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〡别再说什么“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以及2012年之后的减速，有众多解释和分析，其中一个视角是人口红利。具体而言，就是过去的高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的释放，而近年来的减速则是人口红利的式微所致。这一过程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似乎也为这看法提供了论据。2012年起，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2012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而按照世界银行口径的统计，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74.22%开始趋势性下降，2014年到73.61%，平均每年降幅0.25%。

是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客观事实。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呢？

“百度百科“对于人口红利的解释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说白了，就是由于劳动力充裕，劳动力便宜，而且工资增长压力不大，相应雇佣劳动力的投资回报率可观。

照此解释，中国的人口红利确实出现了趋势性减弱。这一点结合经济减速，就会出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什么是“刘易斯拐点”？就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于上世纪70年代在起几篇论文中提出的，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发展，都可以做为这一理论的例证。

现在来看中国的情况。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速变化和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变化拉到一起画图的话，基本上形状应该是在一个“倒V”型，即在适龄劳松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阶段，经济增速应该是不断加快的；而在在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的阶段，经济增速也开始随之下降。

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画出来，是下面这个样子。

从1966年至今，中国经济依次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十一五”开始改为规划），历时整整50年。这期间，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由“三五”（1966-1970）期间均值的55%提升至“十二五”（2011-2015）期间均值的74%，经济增速大体上也是不断提速的形状。

但是，除了“三五”、“四五”（“文革”影响巨大），从“五五”至“十二五”，有三个数据点是远离趋势线的——“六五”和“八五”的数据点在趋势线上方；而“十二五”的数据点在突然掉到了趋势线下方。

正是由于这三个奇异点的存在，让我对上述基于人口红利的解释，产生疑问：

问题1：是什么导致了“六五”和“八五”的数据点在趋势线上方呢？

我的答案是，“六五”（1981-1985）主要是改革开放的制度性红利；“八五”（1991-1995）则得益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实际上也是制度性红利。也就是说，制度性红利能够带来经济出现脱离趋势的增长。

问题2：既然人口红利不能完全解释“六五”和“八五”的“超过“，那么它能解释2012年以来的坠落吗？虽然我们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在减少，但人口红利的衰减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且从数据来看，“十二五”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要高于“十一五”，但为何经济的平均增速却出现超过3个百分点的突然下降呢？（“十一五”经济平均增速为11.3%，“十二五”经济平均增速仅为7.8%）

对于问题2的答案，说实话，我没找到。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请不要再和我说什么势在必然的“刘易斯拐点”。中国经验的重要的一条在于制度性红利力量——事实上，人口红利的调动也离不开制度性红利。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从制度性红利入手，把经济轨迹拉回到趋势线附近，而不是简单地一句人口红利没有了，就放任远离趋势线的“奇异”点自由运行。