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以梦为马：民国知识分子“论中国战后新都市之建设”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中国才从抗日战争的阴影中走出。在刚刚由湘西山区回迁岳麓山的国立湖南大学土木系中，一位叫曾庆福的年轻学子，向学校提交了一份名为《论中国战后新都市之建设》的毕业论文。近七十年后，我们试图通过研读这份泛黄档案，来洞悉那个动乱、贫乏、孱弱的时代中，规划建设者对战后新中国都市建设的美好愿景。

《论中国战后新都市之建设》论文共6篇34页：

第一篇：“绪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归纳中西方都市形成原因和各自特点，分析当前我国都市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第二篇：“我国旧都市之回顾”，从我国古代城市空间形式、街道分布、水利系统、建筑建造特点等，归纳旧都市的典型特征和存在问题；

第三篇：“战前各国都市之发展”，以时间脉络回溯西方都市发展历程，概述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苏联、美利坚各国二战前都市建设特点；

第四篇：“战后中国新都市之建设”，将战后新都市建设分为“旧都市重建”和“新都市建设”两部分。

第五篇：“都市建设之经费问题”，探讨都市建设经费问题的解决方法和资金筹措的方式；

第六篇：“都市建設之人才储备”，以长远的眼光归纳现代市政建设所需的十二类人才，及人才培养和技术研究的重点。

近代中国贫弱且动荡，仍“停滞在原始农业经济社会之下”。作者将其向往的“大都市”视为“当代商业社会所依托的特型状态”，以战后都市建设作为“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关键工作”立论。

受西方思想和民族自强精神的影响，该论文呈现出从近代“西方冲击-反应”的被动城市建设模式到“中西融合-重构”的主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观念转变。因此，其论述具有诸多鲜明特点。

1、洋为中用，兼取欧苏

文中主张，战后中国新都市建设的方法应与国际社会接轨。作者认识到，中国众多都市被战争破坏，当前国内的工业发展水平不够发达，建设都市必不可少。并且，作者主张对国外各种先进的都市建设技术适当取舍、有机融合，寻找适宜中国国情的都市建设之路。

有关国际经验，文中总结：英国都市“沉毅，尤富保守”，德国都市“严整有序”，法国都市“順其自然……散乱杂乱，有田园都市之概”，美国“尚喜向上发展，故美国有所谓空中都市之形成，其法系以宽广桥梁连接每一大高楼而成一系統”，以及苏俄“一切建筑悉依其性质有计划之布置，……一切生产与消费，悉从集体，……革命俄人锐意振兴工业，五年计划，屡次实施……遂有工厂类伟大建筑”。论文在技术上的参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而在新都市的功能定位上，作者认识到我国仍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农业国的现实，建议采纳苏联社会主义的“先生产、后生活、工业生产為先”的经济化都市建设方法，建设工业化的城市。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感于社会动荡和时局诡谲，对经典都市形式做出了独特的国防化解读，提出带形都市“发生火灾……扑灭较易，不至有蔓延全市的危险”，卫星都市“为分数起，勿使集中……避免細悉毁灭……且可成互相防御之效”，田园都市“于受袭击時无目标可寻，亦且公园空地广大，空气新鲜，人民健康”。这些想法既跟当时世界先进城市规划理念一致，又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

2、非言一城，而及众邑

国民政府南京《首都计划》、《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战后《大上海都市计划》都是谈某一城市的都市建设方案，而《论战后中国新都市之建设》，试图全面总结各个时代中国都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内忧外患压力下的新都市，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和中国复兴大任。

论文将战后新都市建设分为“旧都市重建”和“新都市建设”两部分。“旧都市重建”主张通过市区范围勘定、土地处理、道路改良、建筑改良等多个技术手段改良旧有都市，适应当前形势；“新都市建设”则在战后特殊背景下，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科学条件、国防条件等多个方面，讨论探究新都市的都市选址和建设原则。

并且，为了探究国家层面上的都市建设和复兴的一般方法和普遍规律，论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战后新/旧都市建设过程中均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上，例如，战后公共设施的兴建与改良、公共福利的有效覆盖、国防建设的日常化等。

3、区域入手，承应国策

从清末到民国，民族知识分子在不断探索救国强国之路，都市建设计划一度成为承载精英阶层社会理想和实现社会变革抱负的工具。《论战后中国新都市之建设》也从国家政策高度，用现代区域规划的思想制定城市发展战略，主张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区域协同发展，将建立都市建设区内各单位之密切、有机的联系作为发展的前提。

论文谈到沿海和内地的差异，提出“一国都市之建设，不能纯重海滨，忽略內地，我国领（域）广大，幅员辽阔，內里文化落后甚远。是故吾人一方面宜谋沿海大都市之扩展，……；一方面应于內地建设新都市，以谋全国经济之平衡发展，务使经济中心，集于內地，以符合国（防）条件，免受外來之威胁。”

论文谈到都市和农村的差异，提出“今後都市建設，必須與農村建設取得配合，以取共進共榮之效。……都市繁榮、農村凋敝……早已计划经济成功著称的蘇聯，亦不能例外……吾人甚盼此種不平現象，在我國今後都市發展中，能力予避免。”

国家政策的思想还反映在城市的运营考量上，使战后的新都市计划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有机整体。现代都市计划规划，成为了国家政策和都市建设的联系纽带，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

《论战后中国新都市之建设》以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为背景，探寻未来中国都市发展的制度建设。其在土地政策上延续国父“平均地权”的主张，希望实施“地主报价，照价收税，照价收费，及土地涨价归公”，甚至更激进地主张“市地收归公有之原则，……以解决都市建设之经费问题”。

论文最后还指出人才储备的问题，“我国以往教育，……还没有注意市政人（才）的培养与市政技术之研究，今後应当……（1）大学法学院，增设市政科系，以配合建设都市需要；（2）大学及专科学校，有关科系，加入市政建设课程；（3）由政府选派对市政有经验及研究之优秀年轻干部，出国考察；（4）政府尽量奖励市政学术之研究，并奖助学术团体……”

结语

将《论战后中国新都市之建设》放回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历史背景下研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知识分子，依据战时世界各国都市建设理论和制度，以及近代中国发展的基础，对战后都市发展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措施。

时移世易，中国在那年之后的种种变化，不可能是曾庆福先生所能预想到的。然而，虽然年代不同，他在六十多年前对区域平衡和城乡关系的思考，如今看来可能仍然有效；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他对都市土地和财政制度的设想，又与当下城镇发展的现状惊人吻合。

据传闻，作者毕业之后，进入国民政府市政相关部门谋职，再后来则不明去向。不禁设想，倘若曾老长寿，看得到当下中国都市建设之大浪潮，不知又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