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什么选择在南京进行大屠杀

12月9日，“日本远东战争罪行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召开。研讨会上，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重庆出版集团引进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展开了主题研讨。除了新书介绍之外，许多与会嘉宾还对国内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纠缠哪个党抗战贡献大没有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系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表示：“以前我们研究抗战史主要研究‘抗’，关注我们怎么抵抗的，怎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但关于日本的侵略工作，我们研究的很少。今年出版了一套大书《日本侵华图志》（25卷），后来在美国的纽约国际书展上也产生很大影响，这套书就不讲中国是如何抵抗的，而是专门揭露日本如何侵华。”

《日本侵华图志》包括25000张照片，全面展示日本自倭寇窜犯中国东南沿海以来，尤其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45年战败投降，再到1948年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全部历史过程。“这套书里都是第一手的照片，而且每一张照片都有出处，全面揭露日本侵略的面貌。过去我们对形象不重视，认为照片不是历史，但我们现在关注形象方面的研究。”

“我们的抗日战争研究不能局限于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我们这一代在1980年代以前只知道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我们的视野不开阔。近年来我们的抗战史研究要走向世界，不能只局限于中国，要国际化。比如欧美各国就没有什么人研究南京大屠杀。在美国有几个人，要么是华裔，要么就是南师大或南大出去的，这都还不够。”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有转向，以前总是说抗战中到底共产党贡献大还是国民党贡献大。我在7月台湾的研讨会上就讲，时至今日抗战胜利70周年了，两岸不要还在纠缠哪个党贡献大，还在纠缠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看到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官兵，都在那个年代献身国家。”

“有时候我们很轻松地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抵抗’完了还加‘主义’两个字。但我们要想想那个年代我们的武器装备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要死打硬拼？我认为抗战时的蒋介石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拼，死光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跑；第三是制订一个良好的战略战术把敌人拖住，然后再运用战术把敌人消灭掉。蒋介石面对强敌，生存下去很不容易。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怎么办？当年的中国确实很弱，我小时候在山东长大，那里就很落后，有电灯的家庭很少，经济落后会反映在我们的国防力量上。”张宪文说。

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丰硕

会议上，江苏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孙宅巍先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状况。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曾参加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专著有《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权威”。

孙宅巍表示，近些年来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进入到全盛时代，“各种学术研究著作、史料整理的丛书都纷纷推出，真的是前无古人，当然这些成果主要出现在南京”。他随后举出了四例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一是张宪文教授领导的团队在近年终于出齐了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除此外还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有8本遇难同胞名录，里面首次披露了大量遇难者的名单。“以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只有三五千人的名单，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史料集出版以后，把这一名单提高到13000人，这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是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主编的6卷本《南京大屠杀辞典》，2014年底已出版了第一册。“目前大概有2千万字要出版，这又是很浩瀚的工程。”

第三，是由南京师大张连红教授率领的团队，他们利用日本友人和华侨资助的资金，十年来总共做了48个项目，具有较高水平，而且用了很多第一手的调查资料。

第四，就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生教授率领的团队，他们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也在日前出版，这部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方方面面的理论和实证问题，也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

在肯定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的同时，孙宅巍也指出了现有研究工作的不足之处。“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与其说我们取得了众多成果，倒不如说我们今天刚刚起步，也就是说，我们学术研究没有止境，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尽管有上百本出来，但还是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南京大屠杀的理论问题。“其实到今天为止，我觉得关于南京大屠杀原因的研究不深不透。现在都说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野蛮，见人就杀，因为南京是首都，日军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所以就在这里杀人。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问，同样是这支军队，为什么在其他城市就没有那么野蛮呢？同样是大的战役，上海的战役规模超过南京保卫战，而且上海是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在那里施展下马威不是很好吗？又例如武汉是战时首都，日军在武汉多杀一些人不是更可以折服中国吗？所以反过来一问，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在南京，这个原因还需要继续探讨。”

孙宅巍个人认为，除了一些根本性原因外，可能也有一些偶发性因素导致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例如南京有八九万的军队放下武器，其中有一部分人又脱下军衣混到了老百姓当中，这就促成了日军加大杀人规模的借口，“类似这些偶然性因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等待继续去做。我们常说南京30万人遭到屠杀，但经过张宪文教授团队多年的努力也不过保存了13000人的名单。“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寻找一些更有说服力的名单？比如在遇难同胞当中到底有几个是放下武器的军人？对此，我们回答不出来。”

当年导演陆川拍摄电影《南京！南京！》的时候，孙宅巍是他的历史顾问，最后等到这个片子快要出了，陆川问孙宅巍能否列出几位放下武器的军人姓名，比如“某师某团的某某某”，但孙宅巍坦言他找不出来，结果交了白卷。电影拍成放映之后，他才找出了两三个人，但是远远不够。“应当说经过我们的努力，如果不找出几十个、一百个人的名单，我们真对不起那些被杀的军人！”

孙宅巍长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埋尸记录的研究，因此对于遇难者的具体人数问题尤其关心。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战后在南京、东京的两场审判研究有待加强，因为中方的南京大屠杀审判准备工作既粗疏又马虎，“我发现一些作为死刑证据的照片都是错误的，就凭这个东西把人家杀了，倒不是说杀错了，就是照片的标注错了，说明工作很粗。”

“既然我们确定了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我们伪造出来的。我们就要把问题一一说清楚。所以我觉得南京大屠杀研究今后仍然任重而道远。”孙宅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