人同爱人一起数天上的星星。还读了翻译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没有读懂。读了这些新文学作品，写作文时也跟着学。”

1931年，邓力群转学北平，并进入汇文中学读书。

他回忆，“1933年以前学好功课是第一位的，课外主要看小说。这时我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当时出版的书，翻译过来的旧俄苏联、英国法国的书，我读得很多，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科罗连柯的《盲音乐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不少小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比塞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等等。中国的左翼作家，鲁迅的《呐喊》《彷徨》看了，鲁迅的杂文集，每年都出版一本到两本，《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花边文学》，我都读了。还有他的翻译作品，如果戈里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也读了。茅盾反映大革命时期斗争情况的小说《虹》《蚀》以及《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郭沫若创作的、翻译的文学作品，以及研究著述，如《青铜时代》等，也都读了。还有郁达夫、张天翼、林语堂等的书。1935年、1936年还读了曹禺的《雷雨》《日出》，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当时的进步书籍，出一本，买一本，读一本。”

1934年，邓力群开始看社会科学的书籍，“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书，虽然不太懂，还是认真地作了阅读笔记。并且推动关系好的同学读这类进步书籍。”

他自己谈到，“在汇文中学的同学中，以至于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同事中，比我读书多的，还比较少见。当时读的这些书，对我思想左倾、政治左倾，有很大帮助。读书增进了反日情绪，反日情绪又加强了读书兴趣。”

1937年4月，邓力群几经辗转，抵达了延安。

他回忆，“一到延安，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与北平不同。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延安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还有信仰的自由。更不用说，延安有救国、救亡的自由，还有武装抗日的自由。不像在国民党统治区，谁救国就限制谁、迫害谁。”

来到延安后，邓力群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工作。

“在党校的学习时间不长，只有四个月，却使我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文化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五班的几个月，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享受。”

1937年12月底或是1938年1月初，邓力群留在中央党校当了一个多月的班教员。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在教员岗位上，邓力群工作了整整5个月时间。他记得，“这期间，教学的工作不多，只是备课，还没有正式上课。白天、晚上，我都是读书。之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我当教员安心，读书也安心。”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讲演，讲演题目是《论持久战》。当时，刚到马列学院不久的邓力群被派去做记录。

邓力群谈到：“《论持久战》在我的脑海中刻下了永久的记忆，是我终生喜爱和学习的著作，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反复研读这一著作。‘文革’中，特殊的环境又使我更进一步领会到《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军事著作，它首先是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是毛主席辩证法思想的最高成果。从1967年开始，我一边读《论持久战》，一边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法问题的其他著作，把历史和显示、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既做些摘录，也发些议论。这样，至1975年春天，我整理的《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一书基本完稿了，全书约14万字，在近八年的读书、整理过程中，大的修改、补充一共搞过八稿。”

《资本论》也是邓力群的学习书目。“马列学院是以《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为主的。”

此外，“1939年，张闻天还在马列学院组织了一个研究《资本论》的学校小组，马列学院的一些老师参加了，也吸收了一些学生。我记得有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王思华等老师，何锡麟和我参加了……两周一次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学习讨论半天，一年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把《资本论》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学习讨论了一遍……这些老师为了深入理解《资本论》，不仅拿中文版同德文版《资本论》对照研读，还把当时能够收集到的英、俄、法、日文的版本对照，分析和研究，那种讨论和钻研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啊！”

1941年，邓力群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8月，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传达开来。“‘九条方针’一下来，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这之后，中央指定高级干部学习几本书，我记得有《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和毛主席亲自指导编的《两条路线》，有关文件也发下来了。我、何锡麟、周太和作为中级干部代表研究室参加了学习。”

在整风学习过程中，邓力群还写过一张大字报，检查自己的“学风”问题，题目叫《把箭射向自己》。其中，他引述了《列宁选集》中的原文。

邓力群自己总结，“在延安的八年中，除了读有关研究工作的书以外，我还读了很多文学书、历史书……在延安时，看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书，旧俄的书，美、英、法国的小说，还有大后方出版的文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凡延安有的书，我几乎都看过了。原来读鲁迅的书，是出一本读一本，这时《鲁迅全集》出版了，我读了一遍。范文澜带到延安的几十箱子旧书，别的旧书没有看，把一套线装的《笔记小说大观》通读了一遍。现在记忆中还有唐、宋笔记小说的一些印象，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明皇杂录》《唐语林》《大唐新语》《春明退朝录》《渑水燕谈录》《龙川略志》《东坡志林》《归田录》《齐东野语》《春渚纪闻》《老学庵笔记》《游宦纪闻》，等等。几十种笔记和小说啊！我当时无论白天、晚上，从来没有停止过读书。”

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之时，邓力群把藏书全部送给了熟识的同志，只留了毛泽东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农村调查》，另一本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下到干校五年半，“坚持晚上读三个小时书，一天也没有间断”

《邓力群自述》中，再一次大篇幅谈及读书，已是“文革”期间，邓力群下到干校劳动。

到干校后，军宣队宣布：每天白天劳动八小时，上下午各四小时。晚上不安排。指明胡绳、邓力群，加一小时，每天早上干一小时活。“我比胡绳还多一项，晚饭后打扫厕所。”邓力群回忆，“这样的安排，晚上就有三小时读书。”

他还说道，“在干校的另一大收获是读书。”

“我从1969年9月到干校第一天起，坚持晚上七点到十点读三个小时书，直到1974年底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将近五年半，一天也没有间断……我下去时带了满满三大纸箱书，包括马列著作，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各种小说，二十四史到清史稿等中国史书，一共有三百二十多本。读过的这些书，后来都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馆了。”

“到干校后，先读《马恩全集》。那时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恩全集》36卷。从第一卷到底三十六卷，通读了一遍。经济理论，哲学理论，读得特别认真。《资本论》反复读了三边。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以前下过一些功夫，没有作为重点。”

根据邓力群的回忆，马列主义理论他还读了以下原著：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共产主义》三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军事问题》四本；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一本；

《列宁全集》二十九卷；

列宁的《哲学笔记》；

《斯大林文集》，读了十三本，还有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位作者写的一本《卫国战争时期内的苏联战时经济》。

鲁迅全集二十卷，邓力群在延安枣园时读过一遍，在干校又读了一遍。还读了周振甫作注释的《鲁迅诗歌》注释本。

邓力群还读了其他作家的文集，包括：

《瞿秋白文集》四本，还有《海上述林》；

《沫若文集》十五卷；

《茅盾文集》已经出版的十一卷；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剧本《龙须沟》等；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丁玲的《母亲》《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田汉戏剧集》。

外国作家的作品，邓力群主要读了俄罗斯、苏联作家的作品，有：

《高尔基全集》；

《普希金诗集》；

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小托尔斯泰写西伯利亚的小说；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及它的续篇；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斯杰潘诺夫（邓力群未能回忆起该作者名字）的《旅顺口》；

还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干校期间，邓力群把中国历史的主要著作也读了一遍。

“二十四史，标点本那时还没有出版，我带去一部是没有标点的，从《史记》开始，《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旧《唐书》，一直到《明史》，读了一遍。”

邓力群把自己有的其他各种中国历史书籍，在干校也都读了一遍。这些书是：

春秋左传集解（五本）；

史记志疑（三本）；

秦集史（上、下）；

资治通鉴（二十本）；

续资治通鉴（十二本）；

通鉴纪事本末（十二本）；

宋朝事实类苑（二本）；

辽史纪事本末（二本）；

金史纪事本末（三本）；

明通鉴（四本）；

明鉴（一本）；

明清史料（四本）；

清史稿（四十八本）；

清鉴（三本）；

清鉴纲目（一本）；

康熙起居注（三本）；

台湾府志（三本）、

其他书目

除了上述《邓力群自述》中比较集中或大篇幅提及的学习阶段和阅读书目，邓力群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些其他书目。

21岁时，邓力群考上北大，邓的大哥、在英国的邓飞黄特意买了英共负责人杜德讲世界政治的书寄给邓力群，要他好好地对照字典读这本英文书。

在中央党校教授过邓力群军事课的郭化若，在1955年，利用修养的机会，全文译完了《孙子兵法》并将孙子十三篇内容重新编排。1957年，郭化若寄给邓力群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今译孙子兵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郭化若译注《孙子兵法》不断有新的进展，而每有新版，郭都不忘寄给邓力群。

邓力群回忆陈伯达：“在延安时，他既是我在马列学院的老师，又是我的领导。在几个老师中间，我对他是尊敬、佩服的，觉得他是有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很喜欢。毛主席赏识陈伯达，因为陈在延安确实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也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他还编了一些书，写过一些论文。《窃国大盗袁世凯》，表面上是写历史人物的，但看后就让人联想到国民党、蒋介石，历史上的袁世凯，就是今天的蒋介石。陈伯达当时写的很多文章、著作，是比较出名的。除了中央领导同志外，写理论文章的，陈伯达可称为延安第一。”

邓力群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许立群，“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和其他同志合作，当然是以他为主，以当时的时事为主体，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章回体小说《国事痛》，内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间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历程。”

1949年，邓力群在起草《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之前，曾反复研读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关于发展合作事业”的论述。

在新疆工作期间，邓力群和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包尔汉、赛福鼎等朋友相识相交，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2006年，邓力群曾为阿合买提江的夫人写的《回忆阿合买提江》一书作序；邓力群还曾请赛福鼎转为阿巴索夫写书，书名是《天山雄鹰——阿布都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并为这本书写了题词；1984年，包尔汉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出版，邓力群当面向他道贺，4年后，邓又应包尔汉之邀，为他即将出版的《包尔汉选集》作序。

邓力群回忆，1958年11月9日至10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与到会同志一起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边读边议。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信中建议了两本书，分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1959年8月15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印发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就此致信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1959年12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招待所（现名杭州西湖国宾馆），指明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和他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

12月26日，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晚饭后，他赠给一起吃饭的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在这方面，孙冶方同志主持、经济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是那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张闻天同志写下的大量政治经济学笔记在理论探索方面最有成绩。”邓力群说。

宋平在序言中写道，“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共产党的理论家，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现实问题。他是称得上这样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